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中国

　　黄万盛：70年代的伦理记忆

　　对于70年代，我这代人是完全经历过的，而且记忆也仍然存在，所以回过头看这段会有一种历史感 ，特别是历史的沧桑感。我们做历史研究的 ，通常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因为历史的跨度很大，你不能事无巨细一并处理，所以人们会把一些历史的大事件作为标志，并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历史叙事；所有的人读世界史，读欧洲史，乃至于读中国史，读到的都是这些大事件所组接起来的历史，而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是一个建构活动，是一个解释活动。这样一种史学方法有它的优点，能够自如地把一些大事件天马行空地走完，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我们忽略的东西也许并不那么微不足道，相反可能非常重要，所以当代欧洲、美国的历史研究当中，更多的是摒弃这种串联大事件的历史研究方法，更多地注意事情背后更隐秘复杂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讨论70年代这个问题的理论合法性时，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的一种历史观。

　　当然，我在美国还接触了另外一些非常好的思路。大家看看，今天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在历史理解的过程当中对于权力、政治、战争这类非常强势的东西有很强的情感关怀。这是一个性别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女性主义叙事的历史观念，她们看到的并不一定是这些东西，女性的叙事观念能够慢慢地进入到历史叙事当中，能够打开很多东西，比如协调、合作、交往，比如日常生活领域，可以更多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和主流来加以认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未见的历史真实发生的样子，很多是我们用自己的感受建构出来的。在讨论70年代的时候，我根据的是自己受过的专业训练和思考，这是有限制的。和各位学者的思考有所不同，我可能更关注哲学、观念形态、思想史对历史的作用。其实，对历史事件的因果描述和对历史进行观念价值角度的讨论，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它们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帕思卡·卡萨诺瓦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的《通信中的公共世界》一书讨论了公共世界是怎样产生的。针对但丁的《神曲》翻译的研究工作——比如你要把它译成葡萄牙语，我要译成英语或法语，有一些段落和词句我们不太理解，于是写信讨论怎么翻译——他把这些书信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最后发现在这些书信当中讨论的问题，最主要的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问题——新价值的出现，特别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动的一些价值观念突变，和原来的生活价值产生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如何在一个新的价值观念自身的意义上去理解它，而不被我们生活经验所局限，这就需要重新解读、认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得到传播，地方的经验在翻译中成为普世的认同。这本书讨论的就是但丁作品翻译过程对于新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所起的作用。从后面的历史我们知道，价值的推动导致了整个近代史的大量演变。

　　王绍光教授今天上午提到马丁·路德。哈佛有个研究马丁·路德非常出名的教授，叫艾瑞克·艾瑞克逊，他写了非常有名的著作，叫《青年路德》。他集中了解路德在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他发现路德在那段时间有一个认同的焦虑。在怎么定义自己上产生了很大的焦虑，路德一直在问：“Who am I？”（我到底是谁？）所以这个问题不断突破，不断深入，我们最后看到一个伟大的景观，就是用个人对圣经解释的权力，去解构教会垄断的这部分权力，这在后来带动了伟大的新教革命，乃至于整个现代化的出现，我们都要追溯到新教的源头。艾瑞克逊后来讨论的问题就是伟大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所谓伟大个人，就是能把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带入历史进程的人，所以他认为伟大人物创造历史，这一观念和我们很多相关讨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因为我们如此地关注毛泽东，关注和他相关的一些人物。当然美国的学术界对他有很多批评，认为他把伟大人物对历史的作用过分夸大了，忽略了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本身对历史的作用。

