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不顾一切后果强制推行“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１．“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为什么要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祸国殃民？仅仅是“学术水平低劣”、“好心办坏事”吗？ 毛泽东说：“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对三十多年来无数证明“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正在把中国社会逼向死路的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铁了心蛮干到底，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究竟安的什么心？茅于轼的两句话提供了钥匙。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 茅于轼所谓的“精英”指的是什么人？ 第一，显然只能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而成“精英”者只能是天生的异类，诸如神仙皇帝真命天子，一生下来就“天生异兆”之类。这样的活神仙现实世界里不定多少年才出一个，治理社会显然不能指望这种人。 第二，显然只能是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虽学理工出身但半路改行靠搞文科吃饭的人）——管理社会、管理国家说到底是管理人。文科是跟人打交道的学科，因此只有文科类知识分子敢宣称自己跟管理社会、管理国家“专业天然对口”。理工科是跟自然打交道的学科。搞理工的知识分子如果坚持专业，就必然专心致志跟自然打交道，成功的标志是专业领域有所发明，即便搞管理也是专业领域内的管理。如果半路出家改行，不搞所学专业而干起了文科类知识分子干的事——专跟人打交道，那就意味着在本专业混不下去了，就不能算“理工科知识分子”而只能算“文科类知识分子”了。搞理工的知识分子顶多会说社会“可以”由自己治理”。敢狂妄傲慢地宣布社会“必须”由自己治理的，只能是文科类知识分子。 第三，显然只能是自命高贵、自命有权支配老百姓的命运的精神贵族——所谓“精英”，意思就是比普通老百姓高级，高等，高贵，高人一头。这个结论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赠送的，而是某些知识分子自封的——要么是自己的自吹自擂，要么是文科类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吹捧、互相封授，反正没经过工农兵老百姓的承认和批准。如此“精英”必然对人民群众充满了轻篾和歧视——否则怎么会不由分说自命“精英”，不由分说就要处处高人一等，不由分说就要摆布人家的命运，根本就不征求人家的同意？只有自命精英、以贵族自居、自命有权支配老百姓的命运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逻辑、这样的行为特征。 由此可见，茅于轼所谓“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的真正意思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国家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以下统称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注意：三大因素一个都不能少：必须是知识分子，必须是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虽学理工出身但半路改行靠搞文科吃饭的人］，必须是蔑视人民群众、自命高人一等、自命有权支配老百姓的命运的精神贵族。少一样都不算茅于轼所谓“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精英”，不算本文所谓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 “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并不是茅于轼的发明，而是中国几千年一贯的制度。只不过过去叫“学而优则仕”，如今叫“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虽然名称变了，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完全一样。 “普世公知”们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资中筠说：“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资中筠：中国社会缺乏真正贵族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10/24/18527642_0.shtml） 资中筠的这些话证明今天的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今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跟过去的“士大夫”一脉相承，都自命贵族，都自以为高人一等，都自命有权支配老百姓的命运，都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己治理。“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并不仅仅是茅于轼一个人的立场，而是从古到今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 “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是古往今来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一贯追求、全部追求，是他们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绝对不可动摇的原则。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当年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普世公知”，其一切言行主张说穿了就一句话：“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一切都围着这个主题打转，都以这个结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他们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无非是破坏了“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必定如何如何坏，实现了“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必定多么多么好；世界上一切罪恶全都是破坏“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造成的，全天下一切好事全都是坚持“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带来的。 ２．千古血债未清算 中国几千年来不管哪朝哪代都是“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通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国。朝代换了又换，但“通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国”的制度一直没变。几千年来实际治理中国社会、实际执掌政权的不是皇帝，而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掌管中国的实际统治权几千年，王牌是两大神话：第一，中国是“礼义之邦”、“天朝上国”、“世界中心”，其它一切都是“不知礼数的化外蛮夷”，因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第二，孔子是圣，孟子是贤，孔孟之道是世界最先进文明的代表，是绝对权威，必须无条件遵循，不允许有任何怀疑、任何挑战。这样一来孔孟之道这“最先进文明的代表”规定的“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便使“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有了法理上道义上的绝对权威。只要这两大神话不被戳穿，只要尊孔，“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是必然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中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尊孔——不在乎谁当皇帝，只在乎是否尊孔。王朝建立之后才是皇帝在知识分子里挑选谁当官，王朝建立之前却是知识分子在各路人马中挑选谁当皇帝：只投奔拥戴尊孔的，坚决口诛笔伐不尊孔的。如此一来只有尊孔的能当上皇帝，能当上皇帝的必然尊孔。