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的理论胜利和右翼的政治反击

2，对习近平讲话进行“软封杀”，完全淡化和边缘化，意图变成第二个科学发展观。扭曲共产党的改革路线，抽掉改革的伦理性质，把改革变成官僚富豪的抢劫工具，一边利用共产党改革政策放手抢劫民众，一边用民众革命要挟共产党继续跟着右派走，是30年来右派玩弄共产党的根本手法。最初是利用邓小平狭隘的报复心理，如同赶驴一样把邓小平赶上了西化改革的邪路，不仅要借用邓小平之手妖魔化毛泽东和改变社会主义道路，还进一步要借用邓小平之手推翻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当邓小平坚守共产党领导的最后底线时，便爆发了大规模街头冲突。从此，维护稳定便成为共产党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只能完全由右派包办，中国在西化邪路上越走越远。虽然九十年代提出三个代表，试图纠正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的历史方向，但是在南巡讲话形成的强大私有化浪潮推动下，三个代表被“打左灯向右拐”的改革车轮压得粉碎，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后来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试图对走入邪路的改革进行纠偏，要用科学发展观取代经济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取代以资为本，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取代两极分化，把经济发展方式由满足西方国家需要转移到依靠国内人民需要上来。人民总算看到了希望。可是，右派再次使用惯有手法，一方面颠倒和歪曲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容，把以人为本变成以富人为本，把改革变成更大规模抢劫民众，把开放变成更大规模财富输送；另一方面利用舆论工具把被抢劫老百姓的愤怒，全部引向共产党，推动党群更加对立，致使共产党越来越陷入军警维稳的陷阱之中，越来越被被维稳所绑架，整天都在维稳中疲于奔命，完全失去了改革的纠偏能力。不仅如此，还招来了右派对改革纠偏的强烈报复，把全国唯一认真推行科学发展观的领导人投入监狱，美国更是对中国总理接连颁发四个大奖，表彰中国总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的巨大贡献，形成了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内需”的巨大讽刺。科学发展观就此寿终正寝，普世价值趁势而起，买办汉奸公开亮相（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亮相，此前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等都披着爱国伪装），把中国推到了悬崖边缘。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注意到了此前科学发展观的悲剧，所以从一开始，讲话就旗帜鲜明、立场明确，每个观点都如同铁板钉钉一样有着严格的伦理规定，不给蓄意曲解和偷梁换柱留有丝毫歪曲空间。比如，已被右派弄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代名词的改革，习近平讲话就做了斩钉截铁的明确限定：其一，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二，把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定义为改革，是改旗易帜的罪恶邪路；其三，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必须顺应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由于讲话三条对改革的伦理性质规定得严丝合缝，无任何缝隙可钻，而觉醒起来的老百姓又无法煽动起来要挟共产党改变方向，极右势力最终就只有一个选择——对习近平讲话进行软封杀。一是把习近平系列讲话仅仅作为一般性新闻一带而过，不宣传，不报道，不讨论，不争鸣，甚至连责难都没有，采用边缘化的办法把习近平讲话彻底蒸发掉；二是在边缘化习近平讲话的同时，发动媒体对习近平讲话进行大量的“无害化”处理，把习近平讲话中许多实质性核心观点统统删除，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有关学习讲话中多次提到的“毛泽东思想”，发表时就被删除得干干净净；三是在不提习近平名字的情况下，对习近平讲话中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观点，进行大规模批驳，习近平肯定什么，就批判什么；习近平否定什么，就歌颂什么。

习近平强调前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中国青年报》就在显著位置连续发表著名反华反共人士的文章《不反思文革，国人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不仅否定前30年，甚至打着否定文革的旗号否定中华民族，污蔑中华民族文革时期还属于食人部落，只有否定文革，才有可能走出食人部落，上升为文明民族。如此妖魔化甚至已经完全超出了政治否定的范畴，而发展成为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否定。此前西方国家的汉奸媒体曾经有过把中华民族妖魔化为野蛮食人族的舆论，后来因为连外国人都反感这种妖魔化，此类舆论逐渐销声匿迹，已无人理会。可是现在，为了否定习近平讲话，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国青年报》居然再次搬出了这种荒谬舆论，污蔑中华民族是食人部落。如果说文革打人杀人，那还是可以说是反左反社会主义，现在说文革吃人，是食人部落，那就是在否定和妖魔化中华民族，是在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灭绝中华民族进行舆论准备。指责一个民族是食人部落，往往是要灭绝一个民族的舆论准备，当初美国就是用“野蛮人”这个借口灭绝了印第安人，美国国父就是因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所以才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制作长筒皮靴，并在公开场合进行炫耀，如同当今中国官员炫耀手表一样。现在《中国青年报》把野蛮食人族的帽子扣到中国人头上，已完全超出了政治斗争的范畴，是在散布一种法西斯种族灭绝言论，并且还是灭绝本民族的种族灭绝言论。特别是掀起这种种族灭绝舆论的时机，恰恰是军队内部传达习近平讲话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刻连篇累牍宣扬前30年的中国是野蛮的“食人部落”，不彻底否定文革就走不出“食人部落”，显然并非是一种巧合。