　　我也觉得在哲学上可以把人物这个因素过滤掉，集中考虑价值的突破，不管是伟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中，起到一个价值突破的作用，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对价值的突破和现实关系之间的变量做比较深入和谨慎的分析，而不是那种大思想冲突后会引起重大的历史转变的简单看法。比如说启蒙运动，我们说经验的、理性的力量对于神学世界观的解构，引起其后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这是通常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引导我们注意某种大观念的突破所带来的巨变。但是现在史学研究也发现没那么简单，社会转变的背后有更深刻的联系。比如在民主的建构当中，是否真的跟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崛起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而跟宗教的关系截然割裂？其实在选民背后的问题有很深刻的基督教背景，所谓人是上帝选民的理念；再比如法律的超越性，实际上是来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为人类立法。理性对世界的权威性，其实与上帝的外在超越的结构本身有关系。这就是基督教所建构的生活方式对历史的支配性影响。很多思想家讨论的其实不只是启蒙理性对现代化的关系，更广泛的是讨论传统基督教的改变和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以为断然割裂的东西，到后来被发现里面的筋骨和血脉是完全纠缠在一起的。这对中国的思想家或许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从“五四”的世界观到《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决裂”，人们比较习惯从断裂的角度看待历史和处理问题。收到开放时代论坛的邀请，对我来讲，也是对自身历史观的反思、检讨的机会。我们怎么看70年代后所出现的大突变，然后努力寻找这种突变背后隐形的、复杂的、重要的联系？我觉得在这些隐性的联系当中，隐含的最重要的要素，可能是更深刻和更久远的基本价值，比如自我认同的问题，比如自我实现的价值空间的问题，比如自我在社会中面对的秩序在伦理上的合法性的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变化，都是围绕这些问题的定义来重新开展。从英文的角度来说，改革、变革，前面的词缀都是“re-”，“reform”，“revolution”。它基本上是讲一个已有的东西，因为偏离了，改变了，所以我们要进行重组，而不是开天辟拿出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连续性，包括在连续性上去考虑断裂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一考虑连续性，其中的断裂就没有了，这是一个两面的问题。

　　70年代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我们所持有的最基本的价值，当然也包括60年代的后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组的阶段，它是把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重组后的宏大规模和过渡现象。70年代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历史时段，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事件，而且大事件发生的频率是如此之快，前面事情还没有适应，后面已经来了，改变是非常跳跃的。而构成70年代存在的主体，又有非常复杂的年龄阶段，比如像王朔和姜文，他们那出《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关于70年代的儿童记忆。而对于在70年代历经斗争的老年人，如果让他们去写70年代的故事，会充满苦难、悲惨和辛酸。各个年龄阶层在70年代对他们所经历的事件，本身还有解读的立场和角度上的差异，所以会变得特别复杂。我们能不能在如此复杂的事变和多元的参与主体当中梳理出一个基本的可以共享的线索？我觉得这是这次会议非常深刻和潜在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部分，那我会非常高兴。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对于价值核心输入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主体的问题，就是所谓“当家作主”，“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学生、小学生、工人，还有其他的阶层，都可以对制约他们生活的制度结构提出反抗和挑战，虽然来源不是自我建设的，是外部输入的。通过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两报一刊”社论等各种各样的途径输入脑海里面，它完成的行为效果，是一个主体意识的出现。这个主体性的问题非常复杂，我在这里只做一个比较武断的区分：60年代到70年代初，它的主体性是一种类似的宗教性主体；以后有主体的失落和流放；再之后，经验和理性的主体开始慢慢出现。这是我这个年龄的叙事立场，再往前看，更有意思。1949年以后，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是翻身解放、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人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到50年代中期，开始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终于发现，这个解放了的主体性出现了很多问题，资产阶级法权也罢，按劳分配也罢，核心问题是可以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完全被控制了，被边缘化了。毛要把那个近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重新找回来。可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毛非常孤立，他一辈子的心路历程，从政治哲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对中国现代的精神性重建。他的前辈探索过物质化的中国现代化，根本体制改革的现代化，但是他们都没能创造一个新中国。最后，在“五四”时期落到了精神的文化的改造，落到了革新精神支柱以便架构现代化这个关键问题上。所以像鲁迅这样的人会提国民性的改造，陈独秀会认为整个文学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文化的运动、通过文化的革命去改造人的灵魂，为社会的转变准备最重要的力量，形成最重要的载体。毛的世界观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留下的一些笔记表明，他对柏格森非常关注。柏格森是德国意志论的伦理学家，他对自由意志的伦理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培养意志、训练意志一直是毛的情怀。即使在延安，在那么困难的战争条件下，毛关心的问题仍然执着而不动摇。他要的是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全心全意的人，还是要对人进行根本的改造；他担心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自觉群体能够建设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可以说，这是毛的中心困扰，也是了解毛和“文革”的关键。我们看，1949年在西柏坡的时候，毛已经开始提醒全党思想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还会继续下去，那和他根本的心路历程是一致的。50年代初批判“清宫秘史”，是为了提醒人们改良主义那一套和我们理想社会的目标相距甚远；批评“武训传”，是告诉人们用封建社会传统的资源去塑造新人，不仅非常荒谬，而且相当危险；1957年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告诉人们才子佳人不是社会的主体，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1963年学雷锋，到1964年阶级斗争被重提，是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以对毛泽东来说，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打倒一批人，而是在灵魂深处完成阶级斗争的自我清算，把每个人变成纯粹的人、无私的人。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最痛苦的经验就是，1949年成功之后以为可以在政权保障下建设一个新世界，却在农村按照理想进行公社化改革的过程中发现，那些灵魂深处没有改造好的旧人，不仅不能理解这个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反而把制度改革的资源消耗殆尽，农村吃“大锅饭”，砸锅炼铁，甚至最后连种子粮都吃光。1963年和1964年意识形态的问题突然变得非常突出，这是前面的经验教训让他明白，想依靠一个现有的制度架构和现有的群体来完成理想社会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理想社会必须建立在新人的基础上，新的世界观、新的观念才是新社会的保障。“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都是精神性的。

