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顶礼膜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而同王沪宁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相比，《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的《政治篇》，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次明确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第一次明确鼓吹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让“精英分子”入党也就是资本家入党；第一次明确鼓吹所谓“事实判断”，要求中央政府承认“独台”；第一次明确鼓吹“市场人”“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必将抛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问题是，王沪宁何以在1989年政治风波才过去不多几年，在中共14大坚定重申四项基本原则过去仅仅一年，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尚不敢胡言乱语之时，就敢于道出这种极其鲜明、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有什么背景和来头吗？点检一下王沪宁的履历不难发现，正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王沪宁去了一趟美国，在一所培养美国统治阶层的“常春藤”学院进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湾。他是得了别人的真传，还是衔着别人的使命而为之？又是否因为已经有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的卵翼保护而有恃无恐？但不管怎说，《政治篇》作为王沪宁本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登峰造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同时又与他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一脉相承。
事实上，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王沪宁就一直与一帮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蛰居国外的“民运人士”打得火热。他是王军涛、高渝主持的《经济学周报》的热门撰稿人，是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当红小生。政治学界广泛流传的“北严（严家其）南王（王沪宁）”，更说明了两人在贩卖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方面沆瀣一气、此呼彼应。他还是李锐、鲍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极右人士看好的“新锐”。至于王沪宁与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动及往来，亦应有人证事证。所有这些，一个负责任的中共干部部门是不难查出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负责人，都坚决反对把王沪宁调入中南海？但是，当时某个大人物，却独独对这个不仅在1989年以前，甚至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还朝共产党泼粪的人那般偏爱，这是为什么？
远的不说了，我们且透过王沪宁1988年、1989年打着学术名义的两篇代表作，看看这位“学者”骨子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第一篇是《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三期第55-64页，以下简称《转变》）。
研究过政治学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转变》无论就其方法论还是基本观点，都抄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后者是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直接拨款和指导的官方学派，所设计出来的一套官方理论。它的矛头，直接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目的，是要对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促使其和平演变，并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刚刚获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在它的要义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所谓“现代化理论”，归根结底是要人们相信，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是后发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头脚颠倒地解释和说明历史，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归结为本来属于上层建筑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感情、心理、态度等，即所谓“政治文化”，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背道而驰。王沪宁的《转变》，可谓彻头彻尾贯穿着这种唯心的历史观和反动的政治目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准备批驳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歪理邪说，这里只揭露王沪宁文中所表达的政治目的。
《转变》在抄袭西方“现代化理论”诠释中国“政治文化”时，从纵的方向上把中国“政治文化”分成“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最近结构”。刨去王沪宁那一大堆故弄玄虚的废话，所谓古典结构，其实就是指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
对于近代结构（王沪宁有时也写作“现代结构”——引者注），王沪宁讲得比较坦白：“近代结构基本上基于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现代结构的内在含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杰佛逊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观念”。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或曰资产阶级民主吗？！
什么是最近结构？王沪宁十分肯定地说：“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这当然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或曰社会主义民主。
王沪宁做这样一个区分，是为学术而学术吗？显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第一个算盘，是吹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大力吹捧，自然是为着向人们兜售。王沪宁声称，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古典结构，“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学相同”，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体现西方政治文化的近代结构，“重社会、重法制、重权利、重制约，因而政教相分，政学相分”，是以制度为中轴的政治文化。王沪宁对后者崇拜得五体投地，赞美道：“这一结构是近代中国没有达到的境界，故特别具有吸引力。”且不说他的比较是否正确，这不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境界吗？！联系到他把所谓最近结构，也算作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其褒谁贬谁不是十分清楚吗？！联系到他在1988年2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一篇文章中所说，“不走向政府功能的国际化不利于四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应当在这个新维度下，推进全面改革……”“国际经济也会向政治体制提出自己的要求，将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新的力量”，云云，王沪宁乞灵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是达到望眼欲穿的地步了吗？！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决不搬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同样是这个王沪宁，在即将调入中南海前夕，却突然连篇累牍地在上海《文汇报》等媒体上，发表衷心拥护邓小平有关论述的文章。这不是欲盖弥彰吗？然而，这既无耻又无济于事。猎手们都懂得，恶狼即使披上羊皮，也遮不住那双贼眼。历史会留给王沪宁原形毕露的那一天。
