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权力

我们再回到《武训传》上来，把它当成一个案例来具体谈谈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现在主流的概念，什么人性论啊，政治是政治，文艺是文艺，两者不要扯到一起去，党不要管这个不要管那个。这个话对还是不对呢？我认为是不对的。崔卫平有句话讲，“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有些人讲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是蒙人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人蒙了的。真正的聪明人不会这么看问题的。那些号称不讲政治的艺术，其实是最讲政治的，它是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的表达，名词叫作“去政治化的政治”。关于这个概念我建议大家去找汪晖老师的文章，你就知道什么叫作“去政治化的政治”，这是现在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大潮流。以不谈政治的方式构建一种政治形态，一种压迫形态，这是一种最坏的政治形态。在《武训传》那个年代就是毛泽东时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归功于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认识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据说这个话最初是康生提出来的，但他表示同意。现在很多人提起来就觉得这是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要说，反党也是一种政治形态，意识到小说和政治间的关系，是个更伟大的发现。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读过关于前面讲的知识和权力、政治的关系的东西，那这就是他自己看出来的，这就是非常了不得的独到的见解。

我们再谈谈毛泽东为什么批评《武训传》。在今天这个复辟的时代，其实武训做的事情一点都不陌生，到处都是武训，好多武训都被表扬，被吹捧，《感动中国》。武训干了什么事呢？办了义学。义学什么意思呢？他都弄了些什么？前些人有位天津的白芳礼老人，蹬三轮车资助贫困的大学生，近两年又出来一个最美洗脚妹，刘丽，还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我还看了她的发言，口才还相当不错。但是我们想想他们做的事和武训做的事，武训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穷人不受欺负，怎么才能摆脱这种不识字的苦。他就千想万想想破了头。但是电影里头还有很多另外的选择在等待他，另外有一个同样苦命的女孩子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去闯一番天地，摆脱这种生活，但他最后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个姑娘也上吊自杀了，是个非常悲剧性的结局。但是最后又做了件错误的事，也就是他这件事注定是没有意义的。你能够做到的并不能让所有的穷孩子都有书念，这是一；第二，你办了义学之后，你去请谁来做老师，你仍然要去请那些旧的教书先生再你这个新形态的义学里教旧的那一套！你这个义学能够做到的不过是——也许能改变个别几个孩子的命运——为这个封建的统治秩序培养新的人才。也就算他念好书，考科举，当官了，上升到社会的上层，成为一个新的压迫者。你只不过在生产自己的压迫者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做的这件事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他对整个社会结构没有起到触动的作用，而只是起到巩固的作用。

但是我们怎么看武训个人？你怎么看白芳礼老人、刘丽女士？我要说，他们确实是道德高尚的人。武训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那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他脑子里只有那个意识，他想象不出来一个更新型的办法，比如革命等等。最重要的是怎么评价他？我觉得我这样评价他还是公允的。第一，他是道德高尚的人，比我比各位的都高尚，但是他做的事情没有那么伟大的意义。但是，电影《武训传》把他解释成为人民服务，号召大家学习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给人民当一头老黄牛的精神。为了这个，毛泽东就恼火了。那时候刚建国也挺忙的，这个电影解放前就在开拍，这时才拍好。好多人都说好，那个时候火的不得了，好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看了之后也说好。然后大家劝毛主席你也看看，看完之后一肚子火，就写了一个对《武训传》的批判，我引用里面的话，说在很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然后最后他还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那些号称学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级干部，但是碰到了具体的问题就完全丧失了批判能力，把这样一个作品捧的那么高。我觉得毛主席把批评引到这个层次还可以，当然后来也有走过头的地方，包括江青他们到山东武训的老家翻历史，那时候人还是很严谨的，非要把武训解释成一个大流氓大地主，这个是有点过头了，因为这不是武训一个人的错，该批判的是那些创作者和宣传肯定电影的所谓的理论家，他们对这个问题实在是不敏感。