　　我记得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杭州跟李锐先生谈到毛泽东的问题，当时有观点认为毛最大的错误是来源于他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他是用军事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而没有认识建设是不同于战争的。比如大打一场爱国卫生的人民战争，毛在和平时代使用军事术语频率非常高，爱国卫生是战争，生产领域也是战争，贪污腐败也是战争，包括斗争等等。真正阶级斗争的方法被认为完全是从战争的你死我活中演变过来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解释毛的基本线索，我不能接受，它忽略了很大的问题。他的那些战略是一个大的团队在做，并不是毛个人的成就，而是集体的智慧。毛真正的问题，是他对精神性在历史当中的作用太过高估了，所以总是想用思想革命来带动社会领域的变化，而且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变的法门。他甚至临过世前都坚持说，“文化革命”还要再搞下去，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思想文化运动，才能创造新的群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凡是涉及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污染最少的力量，一定是毛最亲密的团队。毛在党内推动“文革”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他在北京甚至呆不住，去游说地方力量支持他的实践。不经意地红卫兵开始出现，毛称赞他们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对两个价值的同时出现有深刻的恐惧，一个价值叫“年轻”，另外一个价值叫“纯粹”，如果这两个价值在社会运动中同时出现，多半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灾难。像纳粹，它也是建立在年轻和纯粹两个价值上的。“文化大革命”真正鼓动起基层正是和这两个价值有关。红卫兵的普遍想法就是：因为年轻，没受污染，才是最和毛主席贴近的，那些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影响的人已经被污染，我们长在红旗下面，是年轻的、纯粹的。所以越跟随毛泽东的纯粹，越成为革命的象征和革命的典范。个人的唯心主义变成了社会的唯心主义，一切原有的东西统统成为要被摧毁的旧东西。这已经成了信仰，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红卫兵的宗教性的主体性导致的社会结果，是把原有的秩序解构掉，其最终灾难就是生产力的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社会阶层的有机关系高度撕裂。我们知道这样的社会绝对不能持久。如何重建，营造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成为新条件下的一个目标。在寻找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就业、年轻人的破坏性问题该如何解决？如何面对群体的破坏的激情？最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原来的狂热的宗教主体被放弃了。年青人原来对这个社会拥有发言权，拥有最大的参与力量，现在突然只能在遥远的乡村去欣赏城市所构筑的政治舞台，以及那个舞台上无比生动的风生水起，这是非常大的落差。事实上，我对“知青文学”的乡村故事一直抱有些许怀疑，因为知青文学都是知青的自我叙事，我从来没有看到一本知青所在的农村的农民所写的关于知青在农村的事情的书。有两个原因：第一，农民没有书写的能力；第二，可能更有意思，就是农民压根没把知青下乡这件事当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主体和受体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而知识青年在下乡的过程中最终成了被流放的失落的主体，当他们重新返回政治舞台的时候，宗教主体所种下的种子，变成了一个经验的主体，变成了一个含有理性成分的主体。至少，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卡里斯玛情结是基本解构了。绝大部分人都不再纯粹，当然也不再年轻。利益的要求、权利的要求成为主要的诉求。于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个人主体的权利跟社会秩序之间如何配置成为我们最深刻的危机。我基本上认为红卫兵时期的情感主体性，实际上留下了深刻的伦理资源，它的演变成为后来考虑政治和社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借助西方的概念，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都是同样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今天，所谓左派，所谓自由主义，这些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在红卫兵的情感主体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这个资源，很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只要中国社会建构的基本框架和目标理念没有实现，这个伦理记忆就会一直起作用。我们知道，通过克伦威尔摄政王到英国君主立宪的成功，经历了近七十年时间；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成，经过了86年的时间，相比这些时段的磨难而言，70年代的记忆作为思想财富的基础去完成中国未来的上层建筑和价值目标的转化需要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去观察，等待这个时段的演进和终结。

