| 第二章 2030 年的新发展战略 中国过去 30年成功发展的战略已经成就中国今天中上收入经济体的地位。但未来 20年的挑战和机遇与过去碰到的不同，需要用全新的战略来应对。这个新战略要依托机遇、解决挑战、管理风险并实现国家的长期目标。但包含哪些目标——以及中国取得这些目标需要什么战略？本章将首先探讨中国自身对 2030年的远景规划，找出新战略的核心因素，最后评估这个新战略应该具备的特点。 1、2030 年发展目标：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在最近一份地标性研究当中，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指出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都有5 个共同点：通过开放贸易与投资政策在全球寻求机遇；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高收入与高投资率；允许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可靠度高。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建筑师，在塑造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战略共识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经过 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之路已经到了另一个拐点，需要再次进行战略的、根本的改革。 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到2030年要成为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个目标中的每个因素在本报告中指导分析和建议方面都有特殊意义。 一个“现代社会”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且生活质量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这样的社会应该有现代价值观、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当代尖端的产品和技术、并在全球所有领域与其他国家平等发展。 要成为一个“和谐社会”，中国要达到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首先，政策目标要旨在消除大部分社会和经济障碍并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参与国家经济、社会、立法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中国将看到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争端基于道德、法律法规和实践公平和平地解决，而制度结构能迅速适应社会变化需求和雄心。第二，中国要平衡与自然的关系，其生态碳足迹——使用资源及产生垃圾的衡量指数——要与国内（以及全球）土地、水资源、空气资源生物方面的现有技术保持一致。第三，中国自身要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公平、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通过和平合作针对全球事务向共同目标迈进。 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未来的繁荣基于创新，并拓展个人的创造潜力。成功与否取决于创造价值的能力，并非生产更多产品，从而能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在同种产品领域提升价值链、参与全球竞争。创造力不仅要通过产品和生产流程技术显现出来，还要体现在文化和艺术领域。如果成功，中国的经验将成为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标榜。 一个“高收入社会”就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要与发达国家持平；庞大的中产阶级促进社会稳定、优化执政和经济进步；消除贫困；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通过提高平等和机遇促进社会和谐。 如果中国到 2030年实现该目标，那么按市场价格计算，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实际上中国将在 2020年前赶超美国）。中国在未来20 年之内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将相当于目前15 个韩国。人均年收入将在1.6 万美元左右，为目前水平的3 倍多，接近现在斯洛伐克或韩国的水平、略超美国当前水平的1/3。 另一个 2030年将出现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转型。中国在“变富”之前先“变老”。人口低出生率将意味着老龄人口比重增大。老年赡养率，即65 及65 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4 －65 岁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在未来20 年内将翻一番。到2030 年，中国的赡养率将与目前挪威和荷兰的水平持平。更重要的是中国适龄就业人口数量从2015年之后就会下跌，城市人口比重将从目前的 50%上升到2/3 ，平均每年增长1300 万人。 与目前的情况相比，2030 年，中国的经济会更加复杂、并由市场驱动、以知识为主且倾向于服务业。贸易和金融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会导致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因此对外部冲击会变得更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会更加稳定。这就为一个开放的资本账户和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打下基础。政府的经济首要任务要转变为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投资和法制健全的环境、资助公共商品和服务。中国还将在同种商品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高校毕业生数量将是目前的3 倍。另外，生态环境会有所改善。由于城市人口的激增、交通发展、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会继续缩小。 2.新战略解析 要实现2030 年的目标，中国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过去30 年采用的战略旨在应对过去的挑战。现在，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变了，国家实力也不同了。成功的战略应该是弹性的、符合这个不断变化的局势。无法成功调整战略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一个问题并已经把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为中国最终要的经济战略首要任务。 改变发展模式是个紧迫任务，作为向科技先锋发展的经济体，中国对并购和应用外国技术的潜力已经耗尽，政府的角色要从根本做出改变。尽早做出改变有助于中国从新技术进口国转变成为技术创新国。 发展中国家易于跟随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从而获得“后来者”优势。这样的模式使政府更加明确自身的角色——提供道路、铁路、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支持民营投资，实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鼓励科技进步，若市场与协调机制实效而抑制具备国际竞争力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实施恰当产业政策。东亚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经济体（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香港特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深刻反映了这些特点。 但是当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技术先锋之后，正确的发展战略就不那么清晰了。政府的直接参与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政策的侧重点需要转向民营产业发展；确保市场足够成熟，能有效分配资源；企业在先进技术领域有实力参与全球竞争。 民营产业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技术前沿的创新本质上和简单的技术追赶有天壤之别。创新是个不断试探的过程，成功机率非常不确定，并非通过政府规划就能实现。的确，参与创新试探进程的企业越多，取得技术突破的机率也越高，而且新成果极有可能被用在商业产品当中。企业要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政府则要支持、促进企业的创新。 政府的关键支持之一在于加强人力资本的质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减少和制造业实际工资的上涨，这一趋势目前已经越来越明显。但劳动力生产力并没有随之增长，实际工资上涨将导致国际竞争力大幅缩水。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不仅能增加劳动力生产力以维持中国的竞争力，还能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价值链。要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就需要优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安全。还需要公平的就业机遇和创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横向转移，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阶级中的纵向转移。 政府要发挥的另外一个支持作用就是鼓励参与发展进程。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于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国家赋予公民更多权力参与发展，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标准。