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习近平出主意——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理论瓶颈

　　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一项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哪怕仅仅是被提上议事日程，均无不仰赖于一个理论瓶颈的突破，即：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其在一个落后的国度内已成功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得了全国政权之后，又该如何来面对那不可跨越的、并将作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

　　对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武库中，除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外，是找不到任何现成答案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立足于当时资本主义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现实。即使他们看到了欧美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在其政治学理论中，也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党应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支持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样的内容，但却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党应当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取政权的内容。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列宁提出来的。而毛泽东则将其发展为在一个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度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历史证明，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无疑是成功的。

　　然而，夺取政权以后呢？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国际共运史，均在在地证明了：靠着武装革命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论当时多么强势，但它对于那在本国还处于萌芽、成长、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是决不可能靠着一纸法令便能予以废除的。同样，一个崭新的、高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绝不可能建立在一个人畜动力型自然经济还如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落后生产力之上的。总之，用国家政权去挑战价值规律、挑战历史必然性，是不可能不碰的头破血流、并最终是要受到这个必然性惩罚的。

　　因此，如果说，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还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基于这同一个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难道就不会让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后，继续去领导这同一个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并完成防止封建专制复辟的历史使命吗？

　　换言之，如果说，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由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是不是也可以是、并一定是某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均只成功地交出了前半部分的答卷，即夺取政权的问题；而对其后半部分，他们均曾试图去回答它，但其留下的，则只是丰富的历史教训——当然属宝贵的实践探索教训。

　　因此，现在完全可以这么说了：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乃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甚至还有斯大林模式和波尔布特模式的失败，以及今天邓小平模式的踯躅不前，……等等、等等，均统统无不与这个“理论瓶颈”有关。

　　然而，在经历了毛、邓两个时代，并深深感受过苏东巨变震撼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能否担当起这个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突破这一“理论瓶颈”的重任呢？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共当前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困守愁城，则只有在突破了这一“理论瓶颈”之后，才可能柳暗花明。

　　这是因为，造成如今中国空前腐败的根本病因，是市场经济嫁接在了不受制约的官僚权力之上；而这不受制约的官僚权力，则是前三十年的产物；而归根结底，它又导源于夺得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企图凭靠手中的国家政权和先锋队的觉悟要硬造出一个理想国这种空想社会主义。

　　所以，落后国度中的一切试图去绕过、跨越、省略、缩短作为历史必然性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去另辟蹊径之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均无不是以空想社会主义始，而以封建社会主义终。

　　所以，当年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批“唯生产力论”，实际都是批的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空想社会主义绝不能救中国，坚持空想-封建社会主义，绝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要面向未来，就必须突破这一“理论瓶颈”，即将自己的改革开放理论，将自己的根本治国理念，建立在坚实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唯其如此，它才有资格去谈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唯其如此，它才有可能去完成共产党的从天然领导权到竞争性领导权的战略转变。

　　因此，如果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可以成立，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应立即部署对此项马克思主义“理论瓶颈”的科研攻关。如：设立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组织科研队伍；利用体制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理论信息资源；创设宽松的科研与交流环境，……，如此等等、等等。

　　总之，这一“理论瓶颈”课题的研究，不是为了粉饰形状，而是为了突破现状；不是为了证明现实，而是为了引领现实。归根结底，这一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其未来的道路中，比较地走得更为自觉一点；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比较地能更为自由一点。这就是我近年来多次强调过的“站在毛、邓的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的意思。

（二）旗帜鲜明的理论大旗

　　如果习近平还真想作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扭乾坤于倒悬的中兴之主，如果习近平还真想为中国共产党争口气，为红二代争口气，为当年的知青们争口气，那么，本着“知青帮知青”的老传统，我作为也曾有过八年农龄的一位重庆/大巴山老知青，在此便给你这位当年的北京/延安知青，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公民社会建设，出几条既有别于左，又有别于右的主意吧。

　　先从务虚说起。

　　一曰：名正言顺。

　　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有旗帜鲜明的理论旗帜。这理论旗帜必须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民共识，具有国家核心价值的意义。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自由主义右派的旗帜是“普世价值”，文革左派的旗帜是“反修防修”，那么，共产党改革派——革新的共产党——的旗帜是什么呢？

