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锦涛上台伊始，就提出“科学发展观”。从此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尽管时不时也撘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花瓶摆饰一下，实际只是“邓三发”。但真正强调要落到实处的，则仅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第5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可以说，过往十年，实则是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去年18大交班时，“科学发展观”也就正式写入了党章，谋求成为党的“永远”的指导思想。 所谓“科学发展观”，按胡锦涛的“经典”解说：“我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第3 页)这种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表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同上书，第3、5页） 这种“科学发展观”究竟有多大的真理性？果真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应不应、能不能、配不配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黃婆卖瓜，自卖自夸”，是算不了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告诉我们：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是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客观的。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靠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据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实际权力大小，所处地位高低，自己觉得如何，同真理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 毛泽东历来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说：在社会实践中，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升华出来的思想、理论，是不是正确地反映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只有再“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等等是否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冊，第300页) 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凡是实践结果取得了“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就是真理； 反之，“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就是谬误。 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已经整整十年，是不是取得了预期的结果？是取得了“成功”，还是遭受到了“失败”？ 当然要看客观的社会实践是怎么说的。如果说，当年邓小平就是打着实践标准“检验”毛泽东思想出山的，那么，现在就理应当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科学发展观”。 所谓“科学发展观”除去华丽的词汇，以及生硬塞进去的理论装饰而外，实际也就是中央反复强调的落实“五个统筹”。在“科学发展观”经过十年实践后，我们就以实践为标准，看看“五个统筹”究竟“统”得如何？“筹”出什么？“科学发展”的结果，究竟是取得了“成功”，还是遭受到了“失败”？ 先看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 所谓“统筹城乡发展”，就是“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城乡统筹经济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争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第48页) 这就是说，“统筹城乡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尽快扭转城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 其实，新中国诞生后，经过艰难的奋斗，本已基本上消除了旧中国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是还有差距、矛盾，但不很大。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仅为1.8：1。 令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城乡的差距、矛盾不是继续缩小，而是迅急扩大。１９９３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扩大到２.４７：１。到2002年，即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台前，这一比例上升到3.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７０３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２４７６元。 这可说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背景。 那么，经过十年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结果又如何？“尽快扭转城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实际 效果怎样？ 让数字作证，听实践判定：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科学发展”的头5年，城乡差距、矛盾理应逐步缩小，实际却继续扩大。2007年城乡差距、矛盾继续扩大到3.32∶1，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为4140元，城镇居民的纯收入为13786元。 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攀升到3.33；1。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难怪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年初《求是》上撰文里不得不惊呼：“中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 这就是“统筹城乡发展”七年的实践结果！ 至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之比3.23：1。即农村居民收入为5951元，城市居民收入为19109元。 直到在胡锦涛交班的2012年，城乡收入差比总算盼来“科学发展”出的“美丽的情景”，城乡居民收入比“有小幅回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比2009年同比回落了0.1个百分点。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 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在十年的实践中“贯彻落实”出来的结果！ 可见，社会实践表明，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前八年的结果，不仅未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倒把城乡差距急剧拉大到3.3：1的峰值。直到2012年，才将这一比例原封不动地保持在十年前3.1的高位。所谓“尽快扭转城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化成了美丽的泡影！“统筹城乡发展”十年，城乡差距不见分毫缩小，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科学发展观”吹得天花乱坠，“放到实践中去”却一点也不灵。有无“科学发展观”，全然一个样! 怎能说，这就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呢？ 再看第二个，“统筹社会经济发展”。 所谓“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经典的解释是：“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格局的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协调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同上书，第53页)，就是要“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同上书，第52页)简言之，就是要尽快缩小贫富差距，缓解两极分化。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分配基本上是按劳分配，相当公平，无所谓“贫富差距”。“资改派”异口同声指责那是“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国际公认衡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数量标准，即基尼系数来说，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16，为世界之罕见。 改革开放后，在砸烂“大锅饭”、“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号令下，我国的基尼系数迅速增大，贫富差距急剧拉开。1985年的基尼系数，增大到0.24；1995年上升为0.434；2000年又达到0.458。到 科学发展观出台前的200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按“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数据升至0.4259。