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马列毛主义与托主义的区别
德东 马列毛网
苏东剧变发生后，社会民主主义曾红极一时，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逐渐使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帮凶嘴脸暴露无遗（可笑的是近来以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谢轁为代表的所谓“宪章派”大力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殊不知不少社会民主党受“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影响早已抛弃“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泛左翼中长期充当边缘势力的托派有些时来运转。托洛茨基这位“革命的先知”关于“工人官僚国家”必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们有力的宣传武器，加上托派喊得震天响的“不断革命”、“反官僚”、“工人运动”、“工人民主”等，颇能迷惑一些不明就里的群众。
不过，令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洛茨基分子们有些恼火的是，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毛共也异军突起。“世界革命”的大旗，岂容他人染指？
托派指责毛共是“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小资产阶级”，有的托派分子还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剽窃。毛共则认为托派自己才是激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近年来在和谐泛左翼中也出现了托主义者。此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以马列正统自居的改良主义左派——“三中全会派”常常对马列毛主义者猛扣“托派”帽子。近年来还出现一种论调，暗示“毛泽东=托派”。
在这里谈一点鄙人对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区别的粗浅看法。
我们知道，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常识。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联系实际，那这个理论的作用将等于零。托派之所以不能得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
托派的思维是直线的，不知道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非直线的、是迂回的、曲折的、波浪式的。“有时候甚至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的（列宁语）。
托派大都是激变论的主张者，他们把运动的高级阶段与初始阶段相混淆，甚至无视和取消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量变阶段，梦想着直线的、一步到位的达到那个高级阶段和质变阶段。
在“高品味”的托派分子眼中，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不知道这一小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有着划时代意义上的一大步，从而无视和抹杀它的存在意义。随着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复辟资本主义，托派们得意无比，以为“先知”的唯心主义宿命论式的预言应验了。他们认为这些“房子”一开始就是旧的，它的倒掉是必然的。他们不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垮台，而是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资本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的垮台。
“革命不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这话有错吗？没有！共产党人必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们必定要反对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但问题在于，托派把民族解放运动一概视为“民族主义的表现”，对其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在热衷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托派看来，民族的、种族的问题，都要等到实现社会主义之后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加诟病。殊不知，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不去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难道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去掌握吗？果真如此，那才是帮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忙！
如果说当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受统战主义影响丧失了在二战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机会，托派则在二战前后因其关门主义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当年的中国托派为例，1938年11月3日陈独秀在《致托洛茨基》信里感叹：“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
“不可以建立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否则也是苏联那种新阶级统治社会的下场”。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的很清楚。“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恩格斯是说，国家官僚机构的确是个“祸害”，但是在社会主义胜利后的初始阶段不得不利用它好的方面，“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抛掉”“全部国家废物”只能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以后。
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不管怎么样，托派反对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主张，总是正确的嘛！
判断革命者的标准应该是听其言，观其行。不可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随后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确实有较大贡献，但在身体力行反对官僚主义方面，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表现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相反，其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将许多同志赶到斯大林一边。此外在国内战争结束之际，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继续用军事指挥手段管理工会，但他的企图因党内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斯大林在1923年12月23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在流亡国外后，托洛茨基一直试图推翻“工人官僚国家”，但是他又打算怎么做呢？他在1933年10月《反对派简报》上声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在于1936年问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他仍在号召苏联国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党政军内占据的职位发动“政治革命”（看来这位“革命的先知”感兴趣的不是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少数人密谋的政变）。
托派在判断所谓“工人国家官僚化”的问题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波兰托派分子、“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流亡的先知》一书中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官僚主义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多伊彻先生却说赫鲁晓夫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