可以说，媒体舆论对习近平讲话的软封杀相当成功，莫说是一般人民群众，即使是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除了军队有组织的传达、学习之外，也很少知道习近平讲话的重大政治涵义。其封杀效果有些类似于60年代初对毛主席的封杀，只是远远超过当年对毛主席的封杀，因为今天党内外右翼势力要千百倍地强大于60年代初期。并且这种封杀还在逐步加强，本周中国青年报再次发表著名反共异议人士的文章《让意识形态沉默，让生产力说话》，针对最近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讲话，声称意识形态问题只是个人偏好问题，不存在是非曲直，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才关注的问题，在对马克思《资本论》极尽嘲弄之后，厉声呵斥要“让意识形态闭嘴”。为什么这些张口闭口就是“极左”“文革余孽”等典型意识形态语言的人，突然大喊要让意识形态闭嘴？因为最近习近平有关意识形态的讲话，从根本上触犯了这个极右势力的利益。所以他们才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封杀习近平讲话，大肆咒骂和妖魔化谈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人。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种软封杀的可怕作用，因为罪恶本身具有一种自我推动的强大力量，只要没有外部力量的强行干预和制止，会在自我推动中愈来愈发展、愈来愈强大，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道理，上山需要能量推动，下山无需任何能量，社会堕落本身就具有加速度的罪恶能量。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深谙这个罪恶法门，只要抑制住共产党的正能量，罪恶就会自我发展，所有邪恶势力都会获得安全发展。特别是只要抑制住共产党的正能量，老百姓就会陷入绝望，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共产党就会陷入维稳中拼命挣扎，社会其它方面就都是右翼势力的天下。30年来右派就是这样把老百姓踩在脚下，把中华民族一步步推向深渊的，现在对付习近平，无非是重演旧戏而已。

中国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共产党正能量进行软封杀，其客观原因在于党内官僚集团已经不是新兴资本集团的历史对手。因为资本集团倡导的资本民主比之官僚集团的权力民主，确实具有历史进步性，这是国内外右翼舆论能够把中宣部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根本原因。南周事件就是典型。本来南方报系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报刊，应该贯彻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旨，如同西方国家报纸要贯彻老板的意旨一样，而实际情况却是南方报系玩弄广东省委宣传部，比玩弄小姐还要更加随心所欲。年初南都报写了一篇《元旦献词》，因错漏百出而遭到读者炮轰，恼羞成怒的南都报转而把火气全都撒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头上，造谣说错漏之处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改动造成的，举行街头示威要求宣传部长下台。我们曾与几个西方记者谈及此事，询问国外报社老板是否有权力改动稿件（况且部长并未改动），西方记者抿嘴直笑，觉得如此问题十分好笑。可见中国右翼势力已经把共产党宣传部门轻蔑玩弄到了何等程度。

不过，大自然的生物链总是环环相扣，天敌之上自有天敌，自然领域如此，社会领域同样如此。虽然右翼势力玩弄中宣部得心应手，但是面对左翼媒体却畏之如虎，因为从文明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来说，左翼倡导的大众民主是比资本民主更加先进的政治文明。中国左派顺应历史规律，反映人民利益，天道正义在手，剑锋指处所向披靡，在理论上道义上把披着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等神圣外衣的极右势力，迅速还原成为一群丧尽天良的法西斯野兽。所以，中国极右势力虽然面对中宣部感觉良好，但是面对中国左翼媒体却是十分狼狈、恨之入骨，不仅封杀了所有左翼报刊，甚至对乌有之乡等小小的左翼网站也采用“莫须有”罪名强行关闭。极右势力对左翼媒体的赶尽杀绝，反映了作为觉醒了人民大众政治代表的中国左翼力量，已经成为极端右翼势力最为恐惧的历史天敌。

