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搞不搞“群众运动”，并不依哪一个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的群众性运动搞得的确比较多。这倒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说，毛泽东有好斗癖，以搞群众运动整人为乐。他恐怕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贪官污吏犹如自然界的害虫。害虫太多，就得想法消灭之。群众运动犹如自然界的天敌。这种天敌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比较善于利用这一天敌来消灭贪污这个公害。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不再用群众运动这个“天敌”了，贪污腐败这个公害无限地漫延开来。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大敌。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了。因为放任贪官污吏发展下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人以为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这要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文革中进行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已被推翻或否定了。领导文革的人大都啷当入狱，很多人已经作古。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很难说文革失败了。文革中宣扬的好多民主思想已经在人民群众中扎根。不是否定文革就可以消除的。且看中国老百姓对贪官污吏表示不满的语言，几乎全是文革时的思路和逻辑。[59]毛泽东死后这些年，骂他的文章和书籍车载斗量，可中国工农大众对他的爱戴似乎有增无减。原因似乎也很明显，毛泽东文革中倡导的民主政治，似乎很得人心，很让普通民众怀念。 农村的改革看上去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中国农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基本上失控。单干破坏了集体时代建立起来的社区精神，使农民又回到了各人顾各人的状况。致使一些五保户没人照管。[60]农民从这些老人的处境，看到子女是他们防老的唯一依靠。许多农民仍然有五个或六个孩子，[61]并不是他们不明白计划生育的道理和重要性，而是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后顾之忧。国家工作人员自己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如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制度，却不考虑农民的实际困难，不帮助农民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强迫农民接受他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有的地方出现了抓人，甚至拆房子的作法。[62]这些作法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和农民、干部和群众间的关系。 农村干部近几年的贪污越来越严重。集体时代建立起来的财务制度被破坏。收支经常是支书一人经管，且无帐可查。[63]许多乡、村干部早已丧失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想方设法多捞一把。这样严重的腐败现象在文革后还会出现，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否定文革的结果。否定了民众监督政府的权利，必然造成腐败。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文革中发明的许多先进的民主作法——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等——被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像垃圾一样丢掉了，却正在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现，并逐渐采用。中国人自己是否应该深刻反省一下，认真地学学辩证法，把一刀切的毛病克服掉。只有实实在在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优点，才会真正进步。不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会徘徊的。 后补： 文革结束后的一些中国领导人，从根本上讲是不懂辩证法的。他们对文革中的一些过火行为不满，便把文革中许多好的东西也否定了。把文革中许多起来造反的年轻人打成了三种人，他们要纠正一些错假冤案，则把许多对案正案也给推翻了。许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挨了群众的批斗，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过去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上显然不够民主。让他们受一点冲击，接受一点民主教育，对他们本人不是没有好处的，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则是很有益的。他们若能接受文革的教训，摆平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就不会再受群众的冲击。一些中国领导人在文革中受了大字报、大批判和大辩论的冲击，就把人民群众喜爱的这些发表言论的形式全给取消了。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且看今日中国官僚阶层的贪污现象。中国政府一再反贪肃贪，收效总是不大，原因就是中国政府不肯放手依靠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似乎又成了搞群众运动了。实际上群众运动，无非就是真正的民主运动。无非就是让人民群众参予政府，监督政府官员。其实没有什么可怕。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欢迎人民的监督。 实际上搞不搞“群众运动”，并不依哪一个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的群众性运动搞得的确比较多。这倒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说，毛泽东有好斗癖，以搞群众运动整人为乐。他恐怕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贪官污吏犹如自然界的害虫。害虫太多，就得想法消灭之。群众运动犹如自然界的天敌。这种天敌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比较善于利用这一天敌来消灭贪污这个公害。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不再用群众运动这个“天敌”了，贪污腐败这个公害无限地漫延开来。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大敌。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了。因为放任贪官污吏发展下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人以为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这要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文革中进行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已被推翻或否定了。领导文革的人大都啷当入狱，很多人已经作古。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很难说文革失败了。文革中宣扬的好多民主思想已经在人民群众中扎根。不是否定文革就可以消除的。且看中国老百姓对贪官污吏表示不满的语言，几乎全是文革时的思路和逻辑。[59]毛泽东死后这些年，骂他的文章和书籍车载斗量，可中国工农大众对他的爱戴似乎有增无减。原因似乎也很明显，毛泽东文革中倡导的民主政治，似乎很得人心，很让普通民众怀念。 农村的改革看上去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中国农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基本上失控。单干破坏了集体时代建立起来的社区精神，使农民又回到了各人顾各人的状况。致使一些五保户没人照管。[60]农民从这些老人的处境，看到子女是他们防老的唯一依靠。许多农民仍然有五个或六个孩子，[61]并不是他们不明白计划生育的道理和重要性，而是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后顾之忧。国家工作人员自己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如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制度，却不考虑农民的实际困难，不帮助农民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强迫农民接受他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有的地方出现了抓人，甚至拆房子的作法。[62]这些作法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和农民、干部和群众间的关系。 农村干部近几年的贪污越来越严重。集体时代建立起来的财务制度被破坏。收支经常是支书一人经管，且无帐可查。[63]许多乡、村干部早已丧失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想方设法多捞一把。这样严重的腐败现象在文革后还会出现，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否定文革的结果。否定了民众监督政府的权利，必然造成腐败。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文革中发明的许多先进的民主作法——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等——被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像垃圾一样丢掉了，却正在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现，并逐渐采用。中国人自己是否应该深刻反省一下，认真地学学辩证法，把一刀切的毛病克服掉。