而只要尊孔，就必定是“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这样的大前提决定了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掌权的一贯行为特征： 第一，只坐天下，不打天下——既然只要尊孔，不管谁当皇帝都必定“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有此保票，何必流血拼命打天下？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即可。 第二，不事生产、不劳而获、不干实事、不干好事——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一切地位、一切特权都来自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是权术之道，从根本上轻视生产，轻视实践，轻视实干，轻视人民群众。抓住了孔孟之道就什么都有了，违背了孔孟之道就什么都没有，再努力创造财富、重视实践、联系人民群众也无济于事。“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存在决定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可能不鄙视劳动、鄙视创造财富、鄙视实践、鄙视实干、鄙视人民群众、鄙视实事求是，不可能有兴趣钻研科学技术、培养科学作风，不可能有凝聚力。“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是个无条件存在的绝对论断，无条件地赋予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这个整体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和支配老百姓的绝对权力——绝对的话语权、绝对的管理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这个整体不可能不腐败，不可能不垄断话语权以权谋私，不可能不热衷于钻营硬权力持权抢劫老百姓，不可能不瓦解一切法律法规。每一个新朝代不管刚建立时如何朝气蓬勃，只要按照“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把各级权力交给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马上就开始了腐化堕落制度荒废的走向反面的进程，最后无不土崩瓦解垮台完事。新的王朝则又开始新一轮的“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如此循环，周而复始。 第三，不负责任，不承担后果——治国治砸了可以，政权崩溃可以，但危及“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原则就不可以。这就决定决不能允许说政权腐败堕落、官逼民反是当权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责任。资中筠说得非常明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一定要掌权治国，但绝对不负责任——一定要掌权治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绝对不负责任：“‘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伸手要权了就是“天下兴亡”，就“匹夫有责”；把国家搞垮了要追究责任了就是“朝廷兴亡”，就“匹夫无责”了。究竟是属于“天下兴亡”还是属于“朝廷兴亡”全凭自己满嘴里跑舌头。总之王朝垮台、天下大乱的责任是别人的，不得找具体掌权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算帐。谁的责任？倒霉的亡国之君加老天爷——“五德循环”、周而复始是“天意”，“天命不可违”；旧王朝倾覆是“昏君无道”、“获罪于天”、“气数已尽”，拥戴新王朝是“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俊杰”……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问题、一切罪责都是末代皇帝这个倒霉鬼的，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没关系，跟“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根本原则的更没关系。 “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和周期性动乱杀戮，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欠了中华民族千古血债： ——为什么闭关锁国？“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一旦国门大开、信息自由交流，“世界中心”、“天朝上邦”、“天下第一”、“孔孟是独一无二的圣贤”之类神话很快就保不住了，“唯一文明里的唯一圣贤规定了‘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绝对权威很快就保不住了。理论根据保不住，必然要威胁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至高无上。 ——为什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一发展科学技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可能变成“社会也可以由善于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治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要吃香，就要挑战无条件迷信“圣人之言”，挑战“难得糊涂”，挑战主观唯心信口开河，就会信奉追根究底、一丝不苟、“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为什么孔孟之道至高无上？……科学技术发展了，善于实干、善于发明创造的威信高了，善于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家就香了，只会主观夸张的“嘴把式”就掉价了，专门舞文弄墨搬弄是非、“狗掀帘子——全靠一张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高高在上谁也瞧不起、“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还神气活现得起来么？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普及教育。教育一普及，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麻烦了——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士大夫）也跟着不尊严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尊严了，“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原则还尊严得起来吗？ ——为什么专制独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民主的基础是平等。独裁的基础是不平等。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不能平等：自命精英意味着别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上智下愚”的关系，自己是“上智”，别人是“下愚”，所以才“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这个专横武断的结论完全以“圣人之言”为权威根据，不容质疑，靠权力强加于人。这一切只有靠独裁专制、思想专制、文化专制才能确保。没了孔圣人的大棒，没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特权地位，任凭平民百姓、下里巴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跟自己平起平坐，那还怎么高高在上？还怎么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为什么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第一，商品经济的原则是自由竞争。“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允许其它人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自由竞争吗？第二，商品经济要有商品可供交换。作为整体，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能生产什么商品供交换？从无数人翻烂了的四书五经里编出来的八股文？有多大市场？第三，商品经济是利润第一，“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是教条第一。“教条第一”碰上“利润第一”算老几？商品经济吃香，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在商人面前还能有多大威风？