政府应该积极应对这些需求并通过明确法规赋予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学术界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相应权利，鼓励扩大决策参与规模。这样一来，政府就能逐步将自身功能转移给社会大众，让非政府组织以全新方式来形成网络，为创新和创造力制造空间。另外，赋予社会一定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将有助于释放提升平等和机遇的新兴观点和方法，确保社会各阶层全面发展，取得社会福利与竞争力的平衡增长。 最后，虽然政府减少了在市场、资源配置、生产和分配的参与，但应该提升其在金融公共产品和服务、环保、提高平等与机遇、为民营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方面的作用。政府发挥这样一种间接、支持的作用虽然比较复杂但将产生广泛影响，并通过民营产业和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虽然直接对“有形”商品和服务的参与减少了，但政府仍需提供无形的公共商品和服务，例如提高生产效率、竞争、促进产业专门化、强化资源配置效率并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体系、法规和政策。这需要设计和贯彻刺激创新的体系结构。 比如一个主要领域就是基础公共服务的融资，包括养老金、医疗保健、教育、住房，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力度，将之前积累的资源投入到基建和制造业当中。同样重要的是，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民营或公共产业是否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而应该注重要确保这些单位在公共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效率和质量。鼓励民营的公共商品和服务产业并形成公-私伙伴关系，这不仅能将新技术和思潮注入公共服务，还能赋予民营产业一定权利并鼓励更多人参与到这一发展进程当中。另一个例子就是环境，该领域需要政府强硬的行动。绿色发展战略不仅要改善中国的生活质量，还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贡献一己之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数量也是全球之最，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全球义务并在全球公共商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为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把自身利益和全球关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建设主动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设计全球法规而不只是接受它们。 总之，中国调整其发展战略迫在眉睫，这决定了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在核心部分，这样的调整需改变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民营产业和整个社会的关系。虽然政府从直接参与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当中撤出来，但仍需集中精力规划并实施政策和立法框架，赋权其他人和组织参与经济决策制定，从而达到快速、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目标。要发挥好这一职能，政府要遵从法制、精兵简政、加强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重新定义职能的过程中，政府还需加速国有产业的改革，使之与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相协调。同时还需促进市场因素改革（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从而强化市场经济基础、提高竞争和创新。同时，社会的职能也需要做出较大变革，中产阶级将通过加大参与发展进程的力度和范围成为促进和谐发展的主力军。 3.新战略的主要特点 在描述提出的发展战略之前，值得强调该战略的5 个主要特点。 首先，在提高增长质量的同时要持续增加收入。中国不仅有雄心要成为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高收入社会，也要实现增长有质有量。增加收入的同时也需要提高休闲和自然环境、拓展艺术和文化活动、加强经济和社会安全感。与此同时，刺激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的结构也需反映出改革的核心。中国要开发出一套全新的标准来衡量未来几十年内的进步——以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可持续目标来平衡增长和收入。 第二，实现平衡、可持续的增长，与市场推动力保持一致。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的投资和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可持续。受高储蓄、低财政和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刺激，中国引人注目的增长率已经导致资本密集、产业带动发展、依托出口。与快速增长的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滞后。工资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持续下跌；但资本和投资的比率却在攀升。城乡不平衡问题从上世纪90 年代就开始不断扩大。中国也是富人之乡，但仍有1.7 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人均不足2 美元。回归平衡、可持续的增长需要提高服务支出和消费的比重。这一方面，要通过修正要素价格扭曲来实现，并进行由市场驱动的结构变革，一方面取得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也能促进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城市与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 第三，强化创新与创造力。服务业的发展在未来要成为首要任务，而制造业的增长仍将是拉动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毕竟目前虽然实际工资增长迅速，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省份，这在未来很多年之内仍具备一定优势。政策不应该只是纯粹关心增长，还需要鼓励制造企业升级价值链并加快成为全球技术先锋的步伐。像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这样的服务有重大意义。要在这些领域有所成就则需要与全球经济进一步融合并提高专门化、参与全球研发网络和营销。 但如果相信创新将会阻碍制造业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中国在开放创新方面成功了，那么服务业也将受益颇多，中国完全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高端服务出口国。大多数服务都是可以进行国际贸易的，而中国可以从凝聚经济和服务的国际专门化中受益，这与制造业类似。例如，如果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成功引领全球创新，那么这方面的相关专家和知识就有可能成为全球追求的对象。同理，如果中国的金融产业能够达到这一点：资本账户自由化且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那么中国也将成为一个关键的金融服务出口国。 第四，释放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机遇的平等性不仅有助于释放中国的人才潜力，还将支持各方面的增长并优化收入分配。提高机遇的平等性不应该只局限于公共服务，例如卫生和教育；而应该包括经济机会，如就业、金融、或创业。提高在企业和金融业的机遇平等性的途径就是要引入更多市场要素和产品竞争。当然，更多的竞争可以来自国外，通过刺激出口并降低进口障碍，也可以通过鼓励国内市场上的现有企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和市场机遇、使采购程序透明化来开放公共采购、为从事公共服务的民营产业创造新机会。 第五，重视市场作用、法律法规、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由于政府将转变直接干预企业和市场活动，转向创造政策和法规环境以支持自由、公平竞争，还必须捍卫法律法规。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不仅法律法规要能够反映出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和首要任务的调整，还应该公平有效的贯彻。如果贯彻标准因各个产业、地区、企业和个人之间差异而不尽相同，那么可能会抑制竞争、导致经济成果失效、造成不公平感。若出现合同纠纷，不论发生在私人还是私人-政府间，与事各方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法规获得法律救助，享有透明、有效、正直、公平的司法制度。 同样，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也很重要，针对近年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道德滑坡”现象，中国普遍比较担忧。随着步入高收入社会，中国应该重新审视并贯彻其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从社会角度看，这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也营造了团体意识并强化社会凝聚力。从经济角度看，这能减少业务成本、提高政府经济行政质量。提升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不仅是政府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组织的责任，确切的说，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道德意识不是法律强制性的，却是一个高收入、和谐社会的标志。标志。 4.新战略的六个关键方向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