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内的主要趋势 由于某些新兴市场在未来 20年内的增速会放缓，我们预计到2026 －2030 年，中国的GDP 会从2011 －2015 年期间的8.5%逐步下降到5%左右（见表-1 ）。一方面，很多资源在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中形成了推动增长的动力。还有，资本的持续积累虽然规模可观，但对推动经济增长作用不大，因为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此外，中国将经历一场人口变革：人口负担率在未来 20年内将翻一番，相当于目前挪威和荷兰的水平（在22% －23%之间）；劳动力规模预计将从2015年开始缩小。但劳动力将更具生产力。最后，全要素生产力（TFP ）增长也会下降，这是衡量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指标。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从第一代政策改革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吸收的进口技术已经耗尽。最终，中国与技术先锋国家的差距会缩小，而第二代政策改革可能对增长的作用较小。作用较小。 表1：假设改革稳定且无重大冲击情况下中国增长模式预测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些因素加上“重新平衡”的政策，都强调国内增长，使得服务和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上升，而出口、储蓄和投资的比率下降。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在支持这些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同时要避免经济突然下滑以及可能的危机。 中国的外部账户在贸易顺差方面有望下降——由于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缓慢，中国的出口增长也将放缓，但进口增长会受到国内内需持续扩大刺激而上升。但同时，中国的外部资本账户逆差会增加，因为中国储蓄会流向国外，以寻求更高回报率的投资并抵消国外的贸易保护压力。该趋势不仅能防止外汇储备积累上升，也能促进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经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包括土地、空气和水资源。未来的挑战就是要通过进入全球绿色科技新市场，利用绿色增长模式将这一压力转化为推动经济的新增长源，同时解决中国自身的环境压力问题。如成功，生产的能源和商品密度到2030 年有望大幅下降。原因有三：工业占GDP 比重下降；资源与污染密集型企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下降；能源、商品和环境服务价格下降。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过去 20年内一直在加剧，但已经有初步信号显示未来收入差距会持平或逐渐缩小。未来几十年内，三个突出的结构因素会证明这一拐点。首先，中西部地区会加速发展，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第二，农民工收入会大幅上涨，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政策的作用将在于通过增加平等机遇支持这些结构因素（详见第六章）。第三，虽然城市化率仍将继续上升，但由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放缓，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所辖，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会逐步放缓（城市-农村收入比率到 2030年有望从 2010年的3.2 ∶1 下降至2.4 ∶1 ）。 同时，教育水平提升和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型劳动力并推动中国的价值链，这一进程可能在未来继续加速。不断提高的技术基础将有助于经济生产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并加速创新步伐。正如上世纪80 和90 年代，大量缺乏技术的中国劳动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一部分进入国际劳动力市场，今后，中国有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也将会成为全球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对扩大全球技术型产品供给意义重大。实际上，大学毕业生数量在未来20 年内将会激增——比整个美国的劳动力数量还要多。 此外，中国在单位劳动力成本的现有比较优势也会逐步消退。沿海地区非技术型工人实际工资的迅速上涨将刺激企业转移到附近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便宜的内陆地区。由于内陆和主要城市、港口之间的连接基建不断完善，内陆与沿海之间不断上涨的运输成本不会影响较低输入成本所带来的优势。 在生产力上升的同时，工资上涨会继续刺激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反过来，这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会提升消费在GDP 中的比重。此外，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的中产阶级也将促进政府提高行政、改善公共服务等。 最后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这是中国提高自身全球竞争力的推动力，在未来也将快速发展。未来 20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新增数量相当于一个东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到 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比重将从1/2 上升到2/3。这又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也取决于城市发展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3.未来的机遇与风险 这些全球和国内趋势给中国带来很多未来 20年助燃经济增长的机遇，但也面临不少威胁增长的风险。未来的任何发展战略需要依靠机遇，同时管理风险。 首先来看机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使得中国中产阶级扩大，从而刺激对收入弹性商品的内需，如耐用消费品、休闲活动、住房、更好的卫生教育服务。这些加上其他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相似的转型中都将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大量新机遇，带来生产和营销的规模经济，并通过创新和技术发展为企业增加国际竞争力提供新鲜血液。 产业专门化、产业间贸易和双向投资的提高都让中国有机会通过吸收、完善并掌握现有技术缩小自身与国际科技先锋之间的差距。中国的高储蓄率也有利于资助科技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大国（见图-2 ）。还有，随着自身研发能力的进步，中国也将成为全球生产和流程创新的来源国，并带来技术突破。 图2：中国的储蓄与其他国家比较（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中国不断发展的科技实力又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变革，形成具备比较优势的新兴领域。