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凤霞《我和溥仪》有段写文革时她跟末代皇帝一起劳动改造的逸闻:
"我跟皇帝倒垃圾。先把一间办公室内的垃圾和废纸筐里的废纸清理了,倒在一个长方形、两头有把的大木箱里,我跟皇帝两人抬着,挨个地走到每一间办公室门前把木箱放下,再把室内的垃圾和废纸筐里的废纸都清理好,倒进木箱,然后抬出去倒掉,这是每天必干的活。 我俩一前一后抬着大垃圾箱,皇帝在前,我在后头,他高我矮,他在前头走,我随着他。忽然他手向上抬高,我没有准备,一箱垃圾全翻在地上。我赶快抓起烂纸、烟头,向木箱里扔,两手不停地忙活着。真好笑,皇帝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看见垃圾堆里有叠好的小衣裤,画了鼻子眼的小人头,便随手拣出来摆弄着,他问:“你说说这些当‘领导’的是办公吗?怎么还叠小袄、小裤玩?他们是在玩儿呀,还是办公呀?”皇帝正摆弄着这些小纸人时,造反派领导的妻子突然闯进院里,跳起双脚大骂:“你出来!你天天不回家,说是造反闹革命,可装得真像个人样子!原来是跟野鸡在一起!还说是一起闹革命!我跟你没有完!”这时我和皇帝赶忙收拾好,抬起垃圾箱正要往前走,那发疯的女人边骂边往里闯,狠狠一撞,竟把皇帝撞倒了。皇帝爬不起来,那女人索性反扣木箱当凳子,坐在木箱上,横在路当中。皇帝又拿起垃圾堆的小纸人、红红绿绿的裤袄玩儿起来。 被妻子大骂的造反派领导从屋里出来,一眼看见皇帝,便大声说:“你干什么?怎么弄了满地?多脏!看看你!还很开心,手里拿着小人在耍哪?你还以为在做你那皇宫里当皇帝的美梦了!快起来,快点!” 皇帝吓得赶快站起来,低头对着造反派说:“是,我是在犯罪!我忘了是罪人了......还在玩儿小人儿......” 造反派领导说:“住嘴!快把这满地垃圾拾起来!” 我跟皇帝把垃圾都拾进木箱,也不敢出声。忽然造反派妻子像疯子一样扑上来就打造反派。这时皇帝也不知躲开,被夹在当中,推过来搡过去。那个造反派真坏,他借机乱打,可是没敢打他妻子,全打在皇帝身上了。妻子看丈夫这样,她也假借打丈夫,痛打皇帝。皇帝还好心地两头拉架,劝解说:“别打,别打……” 大打了一顿,他们夫妻走了。我说:“老溥,你别拉他们,这些人没有人性。为拉架白白挨了一顿打......”皇帝说:“我是给一群牲口拉架呢!”他被打了个乌眼青,难过地说:“唉,真冤!”" 在这位剧作家之妻的笔下,文革造反派是“借机乱打”皇帝的“真坏”,甚且是皇帝口中只会“叠小袄、小裤玩”的“一群牲口”,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之“没有人性”还用说吗? 文革受害者藉河东狮吼,“你天天不回家,说是造反闹革命,可装得真像个人样子!原来是跟野鸡在一起!还说是一起闹革命!”,丑化邓小平口中的“大民主”也不让人意外。这一声吼让人想起被西方反华势力套上诺贝尔和平赏桂冠的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的一段省思: " 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力无关,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是我自己要回国、要投入、要绝食。我在外面风风火火,有刺激、有观众、有名声,即使受难也不会白付代价,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负责。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两年和病魔搏斗之外,她一无所得。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我从未想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的痛苦;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 (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记者采访刘晓波时问道:「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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