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了三岔路口的中国

七、空想共产主义的失败

　　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巨大落差，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脱节，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的道德标准，与自私，贪婪，丑陋人性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催化下，得到了恶性膨胀的内心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体制上的不合理和那些经不起诱惑的干部们表里不一，被撕裂了的人格。这些问题一直在困绕着以人民的领袖自居，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和各国那些坚定的共产党领袖们。一场接着一场的大规模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清理革命队伍和坚持阶级斗争，反修，批修和防修。1966年毛泽东甚至发动了一场动员人民群众揭杆起义，向各级政府和党组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造反和夺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注：在1967年1月8日毛泽东把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向当时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夺权，称为是一场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结果，文革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人算不如天算，通过毛泽东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根本无法改变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了。分析其崩溃的主要原因，不应该简单地归属于是被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和军备竞赛拖跨的，而是失败于内部反专制，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基础和更为关键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严重信仰危机，所导致的自我解体式的"和平演变"。

　　按道理，在中国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就应该迅速还政予民，完成从革命政府向民选人民民主政府的职能转换。民主革命既然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就应该把权利交还给人民，这是当初千百万烈士参加革命，甘愿流血牺牲，奋斗的目的所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如果因势利导，制定出一整套民主选举的法令，法规，通过民主选举重新获得选民的授权，再次验证民心所向和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岂不名正言顺?而且可以避免往后一系列错误的发生。然而，紧迫而来的朝鲜战争和不等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鉴于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形势严峻现实，选择了抛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向，决定全面照搬了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使得还政予民，完成从革命政府向民选人民民主政府的职能转换，成为了不可能。无比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催化下，得到了恶性膨胀的丑陋人性，把空想共产主义大试验逼入了死角。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否定，宣告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失败。

　　八、在两种极端的经济体制下游走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又增长了四倍，实现了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四次经济大变革。然而，一味地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私有化，原始资本掠夺性地累积，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后果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或被蚕食，贫富差距被急剧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生态环境遭到更大规模的破坏。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已经远超出了警戒线的贫富差距，使阶级对抗和社会矛盾正在走向恶化。

　　经过了前近三十年的空想共产主义大试验和后二十几年的转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先是在集国家资本，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的体制下谋求大跃进，随后又在改革开放，走向私有化，资本化，商品化，产业化，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无论是原苏联苏维埃政权，还是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当代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崛起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遵循这两种极端的经济体制，谋求"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中国如果跳不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或以香港和一些殖民地买办经济模式的发展路线，就根本做不到真正的"和平崛起"，也无法保障"永不称霸"。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进一步依赖，只要是以"唯利是图"为目标，为了"国家利益"不择手段夺取世界资源和市场，必然要以政治为手段，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最后不得不步原苏联，原德国和日本，和今日美国的后尘，走上霸权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九、走到了三岔路口的中国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都一直在谈论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如果按照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和既得利益集团代表人物的如意算盘，既然经济发展走上了原始资本积累，商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也只需要照搬美国的模式，彻底走上美国发展的"阳光大道"，就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然而，这条路会走得通吗?如果中国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真正地完成了全面的"和平演变"，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上述的这些社会问题和阶级斗争只怕会愈演愈烈，中国就真的将会从内部崩溃，面临再一次的革命了。人们不禁也要问，经过这一百多年来千百万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驱，他们抛头颅，撒热血，浴血奋战到底为的是啥?他们不就是想要建立起一个人民能够当家作主，不受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凌辱，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和掠夺的新中国?不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和平，民主，公平，公正，社会和谐，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新社会吗?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难道在革命胜利50年后，居然又要走回头路，重新去自我积恶形成和引狼入室，堆积起新的三座大山?再说，即使走了回头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日本会乐予见到和允许，另一个与美国一样的，为了"国家利益"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的超级大国"和平崛起"吗?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世界大国。在这两个极端的经济体制下，中国向这两个方向各自狂奔了三十年和二十余年，累计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认真反思，决定何去何从的三岔路口。目前的中国，由于大量国营企业还继续存在，声称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代表的共产党(注：已经改口为"三个代表")还无可争议地在控制着政权，并且从没有放弃过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因此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一个姓"社"和姓"资"的混合体。这也就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原因。1970年代末期，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百废待兴，空想共产主义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然而经济总得要发展，日子还得过。邓小平当年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意味着要解放思想，尽一切可能把经济搞上去，先试探性地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上路，把思想理论，国家政治体制建设推后再处理。经过了二十余年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的中国已经直接面对思想理论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问题，不得不慎重地思考了。盲目地跟随原苏联老大哥的乌托邦实验，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应该引以为戒吗?在前面要走的路还没有真正看清之前，政治体制改革就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急不得，万万不可草率上马，更不可盲目崇美，生搬硬套，走向另一个极端。