七、妄图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王沪宁的第二个算盘，是大力诋毁和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须知王沪宁《转变》发表的1988年，正是邓小平领导中共粉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浪的第二年，也是中共13大后赵紫阳的右倾调和主义蠢蠢欲动之际。一方面是重量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败走麦城，元气大伤；另一方面，赵紫阳展现的政治姿态仿佛令人回味无穷。但无论如何，谁都能感到，鼓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同共产党公开对抗，是暂时使不得了。正是在这个时候，王沪宁跳了出来，发表了《转变》。如果说顶礼膜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王沪宁灵魂的本原，是《转变》之矢；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转变》之的，是王沪宁深为不齿的。而王沪宁挑在这个时候出来放他的矢，全部意图就在于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输血打气、出谋划策，指点他们隐身在共产党内，用和平的办法谋求演变直至颠覆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一句话，改用软刀子杀人！这样说，会不会冤屈王沪宁呢？
前已提到，王沪宁给社会主义民主下了一个非常明确肯定的定义：“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但是，它在王沪宁眼里却是空中楼阁，是异端，是早产儿、木头人，甚至是个怪胎。请看： “最近结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为主导，以超越近代结构为目的，更不去言古典结构。然而，最近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才能超越，这也是当时设计者立论的基础。这一点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还不具备”，“结果是最近结构被高度强化，其中最激烈的成份被扩大，以压倒其他结构。”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出乎意料的是，‘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指资产阶级民主——引者注）被无意地制止了，而‘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指封建主义——引者注）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环境，继续生长，甚至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表现为一些奇特结合与联体。”“1949年后，近代以来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步伐放慢了。”
“最近结构既形成了又没有形成。说其形成，是因为它也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了；说其没有形成，是因为自我否定不断，还在寻求自己的血肉之躯。”“价值核心其实并非高不可及的东西，而是普遍的但深入人心的几个概念……但最近结构中缺乏这样的价值核心。”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超越法学世界观的，但在从未有过法学世界观的中国，它带来的结果并不都是积极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弦外之音是：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太可惜了；社会主义民主无血无肉，没有灵魂；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中国。请看，邓小平批驳了多少遍的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论调，又被王沪宁罩上学术外壳端了出来！
依照王沪宁的逻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出路何在？他以特有的政治嗅觉断言：“总结历史变革，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是倾向于走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道路，这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最新的转变使之更加明朗化了。”“在既存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发生转变的条件下，政治文化的转变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恢复了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演进。”王沪宁与赵紫阳当时企图大刀阔斧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到资本主义方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不过，王沪宁的倍加阴险却在于，他要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使用“掏心”战术，打出了“主轴变动”的旗帜，策划从内部消解马克思主义。他绘声绘色地说：“时下处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还不能说确立了确定的价值系统”，“今天铸造价值核心，就是把握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总体过程，选择有利于这场转变的核心概念”，“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基本上围绕着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展开，一旦这个主轴变动了，整个政治文化就势必要转变……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使近代结构中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点，找到生长的机制”。直到1991年6月，在提交南京大学一个研讨会的论文中，王沪宁还隐晦地表示要“除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被时不我待的主观期望和客观性整个地冲垮了。……研究它，须除开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
王沪宁在这里忽悠来忽悠去，到底想说些什么？有必要翻译一下。他无非是说，中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或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目标和参照系；要由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怪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转变，必须提出新的口号；为此，首先必须抛弃“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宏扬“近代结构”的精神——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总而言之，进行“主轴变动”。为此，王沪宁还用赞赏的语气描述改革十年后中国政治思想的变化：“（一）从革命性文化转向建设性文化；（二）从政治倾向文化转向经济倾向文化；……（五）从精神偏重文化转向物质偏重文化；……（八）从理想描绘文化转向现实描绘文化。”
请看，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革命，告别政治，告别崇高，告别理想，真可谓五毒俱全！是什么蒙住了某些人的眼睛，一条毒蛇睡在身边仍毫未觉察呢？！
八、恶毒污蔑我党我军的历史
