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所见，先验地“赞成”或者“反对”这些制度的多样性毫无意义。我再重复一遍，具体地分析这些制度中每一种模式的设计和实施结果是至关重要的。事实就是——使用公有土地的方式的独树一帜的多样化带来了显著的成果。首先，从经济效率上来说，尽管城市人口从总人口的20%上升到50%，中国还是成功的增加了农产品产量，满足了城市化的庞大需求。这个“资本主义”的南方国家（指欠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译注）所取得的成绩不可比拟，而且极其特殊和卓越。即使面临着要以世界6%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的不利条件，中国也保持并强化了食品自给能力。此外，在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上，中国的农村与资本主义化的第三世界也毫无共同之处。舒适且装备完善的农村永久性建筑不仅与过去极度饥饿、贫困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也和被极端贫困所困扰的印度和非洲农村截然不同。 这些无与伦比的成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所实行的原则和政策（即土地公有，在不提供产权的情况下鼓励小生产）。这使得从农村向城市的相对可控的移民过程成为可能。我们可以将其与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比较，比如说巴西。农业用地的私有产权制度掏空了巴西的农村，现在其全国人口只有11%居住在农村。但是城市居民却至少有一半住在贫民窟，并只能依靠所谓“非正式经济”（包括有组织的犯罪）维生。这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总体来看，中国的城市人口享受着适宜的工作和居住条件，甚至可以和很多“发达国家”一较高下，更别提那些与中国的人均GDP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了！ 从人口极其稠密的中国农村迁出人口是必要的（只有越南、埃及和孟加拉国有着类似的农村人口密度）。这种迁移可以空出更多土地，改善农村小农生产的条件。尽管相对受到管控（我要再一次说明，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人类的历史上就不存在十全十美），这种迁移仍可能因为速度过快而造成危害。 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描述中国现实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标签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只要不仔细分析这个标签的具体内涵，它就仍然是模糊而肤浅的。 确实，工人与组织生产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符合资本主义的特征，比如说顺从而异化的劳动力，剩余劳动的榨取。中国的一些地方存在着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例如雇佣女性在煤矿和其他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对于一个宣称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这些事是很可耻的。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政体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个地方都将如此。不经历这一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己并不能自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虽然现阶段这并没有提上日程）。对于任何社会而言，要将自己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并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漫长道路，国家资本主义是最初阶段。所有层面上的经济体系的社会化和再组织——从公司（基本单元）到国家、世界——都需要在历史的周期中做不可跨越的漫长斗争。 除了以上的初步思考，我们还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和规划上，来具体的描述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多不同的种类，而不仅仅只有一种。1958年到1975年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了服务和加强法国的私有垄断行业，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在实现三个目标：1、建设一套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2、调节这套体系与农村小农生产之间的关系；3、控制中国与被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普遍垄断所支配的世界体系的整合。对这三个主要目标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使其许诺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但同时也加强了摈弃这种道路而纯粹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应该认识到，这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选择会偏向其中的一条道路吗？ 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1954-1980），它要求所有企业，无论大小都进行国有化（与此相伴的还有土地的国有化）。此后，它又对国内外的私人企业，以及自由化的城乡小产业（小企业，贸易业以及服务业）开放。然而，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基础工业和信贷系统仍然没有去国有化，虽然它们的组织形式得到了修改以与“市场”经济接轨。同时，与这些政策相伴随的，是确立对私营企业以及与外资合伙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发挥其预想中的作用，或者反过来（通过管理层的“腐败”）与私人资本勾结而变成空壳，还有待观察。 但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1950-2012年间的成就仍然是惊人的。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建立了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自主的、完整的现代生产体系，其成就只有美国可与之相媲美。