我上面讲了知识。我下一部分讲讲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就是掌握了知识的人。知识分子有狭义的和广义的概念，狭义的概念是以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为职业的人，比如大学老师。广义的知识分子一个单位里的会计也是知识分子，因为财务也是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门槛也在不断的变化，刚建国的时候一个初中生就可以算知识分子了，现在有变化了，但至少我觉得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了吧？所以，我们这一屋的应该都算知识分子。

谈知识分子之前我再提出来另外一种对于权力分类的方式，就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但凡权力，就具有公共性，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整个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全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只把对权力公共性的要求限制在政治权力。比如说你是个政府官员，你掌握公权力，你就能把权力私有化，那就叫贪污、渎职，要负法律责任，国法党纪等着你。但是掌握经济资源不是一种权力吗？当然是。你在私营企业里工作难道你的老板没有支配你的权力吗？我们印象非常深的是凤姐，发过一条微博，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说了一句特别发人深省的话，我说这个将来写文章一定用的到，结果还真用到了。她说，我痛恨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我曾经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最怕出现的就是我的老板说你明天不用来了。她说每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感到很绝望，我就想明天是不是要被饿死。没有人判我死刑，但我却有可能因为丢掉工作而丧失生命。大家想想经济是不是一种权力？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求经济权力也要保持公共性？为什么用经济掌握了经济权力去积累更多的权力，用钱挣更多的钱是合理的？为什么这种权力的继承是合理的？当然，西方国家还收点遗产税。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可以提出来讨论？没有人讨论。他们讨论的是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还要写到宪法里等等，我觉得这简直是疯了。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一带而过。

接下来我们谈文化权力。谁掌握了文化权力？是知识分子。问题是但凡权力就有公共性，那你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你的权力要不要保持公共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而读书？读书为了学知识，学了知识你怎么用这个知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问题，每个人今天晚上好好琢磨这个问题。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就过渡到知识分子上面了。知识分子，读书，上大学，目的是为了什么？像武训那样说，是不受人欺负，能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更普遍的，我们都听说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传统。在这个里面，你看到权力的公共性了吗？没有。通过学习获得知识获得一定的权力，然后把它全盘私有化了，大家也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这应该吗？这难道不应该提出一定的挑战吗？当然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也有另外一个支脉，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关怀。但是，总体上来讲，知识分子一直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他是压迫集团的一员，而且他承担着为整个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解说的功能，他起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斯福教授（Stephen Feuchtwang）是我在LSE念书时的老师，他在解释中国文明的时候，他就用“writing”，即“书写”来阐释中国的文明。当然对他来讲，文明的这个概念是有一个特别的含义，跟我们平常讲的不一样，他讲文明最重要的是两点，就是“hierarchy”和“aspiration”，就是人的“等级”以及通过等级上升的“渴望”。如果用这两点来解释中国的文明的话，就用“书写”作为一个中轴来解释。书写能力自古以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因为中国字很难写，一般没有念过书的人他会说话但不会读不会写。所以在过去你只要会写字，你可能没有什么功名，你都可以相应地获得一些权力。一个村子里面只有你会写字，那有老太太想给儿子多少年不会来写封信，她要求你写。回信回来了她不认字也要求你帮她念信，这就相应产生了某种权力关系。相应的你求人家办事，比如写副对联，你总要给人家意思意思表示表示，这个人在人群里面会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和社会资本，会产生一定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读书人自然而然地会受到一定的尊重，获得一定的地位。