（搞“重农抑商”不能说没有点煞煞商人威风的用意。）第四，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离不开规则。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离不开权术，离不开文字游戏玩弄规则，完全格格不入。第五，商品经济发展了，商品就要满世界流通，商人也要满世界跑，这就要冲击到“闭关锁国”，就要威胁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至高无上。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屠戮、大灭杀？“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必然结果。“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确保不管谁当皇帝，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都能掌握权力，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赋予他们对老百姓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决定他们不可避免地以权谋私，不肯也不可能为任何政权的生存而制约自己的贪婪，腐败钻营一刻也不停，什么法律规章都不过是一堆废纸，直到把整个政权大厦蛀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朝廷兴亡，匹夫无责”决定他们用不着为政权的死活操心负责，可以振振有词地用“五德循环”、周而复始是“天意”、“天命不可违”、旧王朝倾覆是“昏君无道”、“获罪于天”、“气数已尽”等理由把全部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再打出“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旗号拥戴新王朝，开始新一轮的腐蚀。他们就象一群白蚂蚁，不管多新的房子都要全部啃光变成废渣，最后轰然崩塌，然后寄生到新的房子里，开始新一轮的蛀蚀，为新一轮的社会大动乱、人口大灭杀准备条件。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屠戮、大灭杀从不间断，是因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从不间断。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社会大动乱的罪魁祸首，是历史上无数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只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制度还存在，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屠戮、大灭杀的惨剧就将继续。 ——为什么中国盛产汉奸？“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必然结果——治国治得周期性动乱，又不肯负责，于是创造出一整套推卸责任改换门庭的理论：“五德循环”、“天命难违”；旧王朝倾覆是“气数已尽”，拥戴新王朝是“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谁来统治不重要，谁重用自己才重要，给奶便是娘，给权便是王，只认朝廷和权力，不认国家和民族，把国家内部的政权更迭与图谋亡国灭种的外来侵略混为一谈。这样的汉奸理论导致汉奸的盛产。 ——为什么中国人内斗不休？“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必然结果。这一制度决定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用不着跟任何人有共同的目标：用不着同心协力打天下，用不着同心协力创造财富，用不着同心协力保政权，用不着同心协力做任何改变客观世界的事。每个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成功只依赖于个人主观的夸张，不依赖客观的实践，不依赖集体的合作，连别人的配合也不依赖，因此不需要遵守客观规律，不需要替别人着想。没有共同的利益决定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但文人相轻，而且跟任何人都充满矛盾，充满争权夺利，充满勾心斗角。因为不需要参与改造客观的实践，因此不可能用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成果证明自己。要证明自己就只能靠主观的夸张。当所有的人都用主观夸张证明自己最优秀、最该掌权时，靠自吹自擂决胜负就不管用了。结果就是“逆向竞争”——没办法用主观的夸张从正向证明自己，就用主观夸张从反向证明自己——用证明别人的错误来反证自己的正确，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用丑化别人来美化自己。人人如此，结果当然只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内斗不休。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治理了几千年，把中国治理成了个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在历史上从来就没干过好事，对中华文明毫无贡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脚的东西没一样是他们搞出来的：“四大发明”、“孙子兵法”、“老子”、“庄子”、“墨子”、瓷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针灸、武术、算盘、长城、故宫、十三陵、灵渠、大运河、都江堰、赵州桥、兵马俑、郑和宝船……他们长达几千年的治理导致中国闭关锁国、专制独裁、愚民政策、文盲充斥、麻木不仁、一盘散沙、内斗不休、鄙视实践、崇尚空谈、只认权术不认技术、汉奸理论猖獗、卖国求荣盛行、科学技术无从发展、长期固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圈子里原地踏步、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屠戮、大灭杀、社会大破坏、大倒退，永远错过了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终于沦落到落后挨打，面临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他们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反动群体。他们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欠了中华民族千古血债，需要清算而迄今尚未得到清算的千古血债。 ３．“三百年殖民地”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彻底摧毁了两大神话——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孔孟是圣贤，是最先进文明的代表。这两大神话破灭了，维持了几千年的旧的“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基础就完蛋了——不能再说孔孟之道是“最先进文明的代表”了，建立在孔孟之道的“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基础之上的“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自然立即丧失了法理上道义上的绝对权威。 要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必须制造出新的两大神话——新的“最先进文明”，新的“最先进文明代表”；据此发展出新的理论体系，让新的“最先进文明代表”给“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以新的法理上道义上的绝对权威；然后依靠新的权力体系实现“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这新的“最先进文明”和新的“最先进文明代表”和新理论体系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第一，能唬住人； 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新的“最先进文明”是西方文明，新的“最先进文明代表”是“普世价值”，据此发展出的新理论体系是：西方文明是最先进文明，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劣等人。中国落後挨打不是因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而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低劣；责任不是治理中国治理了几千年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而是所有素质低劣的中国人的。