长期执掌国际托派的“正统”——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比利时托派理论家曼德尔在其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说：“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首开资本主义复辟之先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则在旨在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阶级大搏斗。为何曼德尔赞赏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中国天安门还挂着斯大林的画像。
我们不禁要问：托派判断一个“工人国家”是否“官僚化”的问题上，是不是以是否批判斯大林为标准的？
曼德尔在《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宣称：“对于东欧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其后继者）的专政的崩溃，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就不难加以阐明。对崩溃的解释，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提供精深解释外，实在难以外求。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从未曾是社会主义。他们并非今天才这样说。他们已经说了七十年，自从斯大林提倡一国社会主义论以来便是这样说。从长远来说不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能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竞赛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尽管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认的成绩。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并不代表中央计划的失败。中央计划意味经济各部门及社会开支是按比例发展，或至少是尽量按比例发展。而官僚集权的中央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严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苏联并非本来只有此路可行。当年的左派反对派，还有托洛茨基及拉可夫斯基在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曾经提出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以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即经济体系只能要么受市场统治，要么受官僚操纵的命令经济统治，这种观点既欠缺论证，又不正确。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确确别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稀少资源的分配，相当程度由广大劳动者、消费者与公民，以民主方式预先决定；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多党制及政治民主让群众能在各种中央计划草案中选择。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场机制来纠正计划，只是不让市场机制大到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向。要使这第三种模式有效，须要大大减少工作时间，须要直接生产者能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及怎样分配现行生产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进展有多大。”
瞧，多党制（当然也少不了托派常宣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和党内派别活动自由），再加上“适当的市场机制”，真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不免心生疑惑，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多大区别？
曼德尔在该文中还认为“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要负上最极端的包办主义的罪名，他们远非其唯一负咎者。社会民主党，种种改良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同属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不错，劳动者的解放是要劳动者参与才能达到，但是是否劳动者的解放就不需要组织的领导与引导？如果是这样，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是一种不必要了。十月革命是纯粹劳动者自己的行动吗？显然不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造成的，这其中就有“先知”的功劳。难道说这种解放没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问题是这种政策是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方向转化还是向极少数人的利益方向转化，这才是评判一个政策的标准。
托派的“工人阶级反官僚政治革命”理论认为，由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革命没有胜利、世界革命没有一下子完成的偶然原因，才导致落后国家建立了工人政权后被官僚层篡夺，才需要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全面胜利后，由于生产力发达，就不可能发生蜕变，共产主义就会很快随着生产力发展实现。这实际上是一种浅薄的唯生产力论。
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都面临一个继续革命问题。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还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社会主义制度内保留，再加上意识上层建筑中非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会产生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进行阶级斗争，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才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有些托派也对文革感兴趣，宣称他们找到了与毛派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心驰神往的是传说中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较量。
在托派看来，似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有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便万事大吉，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对诸如如何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和雇佣劳动思想在工人中的影响，如何避免少数地区或企业的工人以局部利益牺牲全局利益的做法等等，他们则是毫无考虑。
今日托派之“推崇工人运动”，是建立在对“自发性”的崇拜之上的，他们大力颂扬自发斗争而对自觉斗争表示不安并将这种不安纳入所谓“反对官僚主义”的轨道。似乎“理论”的权利只属于他们这些“有教养”的托洛茨基分子。(例如当今的和谐托派笔杆子李星就在其《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写道：“苏共当权派在列宁去世时搞了个突击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号召」，主要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当权派在与托派斗争时，便总以「几十万工人共产党员」的名义打压后者。”这种说法实在可笑，当时托派与“斯大林派”同处一党之内，托派难道不自信到如此地步，认定那些工人党员一定会成为“斯大林派”的后备军？)
“农民不可靠”。托洛斯基在他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
此后主流托派长期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事实所驳斥。农民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有贫农、雇农、中农和富农之分。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在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
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这是头脑清醒的革命者所为吗？