无论中宣部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它已经不再是中国右翼势力的舆论对手，这个历史事实已经形成并且不再可能改变。无论是苏联东欧事件，还是中东北非各国，以及中国各种群体事件，都在不同程度地表明，依靠军警维稳模式战胜政治反对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右翼势力十分清楚这一历史趋势，并且凭借这一历史趋势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在道义上把中宣部牢牢地踩在了脚下。无论当今执政党还是当今政府，其公信力已经在维护资本集团的利益中消耗殆尽。当资本集团回过头来反咬一口时，执政党自身已经丧失了发动群众进行反击的政治能力，如果没有中国左翼把人民大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坚决支持共产党作为国家的统一力量，恐怕十个执政党，也早已葬身于“颜色”或“鲜花”革命之中。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信息社会的力量在网络，网络的力量在民众，民众的力量在于共同富裕和爱国主义。当今中国网络强大的民心民意和爱国主义力量，完全是在中国左翼力量的带领下形成的，以左翼力量为核心形成的强大爱国主义力量，已经形成国家民族安危的主要支柱，既抗击着来自西方的颠覆势力，又抗击着国内买办汉奸势力，还要遭受来自党内体制内右翼势力的打击。目前这股强大的爱国力量已经自发地聚集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共同富裕路线的周围，在努力帮助共产党跳出右翼势力设置的维稳陷阱，只要共产党拉住人民大众的救助之手，果断跳出维稳陷阱，重新回到人民大众之中，紧紧依靠左翼爱国力量，就一定能够把中华民族重新凝聚起来，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并在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中走向民族复兴。

3，凭借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强大旧机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权钱名相结合为核心的强大精英集团，继续维护和扩大两极分化和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把内外矛盾推向极端，在解体中国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中，获得阶级和家族的永久安全。对于权钱名相结合的精英集团来说，在九月爱国运动堵塞了颜色革命的道路之后，共产党的政治回头是最致命的灾难性打击。无论欧亚国家和中东北非，新自由主义改革无往而不胜的致命武器，就是把街头革命作为驾驭执政党的政治缰绳——无论对于共产党还是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只要执政党在灾难道路上试图回头，就用群众运动和街头革命的政治缰绳和政治皮鞭，驱赶执政党继续奔跑。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的执政党都是这样被赶入死亡深渊的。许多青年人总是由此误以为新自由主义代表民意，所以能够发动群众，其实不是。奥秘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总是两极分化的改革，必然造成官民对立，由于新自由主义是借助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改革，老百姓自然会把愤怒发泄到政府和执政党头上，因此很容易成为国内外颠覆势力抽打执政党的政治皮鞭。