日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89年。由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纵容放任，这一年春天开始，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大江南北推波助澜，掀起一场严重政治动乱。动乱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动乱对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特别严峻的考验，更不要说对于处在风口浪尖、需要面对青年大学生、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的大学教员王沪宁。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波空前未有的时代风浪中，此公经受住考验了吗？抑或扮演什么角色？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入党不到五年的“政治新秀”——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却于动乱之际趁火打劫，向中共射出了又一支冷箭。他在1989年5月问世的复旦学报第三期发表文章，题为《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以“五四”为中轴》（以下简称《体认》），非但更加顽强地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膜拜，再次往中共的身上泼粪，而且企图火中取栗，煽动青年学生制造更大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当然，狐狸总要藏好尾巴才出洞，这一切依然是用隐晦生涩的文字包装的。
先来看前一方面。首先，王沪宁故意把水搅浑，歪曲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众所周知，1919年5月肇始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产业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帝反军阀的全国爱国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决定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恰如毛泽东所论：“在于它带有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以进步思想界介绍、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为突出特点。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时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王沪宁是怎样污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呢？
这要从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体认》明确宣称，辛亥革命是对所谓“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肯定。什么叫“新政治价值合理性”？虽然王沪宁故伎重演，还想拿这个抄袭来的洋名词忽悠人，最终也不得不漏了底：“质言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取自于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主义”（复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3页，下引此刊只注页码），“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实质上就是西方民主主义的价值”（第34页）。我们帮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接着，他喋喋不休地重复道，什么“‘五四’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追求现代文明的政治价值合理性”（第32页），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动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一项首要任务”，“新文化运动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想最终确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努力，是‘五四’的主要趋势”（第34页），什“‘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价值合理性的风暴”（第35页），等等。并称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在认同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方面，基本相同”。
王沪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本事真大！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说成性质同辛亥革命一样，纯粹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启蒙，说成掀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风暴；把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落后于时代潮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相提并论；王沪宁就这样有意篡改历史，给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起点涂抹了污点。
王沪宁并未就此止步，以其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他不会放过中共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功绩。如同他在1988年祭起“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污蔑中共一样，这一次他把法宝换了个名字，叫“新价值合理性”，公然污蔑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都举着所谓“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企图一笔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宗旨。他说：“中国社会自二十年代末后便陷入内部两大势力的武装冲突之中。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种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方式，不同于民主主义本身的逻辑”（第35页）。
王沪宁矢言“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真是莫名其妙的混蛋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动政权斗争了28年，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到头来却是要在中国实现他“新价值合理性”，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只有王沪宁这类政治骗子才能如此指鹿为马。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批驳了这种反动谬论，指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有原则的不同。表现在一部分纲领上，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宇宙观上，革命的彻底性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8页）。不过，从王沪宁的这种混蛋逻辑中，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他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简直成为衡量一切、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
顺便说说，王沪宁过去的许多文章，其实都贯穿着这样的标准。比如1986年5月《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就借总结历史教训之名，攻击中共“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年以后，这个政治变色龙为向赵紫阳献媚取宠，却大吹特吹“新权威主义”），攻击我国社会“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云云。可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已经给他打上深深的烙印。由此又联想到今天某些人大作消解革命、涂鸦英雄的文章，如《集结号》之流，其源盖出于十多年前的王沪宁。
但是，人们，请不要忘记，言说历史最终是为现实服务的。王沪宁在那个特定的岁月，抛出这样一篇充满“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主旋律的文章，决非为文而文，也决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意在言外——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九、在一九八九年严重政治动乱中呼风唤雨