孔孟之道说，“惟上智下愚不移”，因此社会必须由代表“上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新理论体系说，“惟洋智中愚不移”，因此社会必须由代表“洋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普世价值”规定：该谁治理社会要由“自由选举”来决定。“自由选举”的游戏规则是舆论控制选票，谁掌握话语权谁当选。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一直垄断中国的话语权，搞“自由选举”就如同左手选右手，稳操胜券。这样一来就能等效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新理论体系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证明“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头号重任。 “孔孟之道”确保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掌权，“普世价值”确保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通过选举掌权——中国权威吃香时就靠中国权威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外国权威吃香时就靠外国权威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哥俩好”，“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里外里唱的是一出戏。 确保“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离不开三大前提：第一，让中国人相信西方文明是最先进文明；第二，让中国人相信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劣等人；第三，让中国人相信中国只有落后挨打的问题，没有遭受侵略的问题。 ——如果中国人不迷信“西方文明是最先进文明”，“普世价值”就不至高无上了，“惟洋智中愚不移”、“社会必须由代表‘洋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不至高无上了，就不能确保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通过选举掌权了。 ——如果中华文明不劣等、中国人不劣等，那中国人马上就会问：谁造成了中国落后挨打？既然不是中华文明劣等造成的，不是中国人劣等造成的，那就只能是治理中国几千年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造成的。如此一来马上就会推翻“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原则，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从鸦片战争起，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在整整一甲子６０年的时间内一直顽固拒绝承认“中国落后”。虽然挨打又挨打，丧权辱国又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又割地赔款，阿Ｑ精神却始终不变。直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国整省整省大块大块地被瓜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这才再也没办法继续硬着头皮自欺欺人，才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这一客观事实。但也就到此为止：只承认中国落后，决不承认中国落后是自己的治理造成的，否则就得承担责任。只有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中华文明劣等”、“中国人劣等”，才能不仅不承担“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反而可以以退为进反咬一口：因为“中华文明劣等”、“中国人劣等”，所以必须由代表“西方文明先进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来统治。要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华文明就必须劣等，中国人就必须劣等。这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核心利益的需要。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如果问题性质是“中国遭受侵略”，那马上就有一个反侵略的问题，中国人认同的最高原则就不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而是“社会必须由能领导中国抵抗侵略的人治理”。在落后挨打的条件下反侵略就必须全民动员，就必须苦干实干流血牺牲，就必须有凝聚……所有这些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一样也做不到。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定性为遭受侵略，而必须把问题定性为“传播先进文明”、“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优胜劣汰”、“先进战胜野蛮”——如朱学勤、袁伟时等一再宣扬的：“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中国落后挨打不是在遭受侵略，而是自找的，西方先进文明送货上门而中国人不识好歹顽固坚持野蛮文化挑战先进文明，所以招致了惩罚、“天谴”，最后结果却是“给中国带来了进步和文明”。 赖以实现“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新的“权力靠山”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第一，不追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几千年治理得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 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新的权力靠山”决不能是中国人的政权，只能是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外国政权——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不在乎中国落后，而不在乎中国落后才不会追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把中国治理得落后挨打的责任，才必须通过他们治理中国。 注意：任何中国人的政权都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只要是中国人的政权，就不可避免想把中国搞好。只要想把中国搞好，就不可避免要研究寻找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只要研究寻找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就不可避免要追究到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几千年治理得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就不可避免要危及“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最高原则。即便不追究责任，光凭“想把中国搞好”这一条就够了，因为那样以来最高原则就不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而是“社会必须由能把中国搞好的人治理”，至少是“社会必须由想把中国搞好的人治理”了。只要想“把中国搞好”，就必须干实事，而只要涉及干实事，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立刻坐不住了，立刻感受到威胁了，就决不能容忍。 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三百年殖民地”。这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深思熟虑的理性总结——要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必须以中国变成外国殖民地为代价。不灭亡中国，不把中国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奴隶位置，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只是“三百年殖民地”是个“顶层设计”、“很大的一盘棋”，必须“能做不能说”。 ——外国侵略中国、屠杀人民、灭亡中国怎么办？——那不叫侵略，而叫“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既然中国人是劣等文明劣等人，那被屠杀被消灭就是活该，这叫“物竞天演，优胜劣汰”，天经地义。中国灭亡了更是好事：“日本即使灭亡了中国，也只不过让中国多了个日本族而已”。 ——中国被瓜分、四分五裂怎么办？