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动“五反”运动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局的电报;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的报告;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这些报告里面都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这是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个号令。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 1952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 1952年5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发动“五反”运动,不是要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 毛泽东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一九五O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 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 一九五二年三月,他约请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 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建会的重要作用。他说: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 毛泽东还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他说: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答: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3月27日,毛泽东又说:“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3月7日,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人手,启动市场,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3月29日,毛泽东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既要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 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 1952年2月22日,他说:“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因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 1952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三月十六日,他致上海市委电:上海的“‘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 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 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说:“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家分批处理。——引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 2月27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里说:“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 四月初,他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定案处理 五月九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反”运动以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结果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直接结果,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通过“五反”运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 第四节 “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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