在当今中国这条政治皮鞭之所以会失灵，绝不是像党内体制内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那样，是什么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也不是像极右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残酷镇压；而是源自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以及毛主席天才的预见和安排。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经历过前后两个不同30年的国家，前30年是穷人的世界，后30年是富人的天堂。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世界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所以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痛苦和罪恶的根源不在于共产党本身，而在于共产党内“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间由谁占上风，所谓“真假共产党”的说法，就是由此形成的。其它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没有这种历史幸运，苏联东欧共产党只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一控诉计划经济，老百姓就把罪恶全都算在他们头上；中东北非的执政党同样只是与市场化改革相联系，一控诉两极分化，老百姓同样把罪恶一股脑儿全算在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头上。所以这些国家在颜色革命大潮中无一幸免于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被历史和人民额外眷顾，一是如同前面分析的那样，前后30年都是共产党领导，可是老百姓的地位却是一主一奴，所以老百姓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共产党身上。如果一定要说为奴与共产党相联系，那么要想重新当家作主同样需要依靠共产党。真理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二是因为毛主席的天才预见和政治安排，是毛主席一句“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道理很简单，毛主席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身份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与后来老百姓自己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明了随后出现的剥削、压迫、腐败等罪恶，只不过是共产党体内的毒瘤，是共产党患有的癌症，而不是共产党本身，并且找到了切除党内毒瘤的方法——文化大革命，还亲自率领中国人民演习过一次政治大手术。所以，无论后来出现多么糟糕的情况，老百姓都会像毛主席生前安排的那样，千方百计拯救这个党，而不是消灭这个党。如同身上无论长了多么大的毒瘤，人们都会千方百计去消灭这个毒瘤，而不是消灭这个人本身。相反，如果是老百姓自发地认识到这一点，则会把所有罪恶都算在共产党头上，认为是共产党本质决定的，就会如同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那样推翻共产党。可见，毛主席不仅在20世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还在21世纪拯救了中国共产党。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就会深深体会到毛主席亲手加进《5.16通知》下面这段话的伟大意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显然，既然“混进党内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把社会历史复辟到昨天，那么党内一批社会主义者同样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再把历史推向明天。总之，中国老百姓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要杀死共产党内的癌细胞，而不是杀死共产党。毛主席由此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华民族，也挽救了人类的明天！后来的重庆模式则进一步用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预见是完全正确的，重庆只是清除了很少几个癌细胞，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正是老百姓的这种刺耳欢呼，把重庆变成了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但是，中国30多年私有化改革，已经形成了精英统治的市场经济制度，虽然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使得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在颜色革命中幸免于难，但是，国家和人民的危难并未解除，如同此前我们一再强调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是在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希望和危机同时达到了极端。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精巧的一种剥削制度，它不仅能够像传统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那样，把人类的一切进步全都转化为老百姓的灾难，比如把技术进步变成失业的灾难，把金融技术的发展变成制造房奴的手段，把虚拟经济的伟大发展变成大规模抢劫的工具……等等，更可怕的是它还具有一种自我修复功能，通过这种自我修复功能，能够把来自各方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全都变成老百姓的灾难。这种自我修复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平时通过整个社会的兽性化让弱势群体内部自相残杀，通过这种弱势群体内部的自相残杀，自发地巩固精英统治。因为整个社会越是兽性化，精英集团就越是如同狼群般的团结，弱势群体就越是如同羊群般一盘散沙和自相残杀，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就越是需要精英集团打着“法治”旗号的暴力专政。这是当今社会与以往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和建立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一个重要不同的地方。封建社会的农民在各自土地上各安天命，彼此之间没有竞争；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工人虽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有限的竞争，但是大工业本身会把工人阶级愈来愈团结成为一个统一整体，彼此之间更不存在互相残杀。而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形成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则是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这个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推广到社会各个角落和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并且由强到弱越是向下生存竞争就越激烈，最终使弱势群体内部的彼此仇恨超过了阶级仇恨，一旦走投无路，不是像武松那样诛杀强者诛杀仇人，而是诛杀弱者诛杀无辜。这种诛杀弱者和诛杀无辜的现象，又会使精英集团打着维护社会安全的“法治”旗号，加强对弱势群体更加严酷的专政，并且弱势群体还会盲目地欢迎这种专政，依赖这种专政，赞美这种专政。

二是一旦遭受到外部矫正和冲击，马上就会演变成老百姓的不同灾难。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如同悬吊在老百姓头顶的一座巨大磨盘，只要绳索出了问题，肯定就是砸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老百姓的一切全都市场化了，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的储蓄，老百姓的房屋，老百姓的能力等所有老百姓的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今天的实体财富和明天的虚拟财富，全都由市场决定，由精英决定，而不是由自己决定。这与以往实体经济时代的工人农民完全不同，实体经济时代的个人财富还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自主性。而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老百姓的财富是有还是没有，以及拥有多少，完全与老百姓对财富的消耗和处置无关，只要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受到冲击，就会以老百姓和整个社会财富的“蒸发”作为报复，促使老百姓在利益推动下盲目地维护这个制度并且自发地敌视和打击这个制度的敌人。这是市场经济制度与以往剥削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以往剥削制度所不具有的自我修复功能。特别是与私有制相结合的虚拟经济条件下财富的“蒸发”，并不像农业社会的自然灾害那样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像工业社会的经济危机那样是客观形成的，而是精英集团完全能够操控的。在当今中国，权钱名相结合形成的精英铁三角，以及在“中美国”基础上形成的中外精英集团的一体化，决定了他们具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对社会和市场的操控能力相当强大，尤其是直接决定民众和社会财富“蒸发”或“缩水”程度的金融和媒体（媒体决定预期）两大领域，完全控制在权钱名相结合的精英集团手中，他们随时都可以采用把老百姓变成穷光蛋的办法，来把恐惧和愤怒的老百姓逼上骚乱道路，因为一旦财富化为乌有，老百姓不可能不追究政府。这就是中国精英集团强大的地方，这也是他们有信心把中国变成第二个中东北非的力量依据。右派所言“改革以来共产党每一次左转，结果无一不是更加壮大了右派力量”，就是以此为根据的。

