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中国土地私有化论的面纱

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达到了最高的分贝，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由于众多的学术精英赞成或认同土地私有化，而且土地私有化还被打扮成深化农村改革的代表，以致于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在2007年1月30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只能委婉地表示，“讲到实行土地私有化，我想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这个前景”。①

参与土地私有化争论的学者主要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②也有一些法学学者。③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础，如果土地私有化成为现实，中国现行的法律尤其是民法必须推倒重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学尤其是民法学不能不关注土地私有化的争论并作出独立的判断。我们看到的中国土地私有化，只是一种狂热的政治情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极其有害。

一、土地私有化论者从未对现行土地制度作过理性的研究

主张土地私有化者甚众，其中，陈志武和盛大林的文章应该代表了土地私有化的学术水平。陈志武在2005年10月《财经》杂志《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一文中是这样论证的：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因此，只能通过土地私有化“还产于民”，进而“还权于民”。④盛大林在2006年9月20日新浪专栏《农村土地到底该不该私有化》中提出了土地私有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等六点理由。看来陈志武、盛大林极力反对现行土地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历史、现状作过完整的描述，也没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过实证调查和统计，更没有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利弊得失作过具体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陈志武在其文章《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中说，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已经糟糕到极点。可是，文章既没有糟糕的描述也没有糟糕的量度。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诽谤。⑤为了掩饰论据的缺乏，其以“我自己家还在湖南农村，有哥哥弟弟在那里务农”证明自己言之不虚。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不是一个对观点有证明力的论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在湖南农村长大的海外精英居然不清楚中国农村的财产公有其实是指土地公有，并不是全部财产的公有。而当盛大林断言许多打工农民认为“责任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限制农民个人自由的枷锁时，同样没有任何数据或实例。至于将农民很难真正脱离农村归咎于责任田，只能让人惊叹其天才的想象力。⑥值得怀疑的是，这位敢于写土地专栏文章的国内精英是否到过农村，因为其讲述了村集体组织必须匀出一份土地给出生的孩子这样一个天方夜谭。⑦同样，已故的杨小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为土地私有化奔走呼号，他论述土地私有与宪政共和、农业现代化、公平与效益、按劳分配的关系，就是不论述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本身。⑧

土地私有化动的是九亿农民的饭碗，十三亿中国人安居乐业的根基，绝不能试错。应当首先证明现行土地制度具有无可救治的缺陷或者虽可救治但成本过大不如改为土地私有，同时还应当证明土地私有是唯一的能解决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的最合适的替代方案。⑨证明的程度如何是水平问题，最差的证明仍不失为探索;证明不证明是态度问题，是探索和攻击的分界线。因此，在土地私有化论者没有开始上述证明之前，中国土地私有化只能是一个居心叵测、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与科学和真理没有任何关系。

二、所谓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好处全部来自于想象和虚构

陈志武宣称，土地私有化能使农民富有，10发挥农民自然责任感，11消除官员腐败。12盛大林宣称，土地私有化不仅保护农民利益，13而且避免土壤板结，14抑制人口增长15等等。杨小凯画的饼比陈志武、盛大林更大，不仅卖地使农民成为有钱人，16而且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17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一直困扰以后还会困扰的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尤其是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的瓶颈。如果土地私有化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什么理由不搞土地私有化?

以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富裕，这是土地私有化论最蛊惑人心之处，他们认为只要土地私有了，农民就能将自己的土地卖掉，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进城创业和定居。但是，这难免会让我们产生疑问：什么叫可观的收入?中国农民人均只有2亩土地，这2亩土地能卖出进城创业和定居的第一桶金吗?城市的商品房每平米数千元，城市的吃穿住行没有不花钱的，城市的学校、医院是认人民币的，

2亩土地换来的18也就是支持农民进城市创流浪之业，定乞丐之居。土地卖给房地产商是另一种算法，19但中国能有多少土地可以转为建设用地呢?任何一个需要吃饭的中国人都不妨算一算，有机会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的农民占九亿农民的比例会是多少。如果这也算是解决农民贫困之道，彩票应该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手段。卖地是他们为农民开出的唯一的致富之道，他们是这样说的：土地私有化了，有能力种地的人就可以买很多的地，搞现代化大农场，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就像美国那样。但仔细一想，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大，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美国的耕地数量和质量远非中国能比，中国能学得来美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吗?不妨读一下李昌平提供的数据：“中国现在每年新增1100万人，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只能从农村转移800万人进城就业生活。40年后，中国农村的人口依然还有8亿多，人均耕地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平，所以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经济的长期现实选择。在未来4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数始终保持4亿以上，而实际只需要1.

2亿劳动力，因此，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并不一定能降低成本、增加土地产出。相反，据我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种地500亩的家庭农场比种地5亩的农户的单位面积产出要低15%。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的优势，这个还不能丢。”20

陈志武以一个反问句完成土地私有具有普适性的证明，21盛大林则以土地公有的国家农业都落后证明了土地私有的普适性。22他们似乎忘了中国有过几千年的私有制历史。在几千年中，中国的农民并没有陈志武憧憬的更富有，也没有陈志武崇拜的自然责任感，而且陈志武似乎没听说誉满全球的明清腐败，也没读过《国富论》———亚当·斯密在清朝的盛世年间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中国。23他们似乎也忘了当今世界上很多土地私有的国家的农业相当落后，农民相当贫困，24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证明西方国家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是当今中国犬儒学者的学术范式。25然而，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疑问：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真的是因为土地私有?为什么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或者殖民战争的机遇?