　　十、中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国情，与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移民国家美国是大不相同的。当年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是通过野蛮屠杀和驱逐美洲的原著民印地安人，连骗带抢占据了印地安人的土地。后又经过到美洲落户的新移民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通过独立战争，并通过不断地武力扩张版图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渔翁得利"，才有了现在的美国。这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十三亿庞大人口的中国所无法仿效的。如果经济上放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急功近利地采用殖民地买办经济的做法，不计后果地盲目引进外资，千方百计迎合国际垄断财团牟取暴利，把中国搞成一个世界性的加工厂。政治改革也照搬美国的模式，走上金钱政治，垄断财团和利益集团起着主导作用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中国将不是崩溃于内乱，也会步南美巴西经济发展的后尘，只能成为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而生存的二流国家。中国将会被掐死在"中国威胁论"的经济围剿和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的军事包围，不断挑起边境纷争，冲突，制造内乱和军事竞赛的长期对抗中。

　　依靠赤字预算，国家大规模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高能源消耗，低利用率的生产项目规模急剧扩张;各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无统筹兼顾的工业园区的盲目开发;大批良田被占用，高环境污染的工业项目(如炼焦碳业)纷纷上马，这些会带来后患无穷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迫在眉睫。前些日子被闹得沸沸扬扬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改制之争;教育和科技界的腐败和产业化之争;医疗黑洞和产业化之争;是否要设立农民的健保体制之争;贪污，腐化和廉政审计的对抗;中国经济南美化，巴西化的警钟;GDP的增长与工业增长的背离;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的背离;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等等问题，这些都只是整个冰山之一角的方方面面。

　　十一、守住社会健康发展的底线

　　中国新一代的胡温领导班子十分清醒地提出，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民主和法制并非专属资本主义所有，民主政治是建设任何一种模式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石。黑箱作业和金钱政治都违背了民主政治的真谛，如果想要保住中国一百多年来民主革命的成果，只有充分相信选民，依靠人民群众，通过民主宪政体制的改革和不断完善，充分保障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利益的相对平衡，监督批判的话语权和投票否决权。既然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巧取豪夺，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都不可行，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吸取两者之长处，克服两者之短处和弊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统筹平衡和协调发展?面临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最终选择，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在理论上解放思想，寻求突破现有的框架?实践上谋求以我为主，架构起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持续性发展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操作上多一点爱民，务实，包容，辩证，中庸和多样性?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以中华历史的灿烂文明和优良文化传统为底蕴，脚踏实地走出自己的第三条路来?

　　事实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那些新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抛弃了美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样两个极端的体制，选择的是向中间靠拢的折衷道路。这些国家既在经济上坚持走向市场经济，又同时在国家体制上坚持全民的福利，守住社会健康发展的底线，把社会稳定，环境保护，全民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保障和社会救济，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都有数量多少不等的国营企业，东方的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也都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不想受制于人，由国营企业掌控经济命脉和国防工业是很普遍的做法。再说，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并不是由国营，还是私营的所有制来决定的。国营并不具有经营不善，亏本和贪污的原罪，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监管和经营的体制。当年那些急于转型的东欧国家，包括俄国，是纷纷采用不同的方式，变卖和瓜分了大部分的国营企业，不过，这些国家在乱糟糟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起码都保住了上述社会健康发展的底线。

　　十二、中国应该拿出自己的"主义"(主意)来

　　为此，作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班子，急需明确地拿出自己的"主义"(主意)来。政府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规律，又要维护好生态，严格制定和执行环境保护的法令，并且自主，有效地经营好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的国营大企业作为中流砥柱，努力协调，克服和减轻盲目无计划性生产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弊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既要使得社会精英团体，商会，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确认，政治主张能够表达，也要立法保障工会，农会和各种劳工团体能够依法正常运作，能够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和通过媒体发出他们的声音，维护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相对平衡。宪法和法律既要保护经过正当途径获得和经商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又要立法严惩违法乱纪，通过不法途径获取不义之财的社会蛀虫，通过税收和国家财政预算，维护工人，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和公民权利，使他们获得职业培训和个人发展的机会，他们的子女享有接受国家义务教育的权利和获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并且使穷人有病能够获得正常医疗和救治的保障。

　　中国目前所遭遇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辛历程也是没有样板可以仿效的。从"友谊商店"批发来的各种"主义"和"古玩店"里搬来的祖宗"遗训"只能供参考，却是发不得书呆子脾气，也中不得投机政客的圈套和更不能顺从既得利益集团的如意算盘，去偷懒胡乱搬弄的。中国必须按照中国的实际国情，努力守住能使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底线，缓解国际大环境的巨大压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中国急需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统筹协调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和平发展的战略主轴，坚定不移地发展出一套，既能够摆脱"黑箱操作"，又不至于陷入"金钱政治"泥潭的真正"民主政治"体系。至于这一套能够保持中国长治久安，经济持续性发展，"和平崛起"的方略和思想体系，应该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还是分开为几个什么更为确切的称呼?在这一套方略和思想体系的发展，形成和逐步完善过程中，正确的定义自然就会形成的，现在不必过多去操心。

注：本文原刊于乌有月刊第十三期，2005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