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另类思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个结论是乎被许多人接受。但仔细琢磨，“决定”的还是经济基础，毕竟“影响”较于“决定”要低一个等级。这个结论还有另一层意义：生产力越发达，物质文明程度越高，社会越进步。而现实恰恰证明了物质文明与社会矛盾其实是相伴而生的。

   大家都熟悉中国社会的周期律，每一个周期，都会经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所谓“盛世”。但为什么“盛世”的生产关系没有“决定”出维持“盛世”的上层建筑呐？相反，“盛世”之后竟然是不可避免的衰落？为什么每到朝代末期，科技会很发达，而改朝换代会使科技被清零？不止中国的情况令人困惑，西欧从八世纪到十四世纪就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顶峰时段，但十四世纪以后，西欧经济却衰落了。如果经济基础能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社会的发展就应该是直线的正积累方式。如果上层建筑的“影响”足以摧毁经济基础，那就不是“影响”，而是“决定”了。都相互“决定”了，还有意义吗？

   我们知道至少要有三点才能支撑起一个“体”。我们也知道事物总是波动的，用手在原地拍皮球，这是中国历史；一边走一边拍，那时西方历史。我们当然更想知道让皮球起伏的那只手到底是什么？用二元论和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认识如此复杂的问题，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盲区？

   让我们试着寻找了解社会系统的钥匙。我们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中的某些要素提出来，组合成政治形态，再用结构学的概念来定义它们，于是发现社会系统是由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经济结构这三点来支撑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中这三个结构应是相互适应的。

   奴隶制社会的经济结构是领主庄园经济；政治结构是部落首领或国王、诸侯、领主、奴隶；意识形态是习惯法、骨根认同、俗语体系。这是1956年前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形态。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政治结构是皇权、官僚、农民；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思想。

   西方封建社会是小农经济与庄园经济并存；政治结构是国王、诸侯、农奴与自耕农、城市市民；意识形态结构是基督教。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结构是公有制、劳动主导、计划经济；政治结构是领袖、官僚、平民；意识形态结构是平民化的毛泽东思想。

   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结构是公、私并存制，资本主导、市场经济；政治结构是官僚、资本家、平民。意识形态结构是精英主义、国家主义。

   让我们看看中国封建王朝的三个结构子系统是怎样相互影响的，而整个社会是怎运转的。

   自耕农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要有相当比例的自耕农存在，封建社会就会稳定。中国封建王朝的早期总是要平均土地，造就大量的自耕农。由于开国领袖强大的控制力，以及打江山时的理想主义作用，官僚集团会相对高效廉洁。农民安居乐业，社会自然平稳。儒家的等级思想则是维系各阶层的纽带。一个平稳的社会形态自然会爆发出经济力量，实现国泰民安的“盛世”。

   官僚集团在管理国家和民间事物时行使的公权力必然会导致寻租空间。读书、当官、刮地皮、买田，蓄家奴，进而建立私家军，形成一方诸侯。在这个过程中，自耕农大量减少，田地高度集中，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官僚个体的异化方向总是朝向家族化庄园经济，也就是向农奴制倒退。这必然会损害皇家的利益。因此控制官僚集团恶性膨胀成了皇权的重要功能。当皇权力所不及的时候，权利就会被放大到外戚或内宦（太监）的手里。于是，上层政治结构就演变成皇帝、内宦加外戚、官僚集团或诸侯的三角平衡。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也就是当皇权与任何一方的力量加起来不足以节制第三方时，加上大量失地游民和农奴的存在，王朝必然会崩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任何“决定”作用，倒是上层建筑的一方在徒劳的维护，另一方则在吞噬自耕农的经济基础。

   让我们再看看意识形态结构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的两个作用。

   1：我国封建社会的精英们都是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但几乎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朝上维护正面形象，一方面在底下计较私利。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增加了官僚集团膨胀的成本和风险，降低了官僚集团腐败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2：一旦旧王朝崩溃，儒生们就会按照儒家思想复制一个和旧王朝结构相同的新王朝。新王朝的统治者几乎没有其它选择，所有诸侯势力或资本主义萌芽都在崩溃中灰飞烟灭了。

   小农经济结构；皇权、官僚政治结构；儒家意识形态结构就这样维系着一个封闭的，周期性震荡的稳定系统，一直持续了两千年，既没有倒退到农奴制，也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我们看到的只是动态平衡与因果循环的重复演绎，而不是单一的“决定”论。