——对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中国统一，他们只能面对一个老板，一套标准价码，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四分五裂，他们可以任意选择老板，尽情“良禽择木而栖”，不但可以谁开出的价码高投奔谁，而且可以凭三寸不烂之舌同时挂六国相印，同时开六份工资。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中国分裂又如何？军阀混战又如何？死人无数又如何？反正死的是普通老百姓，“劣等文明劣等人”，用不着心疼。 总而言之一句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精英治国——“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其它一切都无足轻重，都可以牺牲，都必须让路。 封建主义时代，“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理论根据是：根据代表最先进文明——中华文明的权威——孔孟之道，“惟上智下愚不移”。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上智”，老百姓是“下愚”，因此“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理论根据是：根据代表最先进文明——西方文明的权威——“普世价值”，“惟洋智中愚不移”。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洋智”，中国老百姓是“中愚”，因此“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要在帝国主义时代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西方文明就必须最先进，中华文明就必须劣等，中国人就必须是劣等文化劣等人，就必须把中国受侵略说成“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结论：“三百年殖民地”。 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只有理解“三百年殖民地”和“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这个核心总纲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真正深刻地感觉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全部言行的真正含义，否则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那样如此仇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通过“三百年殖民地”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只有理解这点，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不厌其烦、无孔不入地贬低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此彻底地、无条件地否定中国的一切；为什么会鼓吹禁止使用“汉奸”一词、连“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听不得；为什么会发明“爱国贼”这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的罪名；会公然声称当“带路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一切方面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发泄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仇恨：“坚决支持美国吞并中国”、“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萧瀚）、“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是没有文化的民族，语言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凯迪网络：飞龙在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玮）、“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如果没有核武的话，天朝早就变成民主国家了！”（《南方都市报》创始人、新京报前总编辑程益中）、“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经济学家王福重）、“要融入世界，中国需要一次失败！”（杨海鹏，陈有西学术网）……
只有理解“通过‘三百年殖民地’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这个总纲，才能明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这样干是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是自觉自愿地要把中国搞垮，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要把中国变为外国的殖民地。即使有没有外国势力的具体收买，他们也要这么干。仅仅因为混饭吃而被外国收买而反华当汉奸的哪会如此积极、如此主动、如此自觉？——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是被动消极应付日本人的多，还是积极主动抢着替日本人卖命的多？哪象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从感情上就从不向着中国，对中国的一切本能地反感厌恶，哪怕在很小的事情、很微不足道的细节上都能体现出来。他们对中国的仇恨、对中华民族的仇恨是自觉自愿的，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分析，没有丝毫盲目性。只要在当代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必然如此，必须如此。不看透这点就根本没法理解他们的言行——普通中国人看问题想当然的出发点是“把中国搞好”、“为中华民族生存着想”，根本想不到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把中国搞垮”、“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文化劣等人应该被奴役”。 张召忠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将军，我整天说，你们放心好啦，我们跟美国不会打仗，跟日本不会打仗，我们没有威胁，我们整天都是和平的，我们可以缩减军费，削减军备，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一心一意搞经济就可以了。你们觉得这样安全吗？军人是一个职业行为，必须考虑战争。军人认为维持和平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好战争准备，什么时候遭受侵略了，就说明你的战争准备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做好了，就不会打仗。但不是说我们整天准备打仗就是盼望打仗想打仗，你如果把我的著作看完了，你就会发现，我绝不是一个整天嚷嚷战争的战争狂人，电视上阐述一个观点，前面都要有铺垫，但编导有时候嫌啰嗦就减掉了，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误会。”“如果哪天，中国的军人出来说，这个钓鱼岛给日本算了，钓鱼岛那么小，能值几个钱，整天在电视上嚷嚷什么，惹得人家日本不高兴，你们这样爱国其实就是害国。” 就凭张召忠这些话就可以明白他虽然说“特理解大家为什么骂我”，实际上并不理解。因为他以为自己挨骂是因为“编导有时候嫌啰嗦就减掉了，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误会”，这证明他并没有明白自己挨骂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将军”、“必须考虑战争”，也就是说必须保卫国家存在。而破口大骂他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根本不是保卫国家，而是搞垮国家，实现“三百年殖民地”。他们要的不是“共和国的军人”，而是“叛国的军人”；张召忠一再声称不能做的事——整天说“不会打仗”、“缩减军费，削减军备，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这个钓鱼岛给日本算了，钓鱼岛那么小，能值几个钱，整天在电视上嚷嚷什么，惹得人家日本不高兴”——恰恰是他们要求张召忠做的事。张召忠的所有讲话都是从“保卫国家”、“把中国搞好”的立场出发看问题；而拼命骂他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立场却是“把中国搞垮”、“三百年殖民地”。这让他们如何不骂张召忠？越解释越骂。而且骂还仅仅是开头，大动作还在后头：既然目标是“搞垮中国”、“三百年殖民地”，那就不能容忍任何认同中国的人，尤其一切军人——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目标是毁灭国家、实现“三百年殖民地”。