只有实实在在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优点，才会真正进步。不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会徘徊的。 是文革,第一次给中国人民进行了民主的启蒙!! 当然文革中实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是有限度的。人们不能批评毛泽东和少数受他保护的人。然而这并不致于使文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压抑的时期。 民主集中制下只有文革的方式才可能得到民主。 【让他们受一点冲击，接受一点民主教育，对他们本人不是没有好处的，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则是很有益的。他们若能接受文革的教训，摆平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就不会再受群众的冲击。一些中国领导人在文革中受了大字报、大批判和大辩论的冲击，就把人民群众喜爱的这些发表言论的形式全给取消了。】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文革中发明的许多先进的民主作法——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等——被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像垃圾一样丢掉了，却正在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现，并逐渐采用。】 事实上，30年后中国人的民主权利不是增强而是大大削弱了! 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民主监督”制度非常必要。这是预防“官僚主义”、防止“贪污腐化”、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有效武器。 注释： [1]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Chinese Socialism,"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纽约，Sharpe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Jean Chesneaux, "My Fourty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An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22卷，1989年7月，第137页。译文由本文作者译。 [3]Andrew 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Chinese Affairs, 第19卷，1988年7月，第155页。译文由本文作者译。 [4]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纽约：Afred AKnopf出版社，1984年。 [5]Gao Yuan Born Red. (Stanford: Stanford Hniversty Press,1985) [6]Yue Daiyun, To the St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cess,1985) [7]Nie Cheng,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New York: Grove Press,1987) [8]Edward Friedman, "The Flaws and Failure of Mao Zedong's Communist Fundament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18卷，1987年7月，第148页。译文由本文作者提供。关于Edward Friedman早先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态度和看法可参考 Edward Friedman, "The Innovator," Mao Tse-Tung inthe Scale of History, Dick Wilson 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 [9]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Post-Mao Ref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148页。 [10]文革研究在中国仍是一个敏感的题目。为了保护与作者合作过的有关人员，本文不使用具体的人名和地名，请读者原谅。 [11]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 162页。 [12]丁县县志编辑委员会，丁县县志，送审稿，大事记篇，第七十一页。 [13]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14]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15]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16]Tang Tsou, Cultural Revolution, 147页。 [17]Protocol 《外交礼仪》Herbert Ross导演， Andrea Sylbert制片，1985年5月发行。 [18]农民讲，这句话在文革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见到。 [19]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157页。 [20]同上。 [21]同上。 [22]与农民访谈，1994年8月。 [23]Walder,"Actually,"157页。 [24]与农民访谈，1994年8月。 [25]与农民访谈，1994年8月。 [26]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27]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28]丁县县志，送审稿，第十九篇十九页。另见Marc Blecher, "Consensual Politics in Rural Chinese Communities," Modern China,Vol.5, No.1.该文描写农民参予农村政治活动的情况。 [29]与农民访谈，1993年7月。 [30]与农民访谈，1986年5月。 [31]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32]Simmon ley, Chinese Shadow, (New York:Viking Press,1977),该书多处谈到红卫兵破坏文物的事。 [33]同上，该书多处感惊叹西安，北京，曲阜，杭州等地的文物古迹，竟没有毁于红卫兵的破坏。 [34]与农民访谈，1986年5月。 [35]与农民访谈，1986年5月。 [36]丁县县志，送审稿，大事记篇69页，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37]刘国凯，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E.Sharpe,1987)78页。 [38]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39]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40]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41]丁县县志，送审稿，第十九篇，第41页。 [42]与农民访谈，1994年8月。 [43]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44]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45]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46]黄骅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黄骅县县志》，海潮出版社，1990年，第353页。 [47]与农民访谈，1995，1994，1993，各村农民都提供了同样的情况。 [48]Thomas Berstein, Up of the Mountains and Down of the Vill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 [49]丁县县志，送审稿，第十九篇，第21-22页。 [50]与农民访谈，1990年5月。 [51]丁县县志，送审稿，大事记篇，第79页。 [52]王震，说服知识青年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立志把边疆建设好。《人民日报》1979年2月11日。 [53]Anne Mclare.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1978 &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第二期，第3页。 [54]同上，第4页。 [55]与农民访谈，1990年5月。 [56]丁县县志，送审稿，第27篇;第25页。 [57]与农民访谈，1993年7月。 [58]《黄骅县县志》354页，该县自1978年到1984年进行了多次的否定文革，处理三种人的政治措施。把文革中的一些改革措施逐个否定。 [59]农民访谈，1995年9月。该位农民告诉我说，他对一位县检察院的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老百姓心里不明白，你们吸的高级烟，喝的名酒，坐的进口小汽车，住的小洋楼，你们的钱都是哪里来的?老百姓心里清楚得很。”就连这位检察院的主要干部也承认，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标准他也早就进监狱了。 [60]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作者亲自跟一位五保户谈过。该老人已经87岁，年轻的时候夫妇二个为集体努力工作了几十年，而且还担任过大队和小队干部。现在老了，集体也解散了。五保制度也不存在了。他八十七岁还得下地干活，村子里的干部连他的税都不肯给减免，直到他找了多次，1995年才开始给他免税待遇。 [61]在我考察过的村子里，五、六胎的家庭很普遍。从分田到户到一九九三年左右，农村计划生育在许多地方完全放任自流。近一二年又开始紧了起来。 [62]我跟许多被拉倒过房子的农民谈过话。 [63]农民对此意见很大。我去过的村子，有的没有帐。有的连会计都没有。有的虽有会计，也只是挂名，支书把现金都操在自己手里，连收的公粮，也直接存在自己家里。生产大队的仓库都给折掉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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