凭借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特别是对社会中间层权力体系和关键领域的控制，中国精英集团完全可以无视共产党的政治转变和人民大众的政治觉醒，继续推行和扩大两极分化和毁灭环境的发展道路。如果能够成功，就在中国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依附性法西斯政权，这是在“中美国”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精英集团与美国精英集团一体化决定的，中美精英集团的一体化和中国精英集团财产转移，决定了中国精英集团与祖国命运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他们既不可能要求在中国建立美欧那样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要求建立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政权，而只能是要求建立一种特殊的依附型法西斯政权，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条件依附，如同他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汉奸嘴脸一样；对内则实行法西斯专政，如同他们关闭左翼网站一样。相反，如果他们失败，没有能够阻挡住中国回归社会主义，那就破釜沉舟，利用市场经济制度的破坏力量和他们拥有的庞大权力体系，勾结帝国主义把中国推入动乱，通过解体中国来获得集团和家族的永久安全。

要帮助西方敌对势力解体本国，是中国以权钱名相结合的精英集团毁灭国家而发财并把财产转移国外的特殊性决定的，是中国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决定的，不能用一般的阶级斗争规律来解释，这个特殊性决定了权钱名相结合的精英铁三角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现象，是此前中国精英集团和世界其它国家精英集团所不具有的一种特殊现象，他们对本国人民抢劫越疯狂，恐惧就越强烈，恐惧越强烈，仇恨就越刻骨，这种恐惧和仇恨的相互推动，最终使他们比帝国主义更加渴望解体这个国家，更加渴望灭绝这个民族。他们已成为要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置于死地的癌症毒瘤，要么切除这个癌症毒瘤，要么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此外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前必须完成的最后一道历史选择题。

毛主席的天才预见性和政治安排，以及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使老百姓把共产党与私有制复辟的罪恶区分开来，拒绝把账算到共产党头上。而市场经济制度又把中国老百姓整体上变成了人质，可以通过财富蒸发、资本掠夺和官权泛滥，把老百姓逼上中东北非道路。究竟哪种力量最终占据上风，并不主要取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而是主要取决于左右之间阶级斗争的情况。因为有能力克制住右派“颜色革命”法宝的，不是执政党的官方力量，而是左翼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右翼势力比之绝大多数左翼人士更加清醒，所以，率先向左翼爱国力量发起了全面攻击。他们利用掌握的媒体力量，集中对左翼爱国力量进行攻击，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围剿，试图把摧毁党群之间的中间层，作为全面反击的政治突破口。

客观地说，在习近平讲话堵塞了上层改旗易帜的演变道路，九月爱国运动又堵塞了下层“颜色革命”道路的情况下，中国极右势力选择中间层进行攻击十分有效。爱国力量特别是左翼爱国力量是连接党群的中间环节，只要打掉这个中间环节，就在党群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火墙，把党群置于彼此隔绝甚至相互对立状态。在党群隔绝和对立情况下，共产党就只能是继续腐化，逐渐丧失正能量；人民大众也只能继续是一盘散沙，完全是一种盲目力量，而盲目力量或早或晚，最终肯定会成为右派可操纵的力量。目前，以买办汉奸为核心的极右势力在网络战方面，力量愈来愈集中，声势愈来愈浩大，此前美国也宣布网军扩编5倍，国内外极右势力在适应历史转变方面，战略战术已超过左派，更是超过官方。在信息社会和虚拟经济时代，政治斗争和阶级较量的主战场，将越来越集中于网络平台，网络将越来越成为决定阶级和国家的主战场，去年以来中东北非的乱局就是典型。如果中国毛派意识不到这一点，继续陷在小圈子里无谓纠缠，为实现小圈子利益而牺牲大局，丢掉人民大众的根本要求和愿望，中国左翼事业将遭受重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付出更大代价。希望广大左翼人士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珍惜目前来之不易的转变机遇，在投身三大复兴的斗争中谋求发展，而不要在小圈子里迷失了大局，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