通过发展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它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对苏联和西方模式的高度技术依赖。但是，它还没有开始从经济管理的社会化角度去重新组织劳动力。计划——而不是“开放”——仍然是这个系统建设的核心措施。 在这个发展计划的毛泽东主义阶段，强制性的计划无所不在：新建设的性质和位置，生产的目标以及价格。在这个阶段，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替代品。我要在这里提一下这一时期关于价值规律本质的、为该时期的计划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的有趣辩论，但不做深入阐述。这一阶段的成功——而非失败——要求为了追求快速发展而做出改变。 为了避免苏联的致命经济停滞，对私有经济的“开放”——从1980年开始，特别在1990年之后——是必须的。尽管这个开放过程刚好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相一致——我将在后面再提到这个一致性的负面影响——选择一个“市场社会主义”（ socialism of the market），或者更好的说，“有市场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作为加速发展第二阶段的基础，在我看来是合理的。 这个选择再一次的让人震惊。在寥寥几个年代里，中国建成了一套将6亿人集合起来的高效的、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几乎相当于欧洲人口）是在过去20年内进入城市的。这是计划而非市场的功劳。中国现在切实存在一个独立自主的生产体系。没有任何南方国家和地区（除了韩国和台湾）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在印度和巴西，在同类的自主计划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互不相干的元素，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在这些新条件下，设计和实现计划的方法发生了转型。对于大型基础设施投资而言，计划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为4亿城市新居民提供适宜居住的房屋，同时建立一套空前的高速公路、公路、铁路、大坝、电网等的体系；去开发中国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的乡村；以及把发展的中心从东海岸转移到西部内陆。同时，计划对于公有企业（由国家、省、市所有的）的规划和财政资源来说，也至少部分上仍然是必要的。对于其他经济形式而言，有可能存在城市小规模商品生产的扩张以及工业和其他的私人（经济）活动。这些目标都得到了重视，同时实现这些规划的政治经济资源也得到了明确。总的来看，最终的结果和“计划”的预测没有太多不同。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同时也将可见的社会（我没有说“社会主义的”）维度也整合进了其发展计划中。这些目标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消除文盲，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等。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个部分（20世纪90年代），总趋势无疑忽视了这些目标。然而，应该注意到，作为对积极的和有力的社会运动的回应，这些规划中的社会维度重新赢得了其应有的地位，并被期待着能催生更多的进步。这个新的城市化进程在其他南方国家是无有其匹的。当然，有很多“时尚”街区和其他完全算不上富裕的街区；但中国却没有贫民窟，而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里这些贫民窟却长期持续存在并到处扩张。 中国整合进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 如果不去考虑其与全球化的整合，我们就无法分析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官方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希望与世界资本系统脱钩，通过建设一个完整的包含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完成这个脱钩过程。苏联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脱钩，尽管这更多的是因为西方的敌对，而苏联甚至谴责西方为孤立苏联而推动的封锁。然而，尽管建立了经互会（应该是Comecon，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作者原文为Comecom, 疑为笔误，——译注），整合东欧的计划却没有多少进展。东欧国家的地位仍然不确定且脆弱，虽然与西欧部分脱钩，但是在严格的国家基础上，从1970年开始就部分对西欧开放。而中国和苏联整合的问题从来没有存在过，不仅由于中国民族主义不接受这样的整合，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中国的首要任务不需要整合。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尝试着用着自己的方式脱钩。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重新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彻底、永久地放弃了脱钩呢？ 通过倾尽产业系统的能力，加速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全球化，这条道路使得中国将出口放在首要位置，表现为出口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十五年来（从1990年到2005年），新自由主义潮流偏爱这个选择的成功。单纯追求出口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同时也因为它受到了2007年开始的、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的内爆的威胁。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很早就开始试图通过更重视内需和中国西部的发展来纠正这个问题。 很多人反复听到这样的说法，即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对（显而易见“失败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抛弃、对外开放以及外国资本的注入。这个观点是非常愚蠢的。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建设作为基础，开放不可能达到众所周知的成功。