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到二0二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问题

    内容提要
     一、什么是“小康社会”
         1、“小康社会” 的由来
         2、邓小平对“小康社会”的设计          
     二、十六大重订“小康社会”的目标
         1、目标设计
         2、十年实践
     三、十八大规定全面成“小康社会”后十年的任务
         1、从国内外形势分析
         2、从三大需求分析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别关注分配
         1、关于两个“同步”的问题
         2、关于提高两个“比重”的问题
     结论
  
     一、什么是“小康社会”？
     1、“小康社会”的由来。
     有人说，“小康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的概念。这有一定道理，但需要论证。不加以论证，没有说服力。
     改革开放初期，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取代了他原来的思想。原来他也讲过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共产主义分为低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阶段。（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当他公开背弃马克思主义，就宣传孔孟之道，说儒家经典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是儒家所说的人类社会最初的两种社会形态，语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主要出自《礼记》。《礼记.礼运》大同篇，赞美“大同社会”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致在原始公社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的交替时期，有老人唱《击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老人心旷神怡，击壤而歌，歌颂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帝王的权力统治，日子过得多么悠闲自在！
     《礼记.礼运》大同篇又曰：大同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是儒家赞美原始公社“天下为公”的言论，对后来的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老子对原始社会也是赞颂的：“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是有辩证法的，但在这里他要求由小康社会（简单商品生产）退回到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太史公司马迁也认为是不对的，办不到的。（见《史纪》“货殖列传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变化，原始公社转变为奴隶社会，儒家称之为比理想的“大同社会”低一级的“小康社会”。《礼记.礼运》篇指出“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在奴隶制的家天下时期，帝王是最大的私有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赞扬这种社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等等。儒家所谓的“小康社会”，特别称颂禹、汤、文、武（孟子对武王伐纣不赞成，认为那是霸道，不是王道）、成王、周公之治。这里只是从儒家的立场描绘奴隶社会的表面现象，说的尽是好话，并没有触及到奴隶社会的另一面，剥削压迫的实质一面。在奴隶社会，开始了私有制，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予夺之权，统治是极其严厉残酷的。孔子在《论语》中也透露了一丁点儿，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里是说女子不服从男权，奴隶（小人）不服从奴隶主（君子）的统治，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随着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的激化，奴隶社会逐渐瓦解。
     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在其诗词《贺新郎》“读史”一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睿智优美的文学手法，批判了儒家所颂扬的奴隶社会的暴虐本质，指出：“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诗词集》第145页，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看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受骗了，可他又把这些骗人的东西拿来骗我们大家。
其实，儒家所称颂的“小康社会”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三代的帝王，都不过是奴隶制时代的首领，是大奴隶主，并不是像儒家吹嘘的是什么了不起的“神圣”。所谓的“小康社会”，是存在严重剥削的奴隶制度，是阶级社会的第一种形态。（关于我国古代社会的“五帝三皇”，都是一些传说，古籍上说法不一；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界，史学界也有争论。本文是自己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古代“五帝三皇”所作的一种看法。）
     2、邓小平设计的“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设计的“小康社会”，是东西合璧的混合物。这里所说的“东”，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西”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地位已经隐固（如《礼记》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不再讲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了，提出了所谓“初级阶段”的谬论；一再讲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即搞资本主义；并公开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刻意隐瞒奴隶制度的本义，特指富裕的程度，并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量化为一定数额的美元。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到本世纪末“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全国国民生总值为10000亿美元，人均1000美元；有时也讲800美元。（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还有第259页。第三卷第64页等）
