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 茅于轼说：“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恰好是提倡高利贷，让大家都去放高利贷。”
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美国音乐圈有一句行话：“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意指那些甘心被光照会（Illuminati）收买，为它传播邪魔之音的歌手。上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所说的话，有没有让人听到一种邪魔之音？这些人的灵魂是否也出卖给了魔鬼？
绝不仅仅是感觉而已，而是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这些与魔鬼的交易一直公开记录在案，并作为这些出卖灵魂者的荣耀！
《一个经济学家的执着与淡泊》：“1985年，当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力排众议，把一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机会给了当时还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的樊纲。”此后，樊纲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茅于轼：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1986年，他（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此后，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邹东涛——从汉阴走进北京的经济学家》：“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厉以宁担任名誉院长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整个学院都是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的呢！”（贺卫方语）
福特基金会，何方神圣？
学者王绍光：“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情局。”
中央情报局，又是干什么的呢？
绝不是“民主天使”那么美妙，“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罪恶滔天，堪称魔鬼。一点没错，中情局幕后就是骷髅会、共济会一类拜撒旦教会。
这就是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接资助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让这些人来设计和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顺着樊纲的说法，“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就是为中央情报局背后的魔鬼服务的！贯彻的就是它们的战略意图。这就是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接设计和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美国基金会绝非只是零星地资助几个中国经济学家，而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界进行全面的诱导、策反和训练。福特基金会1988年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建立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它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
1980年代，福特基金会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着名大学学习、研修。同时，联合中国教育部共同资助，建立了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至1995年），复旦大学（1988年至1993年），通过这些项目培养出了一大批经济学博士。这些人日后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骨干力量，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特殊资助。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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