不仅中国的建筑业已经成为国际建筑工程的全球大佬，其他产业也会在全球市场上具备各自的竞争力。这样的转变也是提高生产质量、安全和环境标准的机遇：为中国提供一个国际经济前沿并提高国内的消费体验。 中国目前的生产和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新型模式的探索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强调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不仅仅是发展速度，更鼓励地方政府间基于发展指标和社会、环境衡量因素展开竞争。对首要任务的调整也要符合中产阶级扩大带来的提高生活质量需求。 同时，全球和中国国内的趋势也为中国带来不少风险，可能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并破坏中国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和谐和有创造力社会的进程。应对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社会转型的问题本身就是个挑战，加上国际环境仍可能充满不确定性、变化无常，中国的任务更加艰巨。由于全球经济进入到一个全新且危险的阶段，要通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副作用找出出路并适应“新局势”，未来5 年的风险会特别高。 中国增长将会放缓已经是个广泛共识，但何时放缓、以何种速度、进程是否会顺利仍是未知之数。任何经济的突然下滑都将可能暴露国内银行、企业和各级别政府的效率问题，酿成一场财政和金融危机，目前的高速增长已经遮盖了这些潜在问题。在这样的局势下，给社会稳定性造成的影响也很难预测。 政府如何应对经济突然下滑将取决于成因。成因之一可能会是宏观经济受到冲击，如房地产价格突然下滑、建筑业和投资大幅紧缩，或是发达经济体增长骤降而导致的全球贸易与增长锐减。这些风险在短期内至关重要，而且中国在未来 20年内的确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幸运的是，中国的财政和债务情况能在短期内以逆周期措施来应对，但仍需长期的结构改革举措加以支持（如本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另外一个可能造成增长骤降的风险就是经济结构本质，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是通过政策改革来应对结构问题，一旦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措施刺激经济，那么将会引发通胀和不稳定性，还可能破坏投资者信心，最终造成更慢的增长甚至停滞。在上半个世纪，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中等收入情况，但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走出这个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更多的是面临增长的突然、急剧下滑，在应对导致下滑的根本结构之际失败了。中国不应该再重蹈覆辙。成功实施本报告中包含的这些改革政策，旨在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提高输入因素效率、人力资本投资、创新并转向高价值服务——避免掉进陷阱并在未来20 年内GDP 保持在每年6% －7%的增速。 中国相对较高的收入与资产之间的不平衡性、低消费和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问题（图-3 ）都已经加剧增速骤降的风险。虽然国内内陆地区的大量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劳动力迁移障碍（即户口制度、缺乏养老金计划、劳动力市场机构功能疲软、就业市场信息不足）已经把上千万农民家庭困在低工资和低生产力工作当中。这些障碍，加上市场因素和有利于企业利润的资源价格政策和家庭收入税收，都造成工资比率降低，但资本在国家收入中的比率升高。再者，国家给农村和城市家庭提供的公共服务天差地别，城乡地区之间的“机会鸿沟”也在加剧。某些地区社会问题造成的紧张已经升级，导致公众游行示威不断。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紧张情绪将是中国未来增长和稳定的威胁。 图3：2008 年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社会风险也可能从其他方面升级。如果参考其他国家经验，中产阶级的壮大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对政府提出改进执政以及获得更多参与公共政策探讨和实施的需求。如果政府满足不了就将造成社会紧张；若政府能找到方法提高协商、知识以及个人和非政府机构社会资本，这些需求将是优化执政的支持力量。 还有一个风险与中国增长模式有关，特别是在能源和自然资源密集使用的板块，已经造成大面积环境退化，经济也受到商品价格的冲击。尽管各产业能源密度上升已经稳步下调，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发展、制造业结构转型都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头号使用国，2010年已经超越美国（但按照人均来算，美国仍是全球第一，人均消耗能源量为中国的5 倍，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方面已经全球领先）。同理，快速增长已经导致自然资源衰竭、环境污染严重。这些趋势未来可将是抑制增长的重大威胁。 很多造就中国高储蓄率和投资水平的政策也是中国外部不平衡性的原因之一，这是以经常和资本账户顺差衡量。这两个顺差已经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都投到了低收益的美国国债上，但中国却要为以“热钱”形式入境的资本和FDI 支付高额利息。中国现在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只是目前的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出现的。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作为快速扩张和深化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其作用不断加大，也反映了强化国家缓冲外部冲击的汇率政策目标。讽刺的是，鉴于美元不振，这些外汇储备面临大额资本流失的风险。通过外向型FDI出口资本的措施，特别是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努力，已经在资本接收国家受到质疑，除非采取恰当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否则风险和摩擦仍会升级。 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但与进口增长速度不平衡，在加上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顺差助燃保护主义压力，这些都影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中国的出口保持目前的增速，那么到 2030年，占全球市场的比率将达到20% ，几乎相当于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日本出口占全球市场比率巅峰时期的2 倍，日本当时就遭遇了其贸易伙伴的保护制裁。中国如果照目前的轨迹发展，这就可能在 2030年之前引发不可控的贸易摩擦。由于高收入国家增长疲软且仍在进行财政整改，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章 2030 年的新发展战略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