     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的是，联合国早就规定，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要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各个国家的GDP相加，就是全世界的经济总量。邓小平是原中央第七位（毛、刘、周、朱、陈、林、邓）领导人，分工管政法，如他自己说的，“搞经济是个外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在改革开放初期他要冒充内行，又分不清西方经济学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可他还是要大放厥词，照讲不误；“小康”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会儿说800美元，一会儿说1000美元。当时中国有10亿人口，人均相差200美元，则总值差额达2000亿美元，这就不是一个小数。
总之，邓小平设计的“小康社会”，从定性来说，并不是来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而是从儒家思想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含混不清的“杂拌”概念；从定量来说，应当讲国内生产总值的（GDP），却说成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数额前后相差2000亿美元。
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国家计委，建国后几十年一贯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是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物质生产体系》（MPS），主要指标包括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这套核算制度是从基层企业做起，宏观与微观是紧密结合的。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使用这套核算体系，所以一般称之为东方体系。
总设计师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国民核算体系》（SNA）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西方国家普遍使用这套核算体系，对此大家习惯称之为西方体系。其理论基础是萨伊的庸俗经济学：不分生产领域或非生产领域，凡是收入的所得者即收入的创造者。工人、农民、总统、妓女均有收入，都创造财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贯反对的错误理论。现在邓小平提出要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国家计委有位领导干部说，按组织原则，此时邓小平又不是中央领导人，他的话并不正确，为什么非要执行不可？这样，国家计委当时照旧我行我素，对邓小平的话多年置之不理。
     1985年，赵紫阳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压制实际部门和理论界对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争论，实际上是要在宏观管理上搞西化，专断拍板说，从今年起全国都使用《国民核算制度》（SNA），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由于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改变，要从基层做起，是一件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国家计委为了应对上面，主管此事的综合局同志，在原东方体系（MPS）的国民收入数字的基础上，加13%或者更多一些，就有了西方体系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苏联两套体系的折算，在MPS的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要加大40%多，才等于SNA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赵紫阳等看到国家计委上报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上有邓小平要求的这个指标，也就满意了，认为他们的西化改革又前进了一大步。
事实上，为了做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实际工作， 国家计委用了两个五年计划（“七五”和“八五”）的时间，实行双重核算（既算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和有关部门的增加值，又算社会总产品、工农业总产值这样两套指标）过渡，到“九五”计划（1996-2000年）才正式使用《国民核算体系》（ SNA）。现在公开出版的这几个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文件上，记载有这个历史变化。总之，总设计师设计的这个“小康社会”，既然从定性到定量都不科学，不好掌握，叫实际部门怎么去完成？
     二、十六大重订了“小康社会”的目标。
     1、目标设想。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规定，经济总量指标使用国民核算体系（SNA）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这就是说，要求经济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两番，即20年后达到2000年的4倍，平均每年增长7.2%。这是最主要的任务，其他指标兹不赘述。
     2、前十年的实践。
     从2000年到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实践十年。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0年，还剩下后十年。现在时间已经过半，进展情况如何？
经济是基础，首先来看看经济方面的情况，这是最主要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前十年经济总量的增长超额完成任务，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9215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4015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为2.7倍，平均每年增长10.5%，超过原定速度近半倍。但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主要是：
     （1）经济已私有化。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经济，这已写入党章和宪法。
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改变共产党的纲领，复辟资本主义，但又不敢公开暴露他们的真面目。因为如果那样，他们就欺骗不了人了，所以他们要讲一些摩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或口是心非，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以便把群众蒙在鼓里，跟着他们走。“第三代核心”为了私有化，在十六大报告里就是这样做的。