　　是实用主义的“摸论”、“猫论”？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否！

　　这面理论旗帜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只能是历史唯物论关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容跨越的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这个理论既涵盖了右派的普世价值，又超越了右派的普世价值；既容纳了左派的核心命题，更深化了左派的核心命题。它既能解释国际共运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又能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在作战略撤退、回归现实的过程中仍始终牢记未来的共产主义最终理想。正因为如此，它能超越左右又不排拒左右，能容纳左右，又不局限于左右，故而其内在地蕴含有在今天的中国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民共识之核心价值的意义。

　　举马克思主义旗，这是共产党人的本份和正份。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现实、剖析历史，预测未来，这更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尽管物质文明这一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明这一块上，则可说是一败涂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全民无基本共识、国家无核心价值，……。而这一切，则均出于中共改革派至今拿不出高屋建瓴、力压群雄、令人折服、深具前瞻力的核心价值理论。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改旗易帜”。可真命题却在于，你本身究竟举的什么旗？！对这个被左派们一再敲打、一再追问着的真命题，整个中国共产党都在作鸵鸟状。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已在在表明，如此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不解决，整个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就没有了精气神和凝聚力。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a、b、c，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消灭阶级则必须同时具备一个一体两面的前提：a）消灭私有制；b）国家走向消亡。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国家已开始走向消亡。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过是在形形色色的国家所有制中，所特指的那样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家所有制，即已开始步入消亡阶段之国家的国有制。

　　如此一来，试问，今天的中国现实，乃至六十年来的中国现实，还真有一丝一毫——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之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气味吗？既然，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即国家已开始走向消亡的那种“过渡型国家”，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且在这整个地球上迄今也从未真正存在过，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哪来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又哪来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呢？！

　　既然如此，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大业，就还有必要用那种挂“社会主义”羊头贩“资本主义”狗肉的实用主义说辞，来让全党全民找不到北吗？还有必要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类“真的假话”或“假的真话”来自欺欺人、以致成为中国“造假”之最终、最大源头吗？

　　左派们成天抓住这个“公有制”对改革开放穷追猛打，改革派也总是在这个“公有制”问题上理屈词穷，高悬免战牌。实际上，那不过是因为整个中国共产党里居然找不出一个真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已——这当然是中共干部体制长期以来人才逆淘汰机制所造成的恶果。

　　所以，正本清源，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之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之上，这才是本来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而将人们的思想从统治中国思想界数十年，且至今还积重难返的苏版马列教科书的唯心史观——“社会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资本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恶”——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将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这种更深层次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便自然会引发人们的反省：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是怎样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重新沦为到了空想；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和大半个地球的革命实践中，又给东方后发国家造成了怎样深重的灾难？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便在自己毋宁算是某种战略性大撤退的改革开放中，完全无须戴上任何“社会主义”的伪装物而理直气壮地领导中国大干资本主义，理直气壮地将中国从一个封建宗法专制社会推进——注意：是推进、是进步，而非“复辟”——到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其实，这不过是历史经过一个螺旋后，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上，重新续上中国共产党自身曾胜利领导过的资产阶级革命史而已。乍一看来，它仿佛是向历史原点的回复（新民主主义论），但实际它却是一个全新历史视野的升级版，是历史几经曲折后的大飞跃。

　　事实上，我们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切地感受看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从而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之不可逾越，难道不正是因为我辈站到了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肩上，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献身的那场伟大的社会试验并非毫无价值？是的，正是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用他们英勇的牺牲和流血奋战，用他们辉煌成功和悲壮失败的双肩托负着我们，才使得我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切地重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学说的巨大理论魅力，更加亲切地重新感受到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的理论魅力。没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人类寻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崎岖道路上，百折不饶地探索——哪怕是失败的探索——我辈今天就还会在那“跨越”、“绕过”历史必然性的无尽黑暗中，盲目地摸索，直到头破血流。

　　毋庸置疑，历史唯物论这面大旗，“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这面大旗，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高举。自由主义右派压根儿就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压根儿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这一说。而文革左派则实际上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最起码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例外，是另具特色——从而事实上也不相信人类历史之发展要受其自在规律的制约。

　　如此一来，用马克思主义严整的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认识的自觉性，从而便使自己具备了领导中国进行有序的制度——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思想+公民社会——转型的主导权，并由此进而自然而然地使其政权，获得了在中国有序民主宪政转型期的合法性。

　　中共政权的这种基于其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而获得的政权合法性，是对1949年中共革命法统合法性的继承和升华。因此，除非这个有序转型被暴力革命所终止，中共政权被暴力革命所推翻，否则，在未来转型成功后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中，任何政治势力均得受制于宪法及其背后的民主转型之立宪精神，从而不具备在任何意义上可清算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执政史的清算合法性。