毋庸讳言，在1989年春夏之交党和国家经历生死考验的危难时刻，王沪宁不但已经是学术“名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的副教授，而且已经是政治上的“红人”——被上海市委某个人相中，充当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以那时追捧“新秀”的世态，应该说他在青年学生里有一定影响。那么他是怎样发挥影响的呢？他与党同心同德，共度危难了吗？
事实胜于诡辩。仔细研读《体认》，我们有充分根据说，王沪宁在那些风云诡异的日子，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说他白天是人、夜里是鬼，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在《体认》这篇黑话连篇的文章中，他把对中国没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念念不忘的情结，化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忘乎所以地鼓吹西方民主“是合乎历史发展的”，给当时（四五月份）正在向全国蔓延的严重政治动乱煽风点火。
请看王沪宁当时都散布了些什么：
“直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到了全面的、普遍的、切切实实的体认”（第34页）。
“自‘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传播，使对来自西域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本身发生异议……已将民主区分为旧民主和新民主，已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劳工大众民主的差异……无异冲击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未能推及到现实运作之中”（第36页）。
“近代以来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峰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风暴……无力促成一种符合要求的全新的权力结构。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迟迟无法流畅地展示。这样一种结局，值得深长思之”（第36页）。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反观历史，看到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但同时也看到中国社会蕴含着阻碍它变为现实运作的种种机制。直至今日，中国社会依然受着这场风暴的影响”（第36页）。
“中国之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一旦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这种权力结构距分崩离析就为期不远了”（第33页）。
不需要多作解读，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可以从王沪宁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叹中，读出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渴望向往，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仇视，以及煽动青年学生加剧闹事的险恶用心。他不是在大加张扬地鼓吹“反观历史，看到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吗？他不是在攻击中国共产党曾经区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分资产阶级民主和劳工大众民主，因此中断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吗？他不是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吗？所以，“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不到体认，现代化没有很快实现，全是因为社会现实中阻碍重重。今天，要“促成一种符合要求的全新的权力结构”嘛，那就让旧的权力结构“分崩离析”吧，而首先是使“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即是说，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还不是发出要推翻中共政权、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明确信号？！四五月份的动乱发展到六月初的反革命暴乱，是不是有王沪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份“功劳”？！
事实上，王沪宁在这篇《体认》里，也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鞭鞑。他声称：
“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内在地不具备工具合理性的详细成分，而是以经济的充分弘扬为社会基本组织的架构”（第35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着力维护自己的新政治价值，也未及着力做工具合理性的研讨，在突然掌握了全国性政权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不难想见”（第36页）。
什么叫“工具合理性”？王沪宁也没有正面回答，但我们还是能从他的下列陈述里找到答案：
“其实，对工具合理性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提出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和考试权五权制衡的政治发展战略，均是极为精彩的。梁漱溟对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也有透辟的研究，他曾提出：‘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引申发挥，而切于其当前事实，不断袭取外国制度。’然而，工具合理性……由于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没有最终得到体认，而没有实际的价值”（第36页）。
说来说去，王沪宁仍旧不忘诅咒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不具备工具合理性”，仍旧离不开资产阶级宪政那出戏，离不开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那条路。我们始终不明白，王沪宁留恋的这种货色，究竟“新”在何处？共产党的老祖宗们不是早就把它揭露得体无完肤了吗？如果说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青年学生受其蛊惑，还情有可原，那么中共的高级干部甚至首脑为什么竟会上当？这里也要善意地提醒当今中共高层，由于王沪宁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他从西方抄袭的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已经打进中共各种文件，正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共长期形成和经过检验的正确理论和话语体系，可能给党带来难以预测的危害。
也许是王沪宁像雅科夫列夫那样接受过特殊训练，太过阴险狡诈，或者后台太过强大，以至于一个有着七千万党员的党代表大会，还要将他“决定”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然而，从以上我们援引的材料看，莫说书记处书记，莫说中央委员，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他的条件也根本不够。难道中国共产党真的朝中无人了吗？！难道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麻木了吗？都已经准备接受如苏共灭亡那样血淋淋的讽刺？！
作为此一系列檄文的结束语，我们愿将貌似王沪宁的同党，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云飞扬2002年11月24日发在《博讯》上的评论，献给广大网民和中共高层，请三思：
“中国在八十年代思想最理智又最激进的改革学者，是王沪宁，而绝对不是所谓赵紫阳的那些左膀右臂（指鲍彤、陈一咨、严家其——引者注）。当时赵紫阳曾经要重用王沪宁，王也为赵出谋划策（请查看当时海内外资料）。我再次恳求大家，是否可以把1989年以前王沪宁的文章，和上面三位1989年前的文章拿出来比较一下，前者是脚踏实地，要一步步改革，最终在中国消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先使共产党有名无实！）；如果我们现在把那三位请回中南海任高级智囊，他们还会提出更好的对付共产党的软刀子吗？”
连中共的敌人都看出来了：借着改革的旗号——先使共产党有名无实——最终在中国消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王沪宁是不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呢？历史正拭目以待，而中共的首脑和首脑系统，也到了考虑该如何对历史负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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