　　金大陆：“非常”年代的“金钱观” ——以上海为中心的报告

　　我们今天整个上午的讨论，多是比较宏观的论述，而我是从微观的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整个“文革”期间老百姓对金钱和财富的认知，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基本的情况是追求的，而且这种情况越是到“文革”后期，越是强烈，越是公开。

　　（一）“革命—恐惧”与“革命—诱惑”的比对

　　“革命恐怖”和“革命诱惑”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文革”爆发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是“革命恐怖”。我们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资料，结果发现，“革命恐怖”来到了，极个别人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我这个街区有个姓花的地主，那时叫“四类分子”，平时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抄家那天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区的孙女、孙子带着红卫兵来的，他们进行了摧毁式的打击，弄得邻居在旁边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无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这个例子是复旦一研究生说的，他的爷爷是上海开车行的，抄家的时候害怕得把黄金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等红卫兵来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更多的家庭是转移财产，是藏匿财产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前些年《收获》杂志有一组“文革”记忆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老板了，她就将家中的金条藏在女孩子的私处，弄得两边大腿都磨破了。也有报道说大串联广场上有丢失的金条。关于抄家物资，初期均登记造册（北京红卫兵抄名中医陈大年家的财产就交到了银行），中后期则发生比较严重的偷盗。

　　下面谈谈“革命诱惑”。革命了，便引发各种利益的诉求，且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最终发生“经济主义”风潮。其实，1967年1月，上海开展反击“经济主义风”之前，就曾有两波“经济主义”性质的风潮。第一波是民办小学教师的“造反”；第二波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的“造反”。这两波造反均以要求参加“革命”的资格和名义，批判“民办教师”、“函授生”的所谓“不公正”待遇，目的则是为了确认和转换“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就此，“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所以，不同形态、不同程度、不同手段的经济追求都是贯穿始终的。

　　我这里有个上海抢占房屋的材料，据《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党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1月1日，上海出现“抢房风”，当时抢占房屋36万平方米，达1.95万户。事实上，很多资本家倒是愿意红卫兵进来，不愿意那些抢房的进来。上海红革会的小楼就是大资本家拿出来给红卫兵的。因为，真的是抢房的话，那些无房、少房、差房的百姓一进来就不会搬走啦。后来上海有个反击“经济主义风”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在当时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第二张大字报。其实，用学术的观点看，这是当时的当权者、造反者和底层造反者，在“革命造反”的背景下，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共同推托，又共同促成的结果。然后，又被造反者中一批颇具政治视野和革命理想的群体所利用、把控，最终成就了一篇代表国家意志和管理职能的“宣言”。当革命造反进入突破阶段之时，及时地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包括“自我行为的约束和修正”），不仅是革命造反功能的显示，更是革命造反（夺权）获得成功的标志。所以其性质是革命造反的继续和深入——通过一个“拐点”后的继续和深入，是革命造反的一部分，是夺权的一部分。