　　不仅如此，在由中共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成功后的中国，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邓小平作为改革之父，以及中共的某位转型之父——是谁？我现在还不知道，但希望是习近平——还将永远会受到民主中国世世代代的敬仰和纪念，而不管他们生前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

　　这就是我给习近平出的第一条锦囊妙计：既然宪政民主转型即公民社会的建设已不可避免，那么与其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其消极被迫跟随，与其放任让自由派用他们的“普世价值”去占据转型道义制高点，从而使自己愈来愈被动，倒不如因势利导，用共产党自己的传家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旗帜来凝聚民心，从而将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主导权，将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主导权，自觉地牢牢操在自己手中，并以此来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三）以锻造一个有竞争力的执政党为治党方向

　　二曰：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什么中共的反腐屡屡失败，越反越腐？原因可以找出很多，但没从致病机理入手治本，即从未去触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病根入手，则是最根本的原因。

　　习近平在他十八大后的“履新宣言”中曾语带铿锵地说：“打铁还须本身硬！”但很可惜，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他，在此却只是将这个身板须“硬”的“本身”，仅仅定位为个人，而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正领导着的那个党也理应“本身硬”。

　　这恰恰正是问题之所在：中国共产党目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立面，可以被用来两相比较谁个“硬”，谁个“软”；谁个反腐（打铁）是动真格的，谁个反腐（打铁）不过是银样镴枪头。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今天所面临的腐败，绝非多几个清官、少几个贪官的问题，绝非是党员、干部个人的问题，而是党本身硬不硬、腐不腐的问题，是这个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本身是否就是腐败温床的问题。

　　面对中国政权的制度性的腐败，即使习近平今天拿出当年朱元璋“剥皮实草”的铁腕来反腐，那也是杯水车薪、扬汤止沸。如此反腐，即使反到习近平十年后交班的那一天，中共党内的贪官也一个不会比今天少，甚至还会更多。

　　那么，难道此事就真无解？非也，办法倒有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将共产党对国家的天然的领导权，过渡为竞争性领导权，用竞争机制来锻造一个“本身硬”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中的有竞争力的执政党。

　　其实，竞争就那么可怕？试看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一定意义而言，不就是两个竞争、博弈的党？共产党后来的胜利，不就是那一次又一次被逼入绝境、常常面临如天压力所硬逼出来的成果？

　　可见，竞争、只有竞争，压力、甚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压力，才恰恰是一个政党生命不息的动力和永葆青春的秘密。

　　毛泽东生前曾不无担忧地多次提到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算下来，到今天习近平这一届，刚好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第“五世”了。可毛泽东哪里会想到，短短三十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会腐败到了这般地步，与工农劳苦大众的对立竟然会到这般地步。更有甚者，他哪里会想到，执政党的如此腐败，归根溯源，竟然恰与他当年矢志建立的这个一党一派体制有关；恰与他当年矢志不容体制内外的异端思潮体制有关。

　　总之，消灭了对立面，没有了生死存亡的竞争压力，内部就“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黄炎培语）；纵然有“权为民所赋”、“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但也因其无制度性保障而渐次沦为空谈，乃至走向反面，从而重蹈、（封建）历史周期率之覆辙。

　　毋庸讳言，中国当今矛盾之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均聚焦到了一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执政合法性”，是靠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是靠硝烟弥漫的战场拼杀得来的。而它的“红二代”继任者，若仅靠“打江山、坐江山”这个千年古训，仅靠吃“历史不可逆”这个老本，那么，这个“合法性”就只会流失，事实上它今天已几乎流失殆尽。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言而喻地包含了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个大前提下，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共产党人才可以提出“共产党领导权”这个真命题，才可以为谋求“共产党领导权”而奋斗。然而，共产党的这个“领导权”，即使当初是靠枪林弹雨打下来的，即使革命自有其合法性，但这个合法性却也绝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绝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领导”国家一世、二世、乃至万世。反之，为了对它的这个“执政合法性”不断地注入新的正能量，为了给它的这个“领导权”换代更新，共产党就还必须为自己探索、创造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度性机制，以迫使自己继续去竞争、去博弈，去奋斗才行。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谁能直面这个越来越紧迫的重塑“合法性”难题，并知难而上、领先破题，谁就能登高一呼、引领群伦、掌握未来。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