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社会主义（2）——第一章

半社会主义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从那时到现在，整整六十年了。既是“弹指一挥间”的六十年，又是“只争朝夕”的六十年。六十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奋斗，在有毛主席领导的时候是这样，在失去毛主席领导的时候还是这样。六十年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最根本的真理：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中国是伟大的。

六十年来，道路曲曲折折，斗争风风雨雨，既有伟大的胜利，这是主要的；也有惨痛的失败，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句话，干社会主义好不容易啊！连我们的领导人都一再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到现在也没搞清楚。甚至干脆说“不管姓社姓资”了。 这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新课题。但是，人类不就是在不断回答历史的新课题的情况下推动历史前进的吗？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马列毛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人民群众、英雄豪杰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不管怎么行呢？不行。毛主席说了，不但要管，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就会出修正主义。” 积六十年的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现在应该、也能够科学回答我们面对的历史课题了。

其实，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本来是三十多年前，毛主席提出的。 而且，当时也曾热热闹闹地研究过一阵子，可惜，没多久，随着毛主席去世，文革失败，历史发生反复，这一课题，从马列毛主义者手中，转移到了邓小平诸同志手中。

他们足足回答了三十年，还是不得其解。

历史要前进，还是不能不回答这一课题。

 这个题目就是：社会主义论。更准确点说应该是：东方社会主义论____半社会主义论。

三十多年前，毛主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是1974年，他在长沙住了一百一十四天，反复思考经过文革这次实践应该得出怎样的理论成果。最后，在他生日这天，他把总理叫到长沙，谈了一个长夜，两个题目，一个是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一个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的谈话，经过整理，并经过他本人审阅、校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 向全党、全国人民传达，并公布于世。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1976年，在批邓当中，他又继续讲了很多理论意见，这就是1976年中央4号文件所公布的他的“重要指示”。

这是毛泽东一生所能攀登的最后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高峰。这是一笔非常伟大、非常宝贵的理论财富。谈社会主义论，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离不开这笔理论财富，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的理论财富。

但是，毛主席深知自己老了，力不从心，承认了历史对自己的局限。当时曾先后对戚本禹和张春桥同志说过，“我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要你们写了。” （2010年6月10日戚本禹同志在电话中告我， “毛主席当然有这个话了。而且不只一次对我们说， 你们要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论， 继续革命论。 是不只一次说过的。”2010年11月8日，我在上海面见戚本禹同志，他再次肯定上述说法。） 197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和总理谈论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时，又一次明确说，“叫春桥写文章”。但号称“照过去方针办”的华国锋，把春桥同志送进了秦城监狱。此事只能作罢。

毛主席出了题目。他说的“文化大革命论”，用今天发展了观点看，就是社会主义论。

当时他自己认真思考了，也虚心向列宁请教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十七大定义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依据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学说、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也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可惜的是，离开了唯物史观，离开了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不成其为理论，更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理论。

但是，近三十年的实践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具体政策而言，合理的正确的东西， 也不少，不能统统否定，而要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从理论上总结。

现在，不少人都认真地提出了这个中国的历史命运的问题。虽然提出问题的立场不同、方向不同，例如不少党内的同志就是从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谈问题的，甚至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但是，他们没有拿出象样的成理论体系的东西。他们的挑战， 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已有的现成理论不足以说明现实的严峻的困惑。他们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新课题，要正视这个课题和解决这个课题。”“迄今为止，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其实践中的失败和迷茫，都是这种理论上迷茫的反映。”这些话， 部份反映了历史事实。 而且，有人也看到了一些困扰人们的具体理论问题，例如：一党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的政治形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不能搞多党制？ 如果是多党制，那么，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上台执政了，这个国家的性质是什么，难道还是“社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禁止资产阶级组党，那这还是不是“多党制”？还是不是“宪政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仅是政权的所有者，而且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二者缺一不可。那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究竟是该归政府还是该归人大”？如何处理实际存在的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 来自各方面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了。

这是一些确实存在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回答的新课题，但又并不是所有马列毛主义者认真思索过的课题。相对而言，简单抛弃或简单固守原来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框架简单得多，但历史证明，那会把社会主义送进死胡同。 能够提出社会主义面临的这些理论问题，我以为远比那种给我们戴上“小农社会主义”帽子的“理论”深刻得多、有价值得多。几乎可以说，这正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属于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提出这些问题，已经比那些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简单地照搬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现成模式可贵多了。谢韬诸先生们的文章，有轰动的效应，能够发泄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情绪，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更不用说给予回答了。他们没有在马列原著上下过功夫，更不懂马列毛主义的精神，其浅薄是显而易见的。 就回答这些问题而言，要求理论彻底，而不是照抄教条，是完全正确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像破“小农社会主义论”那样相对简单，这一是要高手， 二是应该像《新民主主论》一样，写成专着。

人要有自知之明。这样的答卷，照理，我做不了。可是，一个不懂社会主义论的人，凭什么不赞成搞社会民主主义、而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呢？ 是啊，这是必须回答的历史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也六十年了。六十年，早该在理论上成熟了，早该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有一整套正确的认识了。这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

毛主席历来鼓励我们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面对时代的任务，想到无数先烈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我们怎么能害怕困难而不是迎着困难上呢？ 只能知难而进，别无其它选择。就我个人而言，做不好，还做不差吗？ 做，总比不做好。错了，也可以推进认识。

我怀着这样一个虚心的态度，认真地诚实地探讨这个历史难题，如果多少挖掘出一点理论成果，那就是我对亲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片深情的凝结，就是我献给她的六十岁生日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