就凭这就不可能容忍任何军人，不管是不是“鹰派”——罗援容不得，戴旭容不得，张召忠容不得，一切军人统统容不得。不信看看那些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对誓言保卫国家的中国军人有过任何好话、表示过任何善意？“三百年殖民地”决定他们必须给一切军人都安排“莫须有”，都送进“风波亭”。如今大肆围剿罗援、戴旭、张召忠们仅仅是开头，小菜一碟。 “通过‘三百年殖民地’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决定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能容忍任何妨碍变中国为“三百年殖民地”的行为，任何旨在抵抗侵略、救国救民的行为——对任何对侵略的抵抗肯定都是对“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的否定，都是对“西方文明是最先进文明”、“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否定，都是对“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否定——既然你治理得那么好，为什么会闹反抗？因此任何反抗都不可容忍，更不用说革命了——“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断言“告别革命”，声称“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袁伟时拼命证明火烧圆明园是中国人不识好歹抵抗“先进文明”自找的；朱学勤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中国两大害；“普世公知”动辄众口一词通骂“义和团式爱国”、“纳粹式极端爱国主义”、“爱国贼”……所有这一切并非偶然，也不简单是“外国收买”。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光是反毛反共，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任何反抗侵略的行为他们都要否定，任何旨在把中国搞好的人和事都要遭到他们的诅咒。这是“通过‘三百年殖民地’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 ４．“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不看为国家做了什么，只看为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做了什么；不看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只看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做了什么。欺负任何人都可以，冒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行，所以没有“迫害工人罪”，没有“迫害农民罪”，没有“迫害军人罪”，惟独有“迫害知识分子罪”。任何人凡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效劳的，不管如何祸国殃民也一概不计较，一概美化；凡妨碍了这条的，不管干了多少于国于民有益的事也一概不算数，一概一笔勾销，一概妖魔化。 中国历史上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从来光捣乱不干事。要想干点实事就非克服这帮大爷的捣乱不可，就非得罪这帮无赖不可。秦始皇要统一中国，要实现体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就必须政令统一，岂能容忍一帮儒生博士整天“儒以文乱法”、鼓噪能让自己也挂六国相印的“分封制”、引经据典巧言惑众、让本来可以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的政令大打折扣、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岂能不打击？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曹操要统一中国，同样必须政令统一、严格军令，同样不能允许一帮儒生博士整天“儒以文乱法”跟自己的政务捣乱——你要官渡决战，他说你出兵必败；你为克服战乱造成的粮荒而下令禁酒以节约粮食，他却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你带兵要求令行禁止，他却借口“鸡肋”动摇军心擅自下令士兵收拾行装准备回家；你要多方面考察接班人，他却到处插手帮着造假误导你的判断……这让曹操如何容忍？于是就有了杀孔融杨修，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雍正要摆脱国库空虚的困境，又怕加重农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就只有堵住“读书人和官员一样不纳税、不当差”的漏洞，于是就有了“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 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挑战了“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最高原则，就犯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大忌。流氓混江湖靠的是“拔份”，一旦“掉了份”就栽了，就必须想方设法找回“场子”，否则就没法再在江湖上混了。“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靠的是永远牛皮烘烘，一旦神气不起来就栽了，就必须通过疯狂报复找回威风，否则就没法再维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从来是自己欺负别人可以，别人冒犯自己不行，谁惹了自己睚眦之怨必报。因为掌握话语权，所以报复起来刻薄狠毒，无所不不用其极；一是没完没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秦始皇死了两千多年就骂了两千多年，曹操死了一千多年就骂了一千多年，雍正死了几百年就骂了几百年，永远不断线，永远不消停；二是软刀子千刀万剐灭九族，不择手段能多狠就多狠——说秦始皇一家子没一个好的：“投机奸商吕不韦的野种”、“老娘是破鞋”、本人天生暴君，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从爹妈到本人，从长相到声音一样不漏，竭其所能捕风捉影；说曹操“奸雄狡诈”，连小孩子时的淘气也要拿来当成阴险虚伪的证明，编出个“白脸曹操”形象在舞台丑化了上千年；雍正在位时就骂声不绝，弄出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状，还绘声绘色编出了“用‘传位于四子’来篡改遗诏”、“血滴子”、“吕四娘”、“雍正被砍了头”等神话故事，不择一切手段把雍正彻底妖魔化……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里雍正告戒弘历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这与其说是雍正对儿子的警告，不如说是“读书人”借雍正之口对一切当权者的警告——千百年来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无孔不入地妖魔鬼化秦始皇、曹操和雍正，不光是为了泄私恨，更主要的是为了要杀鸡吓猴，让所有后来的当权者牢牢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妨碍“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否则就有你的好看，叫你子子孙孙吃不了兜着走，死了都不得安宁。 ５．“井岗山人要换种，树要换根，房要全烧，就是石头也要过三刀！！！” 秦始皇想把中国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曹操想把中国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雍正想把中国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中国自古以来任何人只要想把中国搞好，就非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要生存，要救国，又怎么可能不反抗“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民族劣等人”的命运？如此一来怎么可能不直接摧毁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理论根基？怎么可能不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个人的力量根本不管用，怎么可能不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怎么可能不强调集体主义、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怎么可能不与“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个人利益第一”等人生哲学迎头相撞、剧烈冲突、你死我活？