　　（二）追讨奖金与工资的故事

　　先解说一下“奖金”。

　　1967年1月前后，上海确实因各方力量借助“革命”，并利用“革命”签了一些补加工资、增加福利的条规。结果夺权以后，1967年2月6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其中第八条规定：从当年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就是原来当权派签的一切条规都不算，但是可以以上一年第四季度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为基准。在此，什么叫“实际支付”？什么叫“总额”？那就是除了工资以外，保留奖金。到1967年9月，市革委会劳动工资组下达《意见》，明确规定“按季、按年发放的奖金，节日加班工资等，仍可按原来规定发放”。再到12月的时候，市革委会工资组有关《请示报告》称：各单位再按“文革”前，即1965年奖金发放水平，但不得增加。年末使用的职工缺勤的奖金，因缺勤病假是要扣奖金的，怎么办？就是到年底的时候综合发放，但是对“保守派”不再停发奖金，扣除的也不补。同时规定各造反派负责人，都要把奖金维持在原来的状态，原是工人水平的，就拿工人奖金，原是干部水平的，就拿干部奖金。由此可见，上海在“文革”期间，是保留奖金的。当然，各行业的奖金水平也不一样，如市属交通运输局一年71元，区属集体所有制房修队一年45元，菜场一年60元，清洁管理站一年35元。一般情况每人每月5～6元。到了1968年初，对部分资本家、小业主，在奖金上仍然是扣掉的，因为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问题。但对所有的群众，仍然是要回到1965年的水平。例如杨浦区房修队革委会通过忆苦思甜、个别谈心，将1966年提高的全年奖金额55元改为1965年45元的水平。我认为这并非是少要奖金，而更多地是集中于政治上的得失考量——或许确实认同、服膺这条革命的红线；或许受制于已变化的身份、角色的限制；或许判断政治上的“得”将大于经济上的“失”。总之，革命造反的政治判断，在是否忠于毛的路线的托举下占据了上风。如果说这种选择属于革命造反的大势下的“正常”，那么，这种“正常”中，既有“顺应”的一类，即顺从政治趋势，又有“应对”的一类，即利用政治趋势。

　　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因常年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不增加工资，以至这份奖金格外重要。许多上海人是把这份奖金纳入正式的收入计划，上海人讲“照牌头”，请病假算准天数“克扣克”，为什么？为了不能“敲奖金”。所以奖金虽然名义上是额外的，是附加的，客观上却是实体性的、计划内的。不知道“文革”时期的北京、天津或者外地的企业是否保留着奖金制，想必是保留的。所以，研究“文革”期间的工资、奖金制度，对全面理解“文革”社会很有价值。

　　下面讲两个故事：

　　一是《解放日报》工人记者追讨奖金的故事。

　　原来，经张春桥批示，1966年10月十多位来自工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调入解放日报社当工人记者。1969年9月，又经徐景贤批准正式留任报社，他们分别在党团生活组、工交组、文艺组、美术摄影组工作。进报社时，人事科说，因报社属事业单位，奖金暂时没有，以后可调整至干部级，有困难可补助。谁知这一说没有着落，加上正处于“文革”运动中，这些记者仍是工人编制，而奖金却停发。就此，有5人回厂恢复了附加工资；2人因生活困难，要求到报社工厂部参加劳动，附加工资已恢复。其余工人记者便多次向劳动局和报社申诉，说他们是来自第一线的工人，长期没有了奖金。1972年1月，工人记者写信给马天水、徐景贤，说“我们本身都是四十元左右的工资”，“使我们有15年以上工龄的工人比一般的低工资还要低”。马批示给市劳动局调查解决，后市劳动局与报社相互推诿。1974年11月，工人记者又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请“一定要想办法转给春桥、文元同志亲自审阅，因为我们的事情拖得时间太长了”，要求解决原在企业时享受的奖金（附加工资）份额。直至1976年6月，他们又写信给徐景贤，要求解决问题。徐景贤批示：同意作为个别问题处理，过去的不能补发。结果巧得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那天，市劳动局革委会回复徐景贤：已与报社交换了意见，因这几位记者“带有‘掺沙子’性质”，予以“恢复附加工资”。呜呼！此事从头到尾与“文革”运动同频同步，整整经历了十年。从初期的等待到中期的申诉、遭遇推诿，再到后期屡屡上诉至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以所谓“掺沙子”的性质解决，真使人哭笑不得。