那么同时，我要问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对得起这份尊重了吗？总体上说是没有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特别的讨厌，特别的烦人。他不但用他掌握的知识为自己说事，还顺便喜欢恶心别人。比如说李安导演，他也是知识分子，拍《断背山》，然后就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让人很生气啊，他也不管你有没有，他就说每个人都有。福楼拜，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很变态，生活混乱堕落，卫生条件又不好，所以很多人就得梅毒性病啊。于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就会把得性病得梅毒变成一种风尚，得了这个病的人脑子变得比较敏感，精神比较脆弱，身体也比较脆弱，有点像咳一口血然后给大家看成为一种时髦一样。知识分子怎么可以无聊到这个程度呢？然后福楼拜说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有梅毒的因素，他也不管你有没有，他就这么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你好好想想这话对不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么侠义刚烈的女子，当时辜负她的是什么人，也是读书人。前些天，在上海发生一个事，说一位农民工取了一万多块钱工资准备回家过年，结果撒在大家上，好多人捡跑了，只有两个人捡到七百块钱给送回来了，这两个人都是扫大街的。也就是说那些拿了钱跑掉的平均知识文化水平一定要比这两个清洁工人高。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真的成正比吗？还真不成正比，绝大程度上是成反比的。我们今天这个民族的美德，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在延续？真的不是知识分子，是那些不识字的老百姓。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破天荒的时代，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是非常不客气的，比如1957年的整风运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看看那个时候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这是王绍光的一段话，他根据李敦白，一位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的回忆来写的。我给大家念念：“那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体抗议时，其他人缩在一旁观看。对绝大多数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判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得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他们刚刚取得的一天八小时工作日和基本工资。”李敦白还提到有些教授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之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的家里进行攻击。在广播电视局，印刷工人也拒绝对某些在节目中重复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成人看，我们不会去印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丈母娘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他干脆说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统统是放屁！

这是一种评价。那今天大家对知识分子怎么评价？教授叫“叫兽”，嚎叫的野兽。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知识分子跟启蒙有特别的关系，他们特别喜欢讲启蒙，同时也特别喜欢启蒙别人。因为启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概念。但是我们要谈一谈，什么叫作启蒙？鲁迅有篇文章叫《破恶声论》，建议大家去读一读。但这篇文章特别难读，你要配合一些解读才能读懂。汪晖老师有篇《声之善恶：何为启蒙？》对《破恶声论》的解读，如果要读的话要对照着读，否则很难看的懂。鲁迅当时也在讲启蒙，他说当时是一个“无声的中国”，不是说中国没有声音，而是乱七八糟没有“真正的声音”没有发自内心的声音。他说要打破体制上的禁忌，需要一二士站出来，有一个人两个人发出“真的声音”来。这个“真的声音”从哪里来？来自心声，来自内造，一种内在的心情，真诚的信仰。人，知识分子，至少要有正信，堂堂正正的自己的信念。而对那些随波逐流的，什么时髦讲什么的，他管它们叫“伪信”。他们所秉承的信仰鲁迅认为叫“敕定正信”，就是别人给他规定好的，他靠这个来混口饭吃。所以这样的人不配做真的知识分子，鲁迅叫“伪士”。他提出个概念叫“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我宁可要迷信，也不要这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因为迷信，它是正信，是生命里的习俗，是人组成的一部分。

大家想一想，你们都能想到哪些人是伪士？我可以点名说一个。我认为中国伪士最大的代表，是吴敬琏，听过这个人吧？很有名。他是“吴市场”嘛。但是当年70年代的时候左的不得了，比我左的很。脱离了低级趣味脱离的比较干净，连他老婆坐沙发都不行，资产阶级才坐沙发，劳动人民要坐板凳！70年代他写文章反对利息，总之资产阶级那一套。立马改革开放了，政权的方向调整了，他立马挺起了所谓市场的大旗，成了“吴市场”。这种人就叫伪士，什么赚钱吆喝什么，他不配叫知识分子。这还是从他思想的层面上，从实际的层面上，从直接用他的影响力话语权换钱这个层面上讲，那就更那个了。他动不动担任哪个公司的独立董事啊，在哪讲讲话啊，这都有利益交换在里面。但你具体去请教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不承认。曾经有记者问过吴敬琏老先生这样的问题，说您是不是某些利益集团啊资本家的代言人，他很激动，说你指出来我拿了谁的钱了？我没有拿谁的钱。然后他好像就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他认为这就算回答了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他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在鲁迅那里早就有答案了。你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经济学家，你替人说话，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直接拿别人钱，这很不光彩，这叫走狗。你没有拿别人的钱你还替别人说话这叫丧家的走狗！道理清清楚楚，逻辑无懈可击。你见到所有的富人都摇尾巴，见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那你不是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又是什么呢？还有什么好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