怎么可能允许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用自由主义对抗集体主义、破坏“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革命干的一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立新中国、公有制、工业化、普及教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中国老百姓亲自感受到“社会不必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使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无所不能”的神话彻底破产，高高在上的臭架子被打得粉碎；树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观、批判“惟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历史观，使“社会不必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根基理论威风扫地；普及教育彻底剥夺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垄断读书识字的特权……所有这一切怎么可能不使中国老百姓从心眼里用“社会必须由能够救中国的人治理”取代“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怎么可能容忍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劳而获、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轻轻松松嘴皮子一动——“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把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好不容易取得的一切成果据为己有？怎么可能不使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拥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所有中国老百姓咬牙切齿恨到骨头缝里？ 秦始皇、曹操、雍正等并不反对“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仅仅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对部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有所得罪。然而这都不行，都不能为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所容忍，都不可饶恕，都要被他们记仇记到永远，无孔不入妖魔化，世世代代骂个没完。他们对秦始皇、曹操、雍正那样不伤筋动骨的得罪都如此咬牙切齿永不宽恕，又岂能不对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理论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中国革命用世界上一切想得出来的恶毒手段无穷无尽地疯狂报复？ 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报复共产党井岗山根据地的口号是：“井岗山人要换种，树要换根，房要全烧，就是石头也要过三刀！！！” 今天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拥护毛泽东的老百姓报仇雪恨的狠毒心理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同样恨不能食肉寝皮、株连九族——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干别的不行，记仇报复的狠毒彻底举世无双：“报仇雪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伍子胥那怕掀棺材盖也要把楚平王鞭尸三百”、“智伯因用酒器砸伤赵襄子，后头颅被赵襄子漆为酒器日日而饮；魏齐因尿辱范雎，后头颅被范雎漆为尿器夜夜而尿”、“所有问题都是毛一人所起，族毛所有的直系子孙，基本可消民愤”、“杀左族毛”、“挂炉烤鸭”、“毛家后人必须付出代价！毛左将从此灰飞烟灭，大汉民族可走上正轨了！在毛下暴令的时候，他后代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无可挽回，杀了后，后世再无人敢做此残暴之事！希望大领导能理解这个建议，一剑破解现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来祭我大汉民族！”、“对毛的子孙，应该全民公审，全民宣判！后世中华才可再无此类暴魔！”“对毛左的处置，到时候了，一定要干净利落！”“处置毛左，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不能再让毛左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项羽族秦，是个好的榜样，起码2000年内，残暴如秦始皇的一个也不敢有！”“这些人，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立刻狙杀！”、“基于‘杀人偿命，父欠子还’的中国优良的习惯法传统，中共的大量官员的子孙后代，都应当杀绝；毛泽东的后代，统统杀绝！邓小平的后代，统统杀绝！王震的后代，统统杀绝！薄一波的后代，统统杀绝！彭真的后代，统统杀绝！刘少奇的后代，统统杀绝！陈云的后代，统统杀绝！宋任穷的后代，统统杀绝！……如此算起来，中国至少应当杀掉两亿劣种！只有杀掉这两亿劣种，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实现！”、“希望大领导能理解这个建议，一剑破解现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来祭我大汉民族再次腾飞的大旗。”、“秦王残暴，天下人反之，项羽族其50多个子女，故秦始皇无后，历代再无君王敢效仿秦。……也许现在已经彻底沉沦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早点解决吧，把余毒清掉吧！”、“中国网络上的毛左分子也就几百个，占着各大论坛，强奸和要挟民意，这些人，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立刻狙杀！”、“杀死几十个人，可化解中华民族60年来亿万人民的心结，这是必须的”、“民主了杀你全家！”、“应该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 既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那么想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大开杀戒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第一，“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现在还没有那个力量，还没完全掌握住枪杆子、刀把子。而且拥护毛泽东的人太多，杀不胜杀——茅于轼承认，中国拥护毛泽东的人占95%。显然靠剩下的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志同道合的那5%要全部杀光这95%怎么也杀不过来。而只要杀不光，那就必定重演当年4．12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必定后患无穷。所以必须另思良策。 第二，不解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了百了”的报仇方式对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来说太不过瘾。小说“基督山恩仇记”里基督山伯爵有几段话是钥匙：“让那个使你精神上苦恼了许多年的人只受几秒钟肉体上的痛苦，你觉得那种补偿够不够？”“当你的目的是报复时，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未免太轻松啦！”“只因为你已经把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或用一把剑刺穿他的胸，就自以为已经报了仇了——却想不到，决斗之后，胜利者却往往是他，因为在全世界人的眼里，他已是清白的了，在上帝心里，已是抵罪的了！不，不，”伯爵继续说道，“要是我为自己复仇，就不会这样去报复。”“要报复一种迟缓的，深切的，永久的痛苦，假如可能的话，我却要以同样的痛苦来回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来说，直截了当用硬刀子大规模屠杀只能使被杀者肉体上痛苦一阵子，不能使他们精神上也倍受折磨，而且还会使他们在其余人眼中成为受害者、获得广泛同情。他们理想的彻底报复不仅要让敢于冒犯自己的人受尽肉体上的痛苦，还要饱尝精神上的折磨，而且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幸灾乐祸，拍手称快，没有丝毫同情，从此再也没人敢冒犯自己。 