　　二是关于上海知名演员追讨工资的故事。

　　“文革”运动前，上海各区县有一批合作剧团不属于国营的，是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此类剧团合计56个，大致有2700余人。“文革”运动一开始，他们自然就不能上舞台了，只有革命造反派的小分队占领着舞台，售票演出样板戏也是稍后的事。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剧团停止演出进行整顿。没有演出就没有收入，停止演出后这两千多人的生活怎么办呢？结果，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商量，决定发给补助工资，标准为：原工资40元以下（区属45元以下）全数补助；原工资超过以上标准者，县属最高补助不超过60元，区属最高不超过80元。岂知，这支队伍中有不少相当知名的演员，如原新华京剧团王少楼、战斗沪剧团王盘声、合作越剧团威雅仙、长评弹团蒋云仙等，大家迫于形势的压力，谁也不敢吱声，但心中不是没有抱怨和念叨。

　　1969年，这批人员集体进入“五七”干校，仍拿着这份标准的补助工资，就有人不断写信反映。1971年9月后，90余人调至市属国营剧团从事文艺工作，多数进行了工作分配。这时来信来访更多了，特别是一部分原剧团的主要演员，原工资比较高，减少数目比较大，反映也特别强烈。1973年5月，市革委会办公室批转王少楼、王盘声、威雅仙、蒋云仙等演员的来信，“要求补发和恢复运动中被减少的工资”。1974年12月，经调查比原工资不同程度下降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于是，市有关领导有四条批示：“要合理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等问题”；“有利于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考虑到原工资中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以及与现在工作单位职工的关系”；“使大多数人员能保持原来的收入，少数降低过多的人员也有所照顾”。请注意，这时的处理已相当委婉、相当宽松了。后来的处理结果是：工资100元以下的，按原标准确定；而高工资的演员、编剧，多是些市、区政协和民主党派人士，收入超过100元的，其超出部分按30％折算发放，这样大部分可到达120元或150元。

　　我这里想说的是，至“文革”中后期，关于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已是在认可并尊重原有工资的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柔性的处理了，不再是“文革”初期的强暴侵占和剥夺。这种政策的调整，说明情形变了，境况变了，但根本的革命原则变了没有呢？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变了没有呢？应该都没有，所以这是一种灵活的处理。其次，即便是在“文革”的动荡中，那些曾被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名演员”们，对自身的劳动权益，具体表达为工资的收入，普遍是有追求和捍卫的。“文革”前期被强行剥夺，无奈不言，心念存在着，一有机会就申诉，名演员联名带头申诉，固然是对钱、对财富的需求，还包括对身份等名誉的证明。

　　（三）“上海人的计较与灵巧”

　　即便“文革”前期，许多事例都证实人们对金钱的认同和追求。有没有视金钱如粪土的？当然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惜以身躯奉献革命，在统计上只是极少数。下面讲的全是来自档案的材料：1967年，不少街道工厂挥霍公家的钱，购买电视机、毛巾、保健药品等；筹办一个“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竟然申请200多人次的出勤补贴，达5000多元。1969年，上海化工局革委会报告“抄家”物资情况 ：“全局2百个单位有散失、失窃及私自动用的有142个单位，占71％”，一只被偷的钻戒就是从门顶上的肥皂中挖出来的。以上数例均发生于单位体制内，具体表现为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盗“公”为“私”等等，总之，是通过各种技术性的手段，以“公”为“私”。在此，“公”不仅是大头，更因为是“公”才具备成批量、集团性地化为“私”的可能，即在当事人的普遍的心态和认知中，“公”成为了“私”的源头。

　　再看发生于1976年的两个事例。1976年，因有大量的肿瘤病人及家属来往于上海肿瘤医院，其旁边的上海保健旅社就公然成了“票证交易”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在旅社旁的一位84岁的孤老太康翠英，便用家中的煤炉“代客服务”：代烧鸭子0.40元一只，代煮蹄髈0.30元一个，生意火热，群众反映康老太每天收入二元多。康老太扩大生产规模，“从一只炉子扩展到三只炉子，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炉火熊熊”。邻居纷纷效仿，其中一家搭建违章厨房，准备大展“宏图”。