和没有发生过类似革命的印度的对比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比下面的说法更荒谬的了：中国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归功于对外来资本的引入。建立了中国的工业系统并完成了城市化和基础建设的目标的并不是跨国资本。中国90%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其独立自主的规划。当然，对国外资本的开放实现了一些有用的规划：这增加了现代技术的输入。然而，由于中国的合资模式，中国吸收了这些技术并且能够掌控它们的发展。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即使在印度或巴西，更不用说泰国、马来西亚、南非和其他地方。 中国和全球化的融合仍只是部分完成、且受到控制的（或者说至少是可控的，如果非要这样说的话）。中国仍然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它的银行系统仍然完全国有，并主要服务于国内的信贷市场。对人民币的管理仍然由中国自主决定。人民币并不是金融全球化所强加的难以预测的兑换的主体。北京可以对华盛顿说，“人民币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难题。”，就像美国1971年对欧洲说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难题。”进一步来说，中国在其公有的信贷系统中保持了大量准备金。相比美国、欧洲、日本以及许多南方国家的被人认为不可忍受的负债率，中国的公共债务几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国可以扩大公共支出，而没有引发恶性通胀的危险。 吸引外资虽然使中国获益，但这并不是其规划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地，正是中国的规划的成功使得中国对西方跨国资本产生吸引力。而比中国开放程度更大、并且无条件服从全球化金融资本的南方国家，并没有相同程度的吸引力。跨国资本被吸引到中国来，并不是来掠夺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也不是剥削廉价劳动力获利却不转移技术；也不是像在摩洛哥和突尼斯那样，外资通过对其不存在的国内生产体系进行训练并将其整合进离岸交易而获利；甚至不是像在墨西哥、阿根廷和东南亚一样为了实现金融掠夺的目的，让帝国主义银行掠夺国家储蓄。相比较而言，外国投资在中国可以从低工资中获利并得到比较高的利润，但前提是它们的计划与中国的计划相吻合，并且允许技术转移。总之，这些都是“通常的”的利润，但如果和中国当局可以进行更多合作，那就会有更大的利润。 中国，新兴大国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大国。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是正在试图恢复其几百年来的地位。然而，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更是谄媚的——无助于我们理解这股新兴力量的性质和它在当今世界中的现实处境。 顺便说一句，那些宣传这个笼统而含糊不清的观点的人，并没有兴趣去思考中国的兴起是通过恢复资本主义的普遍原则（他们认为或许有这种必要），还是严格地执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而实现的。对我来说，我认为倘若中国确实是一个新兴的大国，这恰恰是因为它没有选择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倘若真的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其振兴计划将会陷入失败的危机。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反对这样的观点：人们不能跨越必要的阶段，因此中国在考虑其可能的社会主义未来之前必先发展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从未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始终犹豫不决。我们知道，欧洲的第一次攻击（鸦片战争）刚过，他就写道：下次你再派军队去中国时，迎接他们的将是这样的标语：“注意，你正处于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边境线上。”（原文没有注明这句话的出处，马克思的著作中类似的表述是在发表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的《国际述评（一）》：“如果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本文出自《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七卷。马克思的本意是说，欧洲人在中国的商品倾销解体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基础，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变革提供了可能。——译注）这是种了不起的直觉，说明他相信中国人民应对挑战的能力，但同时，这个论断又是错误的，因为标语事实上写着：“你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线上。”然而，我们知道，在论及俄国时，马克思也没有否认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参见他对维拉•查苏利奇的回复，“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出自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十九卷。——译注）。今天，有人可能会相信马克思的前一个判断是正确的，中国确实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但是毛泽东比列宁更加理解资本主义的道路将导致一事无成，而且中国的复兴只能由共产主义者来完成。十九世纪末的清朝皇帝，以及后来的孙逸仙和国民党，已经规划了中国的复兴，以应对西方的挑战。然而，他们无法想象，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另外，他们也没有能力理解“真正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条道路不适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理解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毛还认识到1949年的胜利也不意味着革命提前成功，和长期坚持社会主义路线这个中国复兴的前提条件，与可预见将来的资本主义信徒复辟之间存在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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