私有化论者为何如此迷信土地私有化，杨小凯似乎透露了一点秘密：那就是他读了一本有关英国历史的书。26看来，是杨小凯对中国能否实行西方式民主的浓厚兴趣促使他无条件地迷信上了土地私有化。在社会科学中，无数的学者申明自己的观点不受政治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们很少能见到真正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

三、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极不负责的闹剧

很奇怪，土地私有化至今没有如何实行的执行方案。土地私有化论者无一不是精英，不存在因为低能而拿不出一个执行方案的问题。唯一的原因只能是：任何土地私有化的执行方案都没法见人。

首先是怎么实行土地私有?中国土地基本上都已承包到各家各户，土地私有化是以承包现状确认土地所有权还是重新分配?无论采取何种方案，都将引起农民之间的利益争斗。中国的第一轮土地承包发生于1980年前后，是以每户的人口多少按集体人均标准承包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发生于1995年前后，基本上是维持第一轮承包的状态。但30年间农户的人口是在变化的，因而出现了人口多的户所承包土地少于人口少的户的现象。对第二轮承包时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人口多但承包地却少的农户就很不满，而人口少承包地却多的农户则表示支持。在土地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农户的不满是能克制的，因为以后还有调整承包地的可能。如果按承包现状进行土地私有化，地少农户必然产生不可抑制的愤怒，因为以后不会再有调整土地的机会。如果是重新分配土地，人口少承包地多的农户同样产生不可抑制的愤怒，因为物权法刚刚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的财产。不仅如此，有些村还留有一些未承包的土地，这些地私有化给谁?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瓜分土地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调和的。土地只要开始私有化，整个中国农村就会变成一个混乱不堪的决斗场。那时，各种有权有钱有势的利益群体可以呼风换雨、兴风作浪，27而大多数农民终将成为刀俎之鱼。

其次是怎么节制土地兼并?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土地规模经营，是土地私有化论者绘出的所谓农业现代化的路线图。土地自由买卖看上去是一个愿卖愿买、公平交易的过程，实际上卖地大多是因为农民为生计所迫，处于绝对的劣势，往往是非“自愿”低价交易。28由此，以市场名义大规模低价兼并土地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土地兼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为土地兼并造就了大量的社会破坏力很强的流民。中国能够承受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吗?李昌平非常简洁地描绘了一幅怵目惊心的画面，29不节制土地兼并，中国社会的崩溃指日可待，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任何土地的流转都是有期限的，土地承包期满，土地恢复到流转前的状态，农民不会失去土地。30因此，土地集体所有本身就是一个节制土地兼并的调控机制，31而且是一个以私权(所有权)为基础和动力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调控机制。土地私有化一旦毁掉了这个调控机制，在市场的名义下，我们能找出什么理由对已经私有的土地买卖横加干涉?这种结果当然符合土地私有化论者的预期和目的，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

再次是怎么对待失地农民?通过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一方面集中土地搞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同时让失地农民进城加速所谓的城市化。失地农民进城后能找到维持生存必须的工作吗?这个朴素的问题背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问题。事实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城市化，但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以制造大量的失地农民的方式推进所谓的城市化是极不人道的，正如温铁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的那样：所谓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城市贫民窟化。32杨小凯说失地农民可以买保险，33盛大林说农民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34可是钱从何来?一个多数劳动力失业的国家能有这样的财力吗?

最后是怎么维持社会稳定?稳定才能建设，建设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裕。中国改革开放前100多年动乱的历史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土地所有权不仅仅是一个财产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中国2亿多农户生活在380万个自然村，

6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社是千百年来一个或数个祖先繁衍的后代共同生活形成的区域共同体，其基础和纽带就是特定区域的土地。35农民认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村里所有的人都有份。土地集体所有并不是外来或人为的制度，而是从中国的村社社会内部生长起来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产物。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土地集体所有保持了村庄的稳定，中国农民不管走到哪儿，走多久，都可以回到村社。中国已经转移的一亿多农村劳动力是一个巨大的人口流，如此巨大的人口流没有造成社会动荡，即便是春运期间也没有出现失控的情况，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农民的流向是有目的地的。当土地可以自由地普遍地卖给陌生的外村人时，向外流动的卖地农民不再有非回来不可的动力和机会，新来的地主和雇工无须体会村社固有的气息，土地对村社的凝聚力将随之减弱直至消失。因此，土地私有化要摧毁的不仅仅是土地集体所有，同时也摧毁村社区域共同体。人为瓦解村庄区域共同体是彻底改变几亿农民的生存环境，在没有善后措施的条件下，摧毁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的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

尽管中国土地私有化论甚嚣尘上，但中国众多的有识之士仍坚定地反对土地私有化。温铁军呼吁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因为他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将使资本以市场名义残酷地圈走农民的土地，看到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搞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农村凋敝、暴力冲突和城市贫民窟化，看到了中国现实的农村没有任何土地私有化的社会基础和自然基础。36李昌平指出，土地私有是知识分子有意编的故事，因为他知道中国农民大多数没有土地私有化的愿望，知道中国不可以无条件搞规模经营，知道土地私有化将形成数量极其庞大的无地游民。他们了解中国的农村，所以他们能够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能一针见血地揭露土地私有化的本质和祸害。

现行土地制度问题确实很多，确实需要改革，但改革应当具有完善的目的性。不管土地私有化论者如何丑化现行的土地制度，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居然破天荒地过上了小康生活，都是在现行土地制度37的基础上实现的。

（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