“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不错，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只有等到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后，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可以而且应该建成的。难道“输出革命”可以取代社会主义建设吗？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立即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玉石俱焚式的冲锋，还是做一个桥头堡，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打一场持久战，逐步巩固和扩大阵地。
革命道路问题也是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歧。托派（如果没有堕落为改良主义者）大多主张“走十月革命的路”，发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也有托派对“农民游击战争”感兴趣，但他们似乎都是速胜论的主张者）。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让托派底气足了起来，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无用武之地了。殊不知，精明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去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才能确保生存。对于众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依然适用。
托主义和马列毛主义，到底谁能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呢？让我们看看目前的实践吧。
马列毛主义这边，有塞松创建的菲律宾共产党自1969年以来坚持进行以农村为基地的持久人民战争，在武装斗争中发展壮大，对得到美帝支持，代表大买办、大地主利益的菲律宾当局构成严重威胁；有由贡萨罗创建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百折不回地进行武装斗争，并首创“以贫民区包围市中心”的先例；有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主力的印度毛派传承聂鲁马宗达点燃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星火，至今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有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为主力的土耳其毛派继承凯帕喀亚烈士遗志，面对白色恐怖进行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当毛共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的时候，托派却在旁边貌似激烈地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地横加指责，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客观上起到了与帝修反一唱一和的作用（历史上不乏先例，不仅在苏共二十大后国际托派参与了大反斯大林的合唱，在1976年香港的托派还联合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声援“四·五”的示威游行）。
托主义这边呢？不少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自命的托派组织走上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主流政治”游泳池里尽情畅游。法国的“工人斗争”等托派组织对议会斗争玩得炉火纯青，其战绩有超过老牌修正主义政党法共之势(托派一直抨击法共等一些“老共产党”是“斯大林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老共产党”不仅对斯大林深恶痛绝，有的连列宁也不要了）。在巴西，以“工人总统”自居的卢拉放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托派组织“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拉的巴西劳工党的“党中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不反对卢拉政府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行径，反而极力蒙蔽工人群众，并入阁卢拉政府，共享高官厚禄。托派分子罗塞托任部长的巴西农业部，对农业垄断资本家豢养的暗杀团大肆杀害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径充耳不闻······
一些拉美国家的托派组织，也建立了“战斗队”之类的小规模武装力量，但这纯粹是在政治暴力猖獗的情况下用于看家护院。属于托派的菲律宾工人革命党倒是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工人革命军”，但该党本来就是从菲共中分裂出来的，而且该党领导人声称有意向巴西劳工党的议会斗争经验“取经”。此外，由于“工人革命军”制造“摩擦”，菲共领导的新人民军也以锄奸行动回击之。菲律宾托派无力招架，突然发现菲共报纸上登出了一份若干“假左”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名单，神情恍忽间以为这是暗杀名单，吓得立即和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一起控诉菲共的“暴行”，国际托派、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借此大做文章。菲律宾政府也趁机以“反恐”为名，勾结荷兰当局，迫害目前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同志。菲律宾托派（当然还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可以说是这一卑鄙勾当的帮凶。
······
虽然不能说，所有托派都是改良主义者或“口头上的革命派”，但自托主义出现至今，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对十月革命有一定贡献外，国际托派别说领导一场成功的革命，就是一场失败但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也未能领导。托主义实在难以担负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它只能是国际共运中的“支流”。
让我们回到那种暗示“毛泽东=托派”的论调。这种论调的产生除去一些人的认识糊涂，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一些相对“务实”的托派分子决定利用“毛泽东”这笔政治资源，以“赞毛”为名行偷运托主义之实（当然这会被另外一些“坚持原则”的托派分子斥为机会主义），因为在和谐泛左翼中，公然诋毁毛泽东的所谓“左派”是难有容身之地的。
（2）：这种论调更多地来自向来以马列正统自居的分子。他们苦谏权力中心“向左转”收效甚微，还被不时警告“倒退没有出路”，眼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逐渐成长起来，群众有被拉离改良主义“正确轨道”的危险，不禁心急如焚。为了履行“和谐卫士”的职责，他们便利用“托派”罪名打击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耍的这种伎俩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实际上当年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除诽谤毛为“当代的秦始皇”外，还攻击与毛并肩战斗的文革旗手们为“笔杆子托派集团”。今日的一些“革命”老爷们的所作所为，很像是有“遗传基因”的。
20世纪30年代，窃踞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等人曾指责鲁迅与托派与染，一些托派分子试图趁机拉拢鲁迅。不料，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答复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一些人花大力气考证，声称“此信非鲁迅所作”，这毫不奇怪，现在不是连为蒋介石翻案的都有了么？）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像鲁迅先生一样的辩别能力。如今一些热血青年在对的改良主义感到失望之余，如果被托派的“革命色彩”所迷惑，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可以说他们的所谓“反托”在一定意义上是“为渊驱鱼”。
他们对批判托派十分积极，但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资格批判托派，因为和谐托派眼下至少还不自觉地将矛头指向官僚资本（说托派将矛头指向官僚资本，是因为他们目前至少在形式上拒绝与权力中心妥协，说他们不自觉，是因为托派大多认为自己与之斗争的是所谓“工人官僚”而非官僚资本。呵呵，常常指责别人“ 超阶级”的托派，偏偏在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上丢掉了阶级分析法），而他们却在充当“和谐卫士”。
目前，马列毛主义者有必要提防托派从“左”的方面的进攻，但更需要警惕的是改良主义左派以“反托”、“防左”等名义从右的方面射出的暗箭。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