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科学发展观实践十年的结果又如何？果真是“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中国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究竟是缓解、缩小，还是更加扩大？ 让数字作证，听实践判定： 去年，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说明经过五年的“科学发展”，基尼系数非但没有缩小，反倒迅速拉开，从2002年的0.4259，拉升至0.484。 而2008年，更攀高至0.491。 按马建堂的说法：此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十年“科学发展”，中国基尼系数，在2012年“回落”到的所谓0.474，只是官方的数据，是否合于实际，也是众说纷纭。连新华社两位研究员都曾指出：早在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西南财经大学关系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数据，更提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联合国是每年2月公布上年度的基尼系数，也曾显示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预期突破0.55，位于全球倒数第四位。只是比南部非洲三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要好一点。联合国规定的0.4的所谓安全警戒线！ 中国基尼系数0.474凸现所谓GDP辉煌，究竟惠及了谁？不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而是少数富人。人民网2012年报导：财政部关于财政性收入数据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2012胡润财富报告》公布：全国有千万富豪就有102万个，亿万富豪也有63,500个。 由此可见，我国贫富差距、矛盾，经过“邓、三”特色理论“创新”二十来年来，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6，到2002年拉开至0.4259。而“科学发展”十年的结果，至2012年上届领导集体交班时的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更是攀升至统计局公布的所谓0.474。实践标准判明，“科学发展”十年的结果，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未能缩水，反倒急剧拉开，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世所罕见。这当然不能说“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只能说是把极少数富豪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科学发展观”，“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经过十年实践的残酷现实，落得发展非常不科学。实践结果遭到了”惨败“，难道不证明“是错误”，反倒是伟大的“创新的真理”？ 复看第三个、“统筹区域关系”。 所谓统筹区域关系，按经典解释是：“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简言之，就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低成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50、54页） 解放前，我国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东西部间的区域差距、对立非常尖锐。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本着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宗旨，“有计划按比例”、“全国一盘棋”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国家的重点建设基本上放在东西部，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区域差距、对立的严峻局面。 改革开放后，我国早先设立的“经济特区”全在沿海，在外贸主导、优惠外资的政策引导下，区域差距又迅速拉开。江泽民时代，提出开发大西北，本意原是缩小东西部区域差距，但乌龟追兔子，只要兔子不睡觉，差距还是“继续扩大”。西部与东部人均ＧＤＰ差距比值，五年间由1：2．43扩大到1：2．57。可以认为，提出“科学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是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 那么，“学发展观”十年实践的结果又是否有效？区域差距究竟是稳住，乃至缩小，还是反倒扩大了呢？ 让数字作证，听实践判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东西部经济总量的差距，1978年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2.09倍；2000年上升至3.05倍；2005年攀升至峰值3.24倍；2011年下降到2.7倍，较2000年下降了0.35倍。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指出，最近十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达12%，高于东部地区的增长；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00年的17.1%提高到2009年的18.5%。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成效。然而，问题在于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差距究竟是不是缩小了？实践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周年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西部加速发展，但与东部绝对差距继续扩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称，2000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如今，这一差距拉大到了21000元。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也坦陈，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欠发达的状况不可能在十年内得到解决。在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上，“再经过100年(西部地区)也不一定能够和东部地区拉平”。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经过十年实践的结果，西部地区发展固然是加快了，但地区的绝对差距却在“继续扩大”。实践标准判明，“科学发展观”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也难说是不“成功的”！ 复看第四个，“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所谓“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典”的解释就是“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第45页）简言之，“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同上书，第34页）就是要扼制、扭转生态环境污染的严峻局面。 那么，“科学发展观”实践十年的结果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是否有所好转？是否建设出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呢？ 让数字作证，听实践判定： “科学发展”十年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上升成了GDP主义，经济的增长高于一切。我国的经济总量从26万亿元增加到约52万亿元，但这种经济增长正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我国生态灾接连不断，自然环境更趋恶化，谁都可以直观感受水质、土壤和空气污染之严峻！ 在水的污染方面，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大小支流污染、坏死景况更悽!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水。2006年后又是否略有缓解？没有。 国土资源部今年4月２０日公布《２０１２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１９８个地市级行政区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监测点总数４９２９个，其中国家级监测点８００个。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近六成地下水为“差”，其中１６．８％监测点水质呈极差级。主要超标组分为铁、锰、氟化物、“三氮”（亚硝酸盐、硝酸盐氮和铵氮）、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等，个别监测点存在重（类）金属项目超标现象。而呈优良级的监测点，仅为５８０个，占全部监测点的１１．８％；水质呈良好级的监测点为１３４８个，占２７．３％；水质呈较好级的监测点为１７６个，占３．６％。 在土壤污染方面，2010年环保部长周生贤在人大常委的报告就承认，中国土地质量“总体不容乐观”，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在另一正式场合，环保部还表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 在空气污染方面，今年以来，全中国东南大部分地方多次严重雾霾，敲响了空气严重污染的警钟!影响之广，竟达6亿人口之巨。中国多地PM2.5指数直逼最大值。北京有的地方峰值高达750以上。而世卫组织规定，PM2.5超过200就危害人民身体健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周南山说：严重空气污染“比SARS病毒更可怕!” 