   让我们再来看看西方社会演化的过程

   西方是发育不完整的封建社会，也就是说它同时具有之前和之后的两种社会形态的潜在因素。诸侯代表着农奴制，市民代表着工商文明，国王代表着封建君主。它的经济结构也是多样的，既有庄园又有自耕农，还有工商业。它的意识形态结构是基督教。当诸侯、市民、国王中的任何两方联合起来可以节制第三方时，协商成了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渠道，于是议会制度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并促使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过度。英国就是这种情况。当国王力量强大到另两方联手都无法节制时，议会不能发挥正常作用，就只能是暴力的大革命促使社会形态演变。。这是法国模式。德国则是一个分裂的诸侯邦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魏玛共和国才诞生，但紧接着就是第三帝国登场。

   这三个西欧国家具有相同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科技及工商文明都很发达，但因为力量对比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演变模式。

   最后让我们看看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向后毛泽东时代的演变。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就是所有人都不能用钱去挣钱。资本是全体公民的。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为公有制服务的，它提倡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这与共产党建党的初衷相吻合，是革命历史阶段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完全的合法性。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结构则是一党制下的领袖加官僚政治。这是一个与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不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公有制的政治基础应该是公民参与公共事物的公社制度，公民享有所有政治权力，并通过某种形式取得诉求的平衡并付诸实施。而不是官僚主导的政治结构。所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具有天然的不稳定因素。

   当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不相适应时，理想主义的毛泽东并没有妥协。他一方面呼吁党和政府要接受人民监督，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允许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农民可以动用锄头。一方面用他巨大的威望防止官僚集团走向共产主义事业的反面。也正是这种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的不适应，让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同时还付出了他的声誉。

   要了解毛泽东时代政治结构的特点，就不得不说说官僚体制的历史作用。

   奴隶社会时期，人际关系是逐级依附的。农奴依附领主，领主依附诸侯，诸侯依附国王。地方自治是一大特点。不存在全国性的官僚体系。

   封建社会时期，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王权通过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实现了全面掌控。其意义在于巩固小农经济，防止诸侯势力扩张造成奴隶制复辟。

   奴隶制时期的诸侯在地方管理上要维护的是一己之私，因此不存在价值观的二律悖反。

   封建社会的官僚则不同，他们在行使本不属于自己的公权的过程中必然会掺杂进一己之私。亦公亦私造就了官员们分裂的人格和相悖的价值观。其实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场面上和私底下的不同，这已经是一个常识。由于官僚政治历史悠久，这种分裂的人格和相悖的价值观几乎扩展成了普遍的国民性。正是官僚集团中负面的价值观在外部控制力度（历史上表现为皇权）减弱的时候，会滋生出腐蚀社会结构的毒素，最终瓦解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西方的封建社会也有官僚阶层，但他们从未强大到能够与其他政治力量抗衡的程度。诸如对抗王权、诸侯与市民。官僚阶层仅仅是王权的附庸而已。所以从封建制脱胎出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实现对官僚的有效限制。加上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也就没有形成普遍的人格分裂与相悖的价值观。

   在儒家思想的设计下，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通过读书、科考进入官僚集团是成为人上人的梦想。中国人接触到平等意识还是在大清颠覆的前后和毛泽东时代。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平等意识也没有成为民族精神。相反，民众中普遍的等级意识依然是官僚集团精英主义倾向的催化剂。比如现在都有人在呼吁给下层民众一个上升的渠道，而不是建设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

   精英主义导致知识垄断，导致教育资源向上层倾斜，导致精英与民众的脱离。当然也导致官僚集团日益特权化。官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掠夺民众也就顺理成章。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必要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潜在因素。马列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必然的，因此公有制成为了国家的经济结构。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想和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这个党走到1949的现实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结构只能是平民化的毛泽东思想。

   问题出在政治结构上。一个公社制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在新中国脱胎而出的那个旧的社会结构中潜在过，也没有在战争年代革命政权的实践中检验过。巴黎公社也只是一个远去的模糊身影。没有孕育，也就没有诞生。公社制也就无从建立。唯一的出路是以革命的名义恢复一整套官僚体系，最大的努力是将他命名为“人民政府”。新中国是以战争的手段建立的，由此生成的官僚集团强大到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可以和他抗衡。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只有一个人心中对此充满忧郁，那人就是毛泽东。

   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了一批“八一小学”。当孩子们快到上中学的年龄时，有人建议成立“八一中学”。毛泽东知道后大怒，直接下令连“八一小学”都取消了。当然，官僚们自有办法，他们集中优秀资源，改造现有学校供其子弟上学。

   这件事几乎是整个毛泽东时代官僚集团与毛泽东抗争的缩影。毛泽东的遗憾在于没能遇上公社制的社会基础，因此没能斩断官僚政治这个中华民族的劣根。

    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变革，其基因是潜伏在毛泽东时代的。唯一的障碍就是毛泽东在世。

当官僚政治结构不再受到约束时，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也就随之发生了变革，以适应膨胀了的政治结构。

   现在这种状态既不是共产主义者希望的，也不是自由主义者想要的。而是两千年遗传基因与资本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