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让资本主义绝种”等问题的通信 ××同志：奚兆永 久未联系，最近读到你写的《回王希哲：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恕我孤陋寡闻，在读此信之前，我还根本不知道有王希哲其人，更不知道他的有关言论，不过，我对于你的一些说法也感到不妥，为了交流思想，这里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跟你讨论，其中说得对的供你参考，说得不对的还请你批评指正。 你说，“毛泽东、中央文革在什么时候说过‘让资本主义绝种’？更没有提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为了证明这个说法，你提到毛泽东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反问道：“既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怎么会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而，你的否认是没有说服力的；事实恰恰是，毛泽东确实说过“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话。这只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5卷里的《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就很清楚了。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于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所作讲话的结论部分，原话是这样说的：“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毛选》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199页）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也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十分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并且特别重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共产党宣言》早就向世界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宣言还特别指出，这里所说的私有制不是一般的私有制，而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写作《资本论》，就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用他在初版序言的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而它所得出的结论则是：“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同上，第832页）“剥夺者”是谁？资本家也；“被剥夺”何意？被消灭是也。这不是“让资本主义绝种”是什么？！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基本的政治经济条件，而农业合作化又使资本主义陷于孤立的地位，为消灭资本主义创造了更为便利的社会条件。事实也说明，中国所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常成功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现在，有一部分人，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竭力否定毛泽东关于“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论述，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股逆流，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绝不能不分是非地跟在后面盲目认同。 至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说法和做法，当然是不正确的，但由于它是曾经存在于1958年很短一段时间的事实，我们也不没有理由加以否认。我们知道，在1958年下半年公社化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刮过一阵“共产风”。毛泽东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向人们推荐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降温的作用。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急于过渡的思想仍然占据上风。加上此时苏联也提出十二年进入共产主义，一些地方干部更提出五年进入共产主义、四年进入共产主义，还有提出三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甚至提出“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从10月下旬起即开始进行调查研究 ，并且在11月先后在郑州、武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压缩空气”。在此基础上，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并且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决议认为，那样做，“将大大地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助长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倾向”。决议还指出，“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607、611页）通过八届六中全会，纠正了党内对共产主义和商品生产等问题的错误看法，但它并不能说明这些错误观点没有存在过，恰恰相反，它说明，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过，只是它已经被克服了。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要修正错误，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共产党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的有力武器，是万万不可弃之不用的。 上面说的 “让资本主义绝种”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但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涉及到每个人的世界观，对此我们都应有明确的认识，而不能有任何的含糊。 你说，“毛泽东对现实斗争中的资本主义历来是斗争、限制、改造，至于最终消灭它，那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结果，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在我看来，这样说并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并非“历来是斗争、限制、改造”。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有分析地区别对待的，那些带有买办性的大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属于革命的对象，而那些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虽然他们由于对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赖又表现出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毛泽东称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主张“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毛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640页）这个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能只讲斗争而不讲联合。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还讲过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有人以此来大做文章，其实那是指与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的情况下实行的政策，而且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含在里面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至于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改造”，那只有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才能实行。事实上这个问题只是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才被提了出来，它不可能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值得一提的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毛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同时又明确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同上）这些都清楚地说明，由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革命性质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很自然，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将被提上日程。虽然由于新政权面临的敌人还够多够大，民主革命的某些遗留的任务如新区土改还需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还有待恢复，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举行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告诫，改造资本主义的事没有马上进行，但是，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绝不如你所说“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结果，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而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后的题中应有之义，所需考虑的只是一个时间和条件的问题，是非进行不可的。事实也正是这样。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批判了刘少奇第三句话，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进军。 这里还要说一说毛泽东在1956年12月7日对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陈叔通等的谈话，在那里，他讲到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薄一波就认为，“毛主席过去讲过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的话，在这里没有再提这个问题，虽然不意味着改变他原来的观点，但至少可以认为，他实际上作了这样的解释：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是长远将来的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做到的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薄一波的这一解释，一方面肯定毛泽东的话“不意味着改变它原来的观点”，一方面又说毛泽东“实际上作了这样的解释：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是长远将来的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做到的事”，这种解释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55年讲“让资本主义绝种”恰恰不是作为“长远将来的事”而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当前马上就要做的事提出来的。问题还在于，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作为一个全面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的；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这样一些局部性的小问题，提出要“再搞资本主义”也绝不是要大搞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只不过是要搞一点资本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即所谓“作对”）而已。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并没有拿到政治局去讨论，后来也没有实施。就他本人来说，可以说，从他1956年12月提出，到他1976年9月逝世，这个问题没有再提出过。现在有人大讲这个问题，并把它和改革开放以后所实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联系起来，说什么“毛主席这次谈话，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薄一波语，同上）这样的“论证”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这个问题上，你说，“毛泽东历来反对把革命的长远目标和现实斗争政策混为一谈。”这样说当然不错，但仅仅这样说似乎还有欠全面。应该说，毛泽东不仅注意两者的区别，尤其重视两者的联系。在他看来，“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他说，“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绝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说，“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同上，第686页）如果将两者割裂开来，只顾当前而忘记了未来的大目标，势必就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走到邪路上去。这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关于王希哲，经查，此人经历比较复杂，他在文革后期挨过批，在邓小平时代坐过牢，后来还在基督教受过洗礼，但是，总的来说，他所经历的人生还是积极向上的。特别是近来，他的立场有很大转变，——他积极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并且与那些西化的右派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应歧视他、排斥他，把他看作危险人物，而应把他视为自己的朋友，团结他共同战斗，发挥他的独特作用。当然，如果他真有什么错误的东西，也应该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善意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并且应该是有理有据的，而不应带有主观随意性。这些意见，不知你以为然否？ 专此奉达。并致 敬礼！ 奚兆永 2013年4月2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