前不乆，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第一季度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1—3月份，74个城市总体达标天数比例为44.4%，超标天数比例为55.6%，其中轻度污染占25.3%，中度污染占11.5%，重度污染占13.0%，严重污染占5.8%。首要污染物为PM2.5、PM10，其中PM2.5平均超标率为49.1%，PM10平均超标率为33.6%。 我国的环境污染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环境规划院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10年，污染导致直接的损失翻了一番以上。2010年环境损失的不完全统计表明，污染造成1.1万亿人民币环境退化成本，是2004年启动“绿色GDP”研究项目的2.15倍，当时的环境成本为5118亿元。污染环境退化成本占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不过如果将生态系统（森林、湿地、草地）受到的破坏计算在内，那么损失就达1.5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5%。而如果将与环境污染有关人的健康损失计算在内，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了。早在2006年环境规划院发布的报告就说，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内地城镇35.8万人过早死亡，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达1527亿元。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空气和水污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的损失相当于中国DGP的5.8%。触目惊心！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过十年的实践检验，中国环境污染日趋严峻的势头，完全未能受到应有的扼制，反倒愈演愈烈。“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所谓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渐行渐远，化成天花夜潭。而环境敌对型社会，却是残酷的现实！ 最后看第五个，“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所谓“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按“经典”的解释是：“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密切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第48-49页）就是要“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第22页）简言之，“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 众所周知，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地把我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靠国内市场，靠内需拉动经济。1978年前，我国积累和消费比较适度。积累占20%略多一点，主要用于建设投资；消费占80%略少一点，主要用于人民生活。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时，外贸依存度只有9.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增加。1980年到199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由12.6%上升到30%,10年间提高约17个百分点。1990年到200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上升到39.6%,10年间又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2002年为42.7%。 那么，“科学发展观”十年实践的效果又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转”的结果怎样？ 还是让数字作证，听实践判定： 从居民消费率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0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为46.4%，2010年下降为34.9%，2011年仍为34.9.%。 10年减少十几个百分点。老百姓分享的蛋糕的份额没有增大，反而大减。内需不是提高，而是快速减少！ 从外贸依存率来看，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的外贸依存率，2002年为42.7%，2003年为51.89%，2004年为59.76%，2005年63.22%，2006年为65.17%。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回到实践中去”的头五年，外贸依存度率由2002年的42.7%，到2007年攀高至62.73%，提高了20.54%。这种高到极致的外贸依存度当然难以为继，以至于美国金融危机暴发后，2008年陡降到57.29%，2010年再降到44.24%。2010年为50.57%，2012年回落到47%。中国经济玩足了“过山车”！虽然只比2002年高出4.3%，但这并非“科学发展观”现灵的结果，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害！。 从固定资产投资率来看，近十年国内投资率直线上升，由2000年的33.2%，增至2010年的69.3%。2011年略有下降，仍为66%。这就是说，一年的生产成果近70%用于投资搞建设了，实在是世所罕见！投资对GDP的辉煌确也起了决定性作用。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主要是投资）对国内生产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95.2%。这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这就难免于经济生活发生混乱。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十年”，“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实践结果，并未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是把内需、投资和外贸拉动的畸形发展更加恶化！中国经济了陷于半殖民地险境，以至连温家宝都惊呼“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遭到了“失败”证明了什么？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总上可知，“科学发展观”指导着中国社会实践，又接受着社会实践的检验，整整十年的结果，五个“统筹”没有一个“取得了成功”，全都遭到了“失败”；不是“惠及广大人民”，而只“惠及”极少富豪！“科学发展观”落得发展不科学！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凡是在实践中“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怎能把“科学发展观”说成是什么伟大的创新真理？它又怎能配得上是什么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呢？ 如果这也算作是“真理”，那世界上还有什么谬误可言？ 无庸置疑，“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单从字面上讲，倒也不错，经过理论的包装，还像悦耳的音乐。难道不要“科学发展”？难道无须“五个统筹”？难道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至于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会不好？这十年党中央“五个统筹”确也没少费力，作了大量的工作。农民收入增加不少，恢复了不应“改革”掉的城乡医保制度，中西部发展加快了，环境治理投入不少，等等，也是有目共睹。 然而，实践标准是客观的、无情的。“科学发展观”果真是好端端的“法宝”，又为何在实践中屡屡碰壁，全面失败，一点也不“显灵”呢？ 问题的关键，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人有人，没枪有枪。反之，路线错了，就是有了一切，也会丧失干净。党的90年历史就是这样！ 自从邓小平实行资本主义改革路线以来，中国哪个重大的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资本主义的改革实质是“改革”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实行私有化，以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总设计师一方面按照美国“智囊”的献策，在中国推行私有化，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提出什么“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甚至还提出什么“先富带动后富”，等等。如此无视历史事实，理论逻辑混乱，这就是“邓小平理论”！古今内外，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哪一个不是必然地、无例外地陷入阶级剥削、两极分化？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历史，谁能找得出哪怕一个“先富带后富”的“特例”？其实，这是“忽悠”、“儿戏”，甚至连“忽悠”、“儿戏”也不如？只不过也为中国历史上《话笑林广记》增添了新的篇章！ “科学发展观”落实的十年也是这样！一方面更坚决、更彻底推行私有化，一方面又要求“统筹”这个那，“统筹”那个，“犹缘木而求鱼也！”当然只会同“邓、三”理论一样落得同样的结果。 列宁有句名言：“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第2卷，第143页） 社会实践反复断定，如果不回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大道，哪怕再出台“百个统筹”，同样是“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责任编辑：王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