首先还应当指出，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农业方面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搞包产到户，恢复小农个体经济，还是扯了点谎言，提出什么“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集第355页）但是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见第二个飞跃的影子。这是总设计师的手法。他原以为农民搞个体小农经济，把农业推向市场，就会一帆风顺地发展资本主义了。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农业、农村的土地、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一披披地转向工业、城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一垮，国民经济多年翻不了身。于是派江泽民到江汉平原调查粮食，朱镕基到华北平原调查棉花。邓小平为农业犯愁，传达到国家计委，我写了一篇《促进九十年代农业稳定发展的建议》，根据美国百年经济史，指出以家庭农场为主的美国资本主义农业，是政府管理的部门，是不受市场调节的。国务院印发此文在编者按中说，此文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意见”。采纳了对农业实行指导性计划的建议，恢复对农业实行过去行之有效的补贴政策（赵紫阳曾公开撰文要取消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奖励政策、价格政策等。这篇个人的文章，作为国务院参阅文件，上送中央领导，下发省市区执行，扭转了国家不管农业的幼稚想法，对农业的正常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到了“江核心”时代，在他的两届总书记任期内（1989年3月-2003年3月），手法变了：“打左灯，向右拐”；或是讲了些似是而非，摩棱两可的话，在理论上“创新”了搞私有化的理论，在实践上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改革。
“创新”了的私有化理论，有以下这些：
     ——修正了我国的“经济制度”。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包括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这已载入《宪法》。但是随着私有化的大规模推行，“江核心”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修正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变，解释权在他们手里，可为所欲为了。现在连这个“主体”也不要了。
     ——提出了所谓“两个毫不动摇”：“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面看来，公与非公两面都讲到了，并无偏颇。但实际做起来，第一个毫不动摇是幌子，第二个毫不动摇才是重心。于是私有、外资企业等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大发展。
     ——以探索国有制的“实现形式”为名，抓大放小，大企业搞股份制，中小企业拍卖。
     我国的国营企业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要探索它的“实现形式”，岂非咄咄怪事？这实际上是西化派照搬苏联改制中推行的美国哈佛大学萨克斯教授的“休克疗法”。这套办法已经把苏联搞垮。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站出来提出逆耳忠言，指出这样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一会毒害年青人的心灵，二会误导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陈岱孙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所写的序言）现实表明，这已不幸而言中。
     ——提出对国有企业要由实物形态的管理，过渡到价值形态的管理，实现“保值增值”。
     改革开放以来，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同西方国家一样，实际上两者性质上是不一样的。这是他们搞西化的头一步。现在进一步又要搞什么价值管理，实现“保值增值”，听起来蛮好听的。其实，这是搞私有化的一个阴谋勾当。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即具体的厂矿企业，出卖给私营资本家了，变成了他们的产业资本了，国家只掌握这些企业的价值形态即货币资本。于是，私营资本家运转他的产业资本，变成吮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真正做到不断保值增值。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的统一。（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23页）至于国家得到的货币资本，为了保值增值，最好存入银行生息，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但原由国家掌握的厂矿企业这些生产资料，由“活物”变成了“死钱”，久而久之，会坐吃山空的。或者爆发一场金融风爆，会把这些货币资本化为乌有。多年来在私有化改革过程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江核心上任后，私有化花样翻新，步伐加快，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的国有工业大量减少，私有工业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后约20年即到1997年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为25.5%，低于1949年的26.2%。大家普遍感到惊愕。国家统计局的《中国信息报》出来说，国有工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于是他们在国有工业比重上加上一块国家控股工业的比重，数字就达38%以上。就全部工业来说，加上一块国家控股工业，这是重复计算。这样做，可以欺骗不了解实际的普通老百姓甚至大学教师，但许多具有实际经验的人指出，统计局这是搞数字游戏，为走资派骗人服务。到2004年，即江离任后一年，国有工业的比重下降为15.3%，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12.5%。（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第507页计算）时间又过去三四年了，现在国有工业的比重可能更小了。
     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也已变成私有化的家天下了。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国内外的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55%。到 2005年上升为65%。五年平均比重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推算，到2008年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就已超过70%了。据此国家体改委的西化派说，私有化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所言不虚。
   （2）产业结构进一步恶化。优化结构，是原定经济翻两番要求的基础。可实际执行的结果，适得其反，经济结构更加恶化了。众所周知，现在许多产业包括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不但生产过剩，而且普遍生产能力过剩。如钢铁工业产销“两头在外”，产能多达7亿多吨，矿石靠大量进口，价格受制于人；产成品自己只消费4亿吨，其余3亿吨要出口。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各国都搞贸易保护主义，钢铁的销路成了大问题。这是我国产业结构恶化的一例。举一反三，其他就不用多说了。这些大包袱什么时候才能甩掉？
   （3）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邓小平曾多次信誓旦旦地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1、139、172页等）
实际情况如何呢？世界上衡量贫富差距的吉尼系数，是个中性指标，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各国都通用。国际上公认，吉尼系数在0.2以下，认为分配过于平均；在0.4以上，认为过于不平均，会引起社会动荡。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的吉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了一番，速度之快是罕见的，而且超过了警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