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冼岩先生的这篇文章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冼岩先生的政治立场属于进步小资产阶级，能提出“清算所得税”的政治主张，说明中国相当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正在激进化、左倾化。这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旦未来事变，人民大众的清算所得税的要求，老工人的清算非法私有化的要求，新工人的最低工资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60%的要求，以及平反薄熙来、清算温家宝的要求，一旦汇集在一起，就必然将中国资本主义的腐朽基础连根拔起，并为社会主义转变开辟道路。 公平缺失是当下中国的最大病症，也是诸多社会矛盾的最大根源。民众的不公平感，主要来源于三个事实：贫富分化悬殊，许多商人的财产来路不正，官员贪腐严重。中国社会要凝聚合力，减少内耗，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继续向前走，急需的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重建公平。
重建公平之难，不但难在既得利益的阻挠，阻力巨大，亦难在成因复杂，诸多不公平现象的形成，确有历史的、体制的原因。片面强调清算，理既不能服人，亦难以形成必要共识。例如，商人们经常强调的是，行贿是体制所致，是被官员所逼迫，他们面临的选择有限：要么屈服，要么失败。官员们也抱怨，贪腐实非所愿，乃是不得不贪，就外而言，行贿者前赴后继，拒不胜拒；就内而言，不进贡则不进步，他们面对的也是逆向淘汰格局。这些说法，虽不能涵盖所有的不公平现象，却也代表了部分事实。这些事实的发生，确有体制的原因：体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都能宁折不弯；好的体制应该能够让坏人也愿意做好事，而不是好人也只能做坏事。
不公平的发生既然有体制原因，简单对个人行为进行清算，未免失之偏颇，因为不能用一种不正义来纠正另一种不正义。因此，从能够获得更广大人群认同的公平正义出来，同时也为了降低操作成本，减少执行阻力，避免社会动荡，不妨选择另一种折衷的重建公平方式，那就是清算所得税。
以商人为例，其所得或确有违法，但其行为选择，可能有体制和官员压迫的因素。如果究其违法之刑罚，固有不妥；没收其全部所得，亦有过分，而且对已经形成的市场经济秩序也会造成重大冲击。但是，如果只是清算所得税，这就谁也没有话说，这是无论如何都站得住脚的行为，也是社会公平的底线。由于历史和违法的原因，大多数富人的所得税，都未如额缴纳。应该说，针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只是应缴税额的极少一部分。重新清算所得税，既得利益者既无任何理由可以反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能得到一定弥补。
具体做法可以为：无论官民，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财产，包括海外财产，官方进行核实；财产在千万元以上的（定额千万，是为了把中底收入者排除在外。按照国际惯例，十万至百万美元为中产，百万美元即630万人民币以上为富人），须提交纳税凭证，官方进行核实；未纳所得税的部分，须补缴；由于此举带有惩罚、赦免的性质，税率应高于一般个税的20%，可定为30%；补缴后，不再追究此部分收入的一般经济违法行为，如行贿、受贿等，但特殊性的重大犯罪，如化公为私、侵吞国产，应列明排除在外；申报时如有隐匿财产的，发现后一律没收，并从重追究其违法行为；财产在海外无法没收的，以国内财产抵扣；无法收回又无法抵扣的，可折为刑罚。
这样清算所得税，结果将如何呢？据瑞士信贷旗下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2011年家庭财富约20万亿美元，2016年将增长到39万亿美元。不妨就按照两年前的数据计算，中国现有家庭财富约为130万亿元人民币。按早前据说是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占有99%的个人财富，以千万元为起征点，应该可以对130万亿家庭财产的大部分补征所得税。假设征税额为100万亿元，30%税率可征收30万亿元。除去清算的操作成本和一些收不到手的，打个对折也有15万亿元。
这么多的钱，相当于四个“4万亿”，可以办不少事了。由于这笔税收来源于对不公平的清算，因此应该事先约定只能用于重建公平。这么一来，低保、社保、医保、房保（保障房），就都不愁钱了。富人得到心安，穷人得到保障，公平得到重建，阶层没有撕裂，社会没有动荡，收入分配改革的“限高、扩中、扶低”原则，也落到了实处。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