　　再据1976年6月的简报，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别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东路现场观察，2小时内共发现5处16人次的摊贩现象，这些摊贩一般都是男女搭档，一个叫卖，一个望风，主要出卖自己编印的《菜谱一百种》、《家具图样》、《绒线编织法》和《数学游戏》等，能赚不少钱。

　　有意思的问题是，这可是私人面对市场的作为，不是揩公家的油，不是吃公家的肥，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甚至是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创造，看准了市场的缝隙，然后勇敢地扒开这条缝隙，从中既满足和推进了市场的需求，又从市场赚取了钱财。浸润于中国最大的工商口岸，浸润于百年以来中西方混合的市场运作，上海市民对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灵巧，他们勇敢而智慧。

　　当然，1976年的面对市场，与1967年利用形势倒卖像章、印制地下报刊的情况不同。近十年来的时空跨越，可见前者是谨慎公开的，后者是刻意隐蔽的；前者是服务于市民生活的，后者是倚仗于政治宣传的；前者具备“劳动致富”的含义，后者属于投机取巧的行为。期间内容、手段和境况的变化，大致可反映整个社会变化的意涵。

　　（四）一场关于“金钱与原则”的辩论

　　1975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二中召开“批判右倾翻案风”现场会，其中有份材料《一堂生动活泼的政治课——记一场“金钱与原则”的辩论》（送审稿），相当典型地记录了“文革”后期，反映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金钱观”与代表“继续革命”主导方向的红卫兵（后期红卫兵）的思想冲突。

　　市二中中三（7）班学生小丁不听学校组织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政治报告，擅自离校逛马路去了。老师对小丁进行教育，小丁不服气说 “白相相，有啥不可以”，“人活着就是为了钞票”。当天放学前，老师与该班红卫兵排干部商量，决定召开学习理论的政治课，举行一场辩论会。

　　现摘录第一回合的辩论：

　　辩论会开始，红卫兵首先发言：“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为了钞票，这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我们革命青年绝不应该有这种思想。”

　　小丁反驳：“你活着要吃饭吗？要吃饭就要钞票，所以钞票是人的第一需要，你们懂吗？”

　　红卫兵：“那么你是为钞票而活着啰？如果每个人都象你那样只图钞票的话，我们拿什么来建设共产主义？”

　　小丁被问住了，有同学支持小丁：“建设共产主义，也靠钞票！”

　　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究竟靠正确路线还是靠钞票？”

　　同学：“画图要有笔，买笔靠钞票，现在国内外钞票就是决定一切的！”

　　红卫兵：“那在你看来，钞票和原则哪个重要呢？”

　　同学：“钞票重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缺少不了钞票。不然，你废除一下看看，两个钟点之内会发生什么情况？”

　　红卫兵：“确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它，因为它还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货币的危害性。”

　　这时，下课铃响，第一次辩论结束。全班支持小丁观点的有6个同学。

　　此后，第二轮辩论是红卫兵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为至高点，不仅占据了辩论的上风，还做通了小丁等人的工作。

　　不展开具体的内容了，以下是两点追问：

　　第一，此辩论有可能发生于1966年、1967年、1968年吗？不太可能！有可能发生于1969年、1970年、1971年吗？有可能，但不宜公开。现在，此辩论发生于1975年12月，且以“公开辩论”的形式出现，那么是不是社会变得宽松了？认知变得有弹性了？从政治的角度回答：不是！——反而是九年来的所谓“革命思想教育”，强制、浮夸而空洞，普遍地使人们失去了认同和信任。同时，“商品—货币”的现实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结论为：近十年来的“文革”思想路线和价值判断，已丧失了集体认同的群众基础。

　　第二，现场所呈现从“货币”、“商品”进入，以批判“金钱万能论”（实质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公开辩论”，一波三折，最后以政治性的组织和话语的霸权，以及张春桥的理论文本为支柱，占据辩论的制高点，反而从一个侧面证实关于“金钱”、“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天然地、本能地）存在于群众的意识中。即便经历了长达九年的“文革”“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礼”，仍然不可消散和退却。再联系张在1975年至1976年布置上海进行“工人阶级队伍调查”、“个体户调查”、“供给制可能性调查”等——有否可能？是否有效？——联系社会现实，应解读为张等人的“最后的聚力”，“突变前的聚力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