第三，不彻底解决问题——赤裸裸大肆屠杀会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获得“野蛮凶残灭绝人性”的形象。有了这种屠夫形象，能有利于让今后的人们认同“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吗？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则能彻底解决上述一切问题。 第一，它以“通过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换取发展来取得合法性”为诱饵，把共产党引向“杀民毁国求发展”的与人民为敌的绝路——不发展，没合法性；发展，牺牲老百姓。如此越“发展”，“政绩”越大，牺牲掉的老百姓的生存权越多，激起的民愤民怨越强烈，最终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奋起拼命逼上梁山，达到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和老百姓自相残杀的总目标。这样一来即便不能斩尽杀绝，也必定使双方伤亡惨重，而且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用动一根手指头、不会沾一滴鲜血。 第二，它用“人命算商品”把共产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转变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这就使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臭掉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可以乘机大肆宣扬当初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闹的革命本来就是假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来就是假的，一切革命都是假的，都是阴谋，都是为自己谋私利。既然一切都是假的，那就只剩下“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是真的。 第三，它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最解恨地报复对手——对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来说，最甜美的报复滋味莫过于看到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共产党被“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变成“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假共产党；看到拥护毛泽东的共产党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原则信仰被歪曲、被妖魔化、被抛弃而无可奈何的痛苦；看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的人被“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洗脑的年轻一代所嘲笑时的痛心疾首…… . 第四，它使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把共产党的子孙后代斩尽杀绝——“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导致不择手段谋私利。只要不择手段谋私利就必然以权谋私。只要以权谋私必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使掌权的共产党的后代最有机会“先富起来”。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此先是极力赞扬，大肆鼓吹“腐败有理”：“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个人为何以及如何选择了这样的行为，取决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较”、“既然改革是一个权钱交换过程，改革的结果是要把一部分经济活动从公共决策变成私人决策，即把一部分‘公’权变成‘私’权”、“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张曙光：“腐败问题再思考”、“改革不仅要抑制腐败和贿赂，不使其发生革命，而且改革还可以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利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等腐败泛滥成灾激起老百姓公愤，他们立即反过来指责腐败的根源是共产党：“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 （张曙光）——先拼命鼓励腐败再拼命反腐败，这是一个巧妙的连环套——先贩毒再缉毒，先教唆犯罪再通缉犯罪，先教唆共产党的干部腐败激起老百姓不满，再乘机借口反腐败煽动打倒整个共产党。所有这些都是事先预谋好的。过去有《三国演义》的“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设“腐败／反腐连环局”。通过这个连环套把相当多数共产党的“红二代”变成了“官二代”、“腐败二代”，然后乘机借题发挥大肆渲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红二代”统统打成“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再以“反腐败”为由一网打尽，对共产党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还名正言顺——高明的杀人者不但杀人杀彻底、让被杀者至死都说不出话、甚至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还能让别人都说杀得对，杀得好。 由此可见，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搞“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不但能彻底灭绝共产党（注意：不是简单地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而是彻底灭绝共产党——不但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诛灭九族，而且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从人们心目中连根拔起，再也没人信仰），而且能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杀人不用自己动手，杀光了仇人自己还能落个好名声——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确立“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绝对权威，就不能杀一儆百，就不能警吓未来：谁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谁就永远翻不过身来——秦始皇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必须让秦始皇遗臭万年，共产党毛泽东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必须搞得共产党身败名裂断子绝孙。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巧施连环计，诱导共产党反人民，教唆共产党的后代变成纨绔子弟以权谋私吃喝嫖赌吸毒胡作非为激起民愤，最终逼反老百姓，以“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名义一举杀绝共产党。这才真正是最彻底的报复。 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制造中国社会大动乱必然导致中国人口大灭杀。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巴不得这样的结果。这样一来他们便可理直气壮出来教训中国老百姓：活该，这是你们当初拥护毛泽东的报应，是你们违反“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报应——当年美国南北战争中下令火烧亚特兰大的北军将领谢尔曼宣布：“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变成地狱！我就是要让所有乔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和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就是要让南方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永远不敢再想要独立！永远不敢诉诸战争！ ”用“人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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