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的理论胜利和右翼的政治反击
张宏良
2013年新年伊始，中国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政治斗争，就达到白热化状态，刀光剑影、硝烟弥漫，左翼在理论上获得巨大胜利，右翼在政治上进行了强烈反击。只是目前中国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不再如同以往那样，主要是表现在执政党外部，而是表现在执政党内部，是体制内的一场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
此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文革和改革两场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正在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政治平台，人民大众与精英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是毛主席生前所说的广大人民群众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所说的99%与1%之间的斗争，愈来愈通过党内政治斗争表现出来，任何一个阶级的胜利，都集中表现为党内斗争的胜利，革命阶级是这样，反动阶级也是这样，甚至包括那些天天高喊要结束一党专制的政治力量，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同样是借助和依靠党内斗争。2012年国内外反党反华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欢呼党中央“英明决策”，就是一个典型说明。这很有些类似于二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无论是地主阶级之间的军阀战争，还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战争，都是要控制和完善这个平台，而不是要摧毁这个平台。为什么？回答很简单，因为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先进的社会组织方式。
虽然历史的类比总是有缺陷不准确，两个时期并不能完全等同（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将专文论述），但是如同此前所表现的那样，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党内体制内的政治斗争，将会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斗争的一大历史特点。这次左翼理论上的巨大胜利和右翼政治上的强烈反击，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一，突破右翼政治底线是中国左翼最重大的理论胜利
中国左翼理论上的胜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恢复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突破了极端右翼势力的反革命政治底线。后者是最重大的理论胜利。包括这两大理论胜利的许多理论转变，全都包含在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中。
从18大常委见面会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讲话。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五个讲话。
一是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一个千把字的简短讲话，24次提到人民群众。宣布“我们的责任，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一石激起千层浪，共同富裕四个字注定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刀光剑影。除了丧尽天良的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之外，全世界拥有不同立场的所有人都承认，中国改革是建立在少数人剥夺绝大多数人的基础上，不仅是剥夺当代绝大多数人，而且是剥夺子孙后代的绝大多数人。并且这种剥夺已经变成改革的天经地义，无论是谁，只要反对把全体人民的资源和财富变成极少数人的私人财富，反对把劳动人民的妻女变成任人淫弄的妓女，都会被扣上极左和文革余孽的帽子。重庆政治斗争的激化，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内的整个精英精英集团联起手来反对重庆模式，就在于重庆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成功探索，就在于重庆发现了只有合理分配蛋糕才能更好地做大蛋糕的秘密，这是他们联合起来诛杀重庆模式的根本原因。所以，当习近平总书记宣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时，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仇恨就已经达到了爆发顶点，中国人民在高兴之余，同时也产生了对总书记的担心。
回顾历史和思考现实就会发现，中国人民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谁发现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间的秘密，谁就绝对没有好下场，就会成为生前诛杀和死后妖魔化的对象。马克思和毛泽东被妖魔化是正面典型，希特勒被痛恨是反面典型。二战期间，日本人并不比德国人杀人更少，特别是日本人杀的又是中国人，无论从道理还是民族感情上来讲，中国应该更加痛恨日本人才对。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中国右翼汉奸势力接连不断的大部头著作在为日本人辩护，为南京大屠杀辩护，甚至大骂誓言不忘日本大屠杀的中国人是极端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却从来不为纳粹德国辩护，不象宽容日本人那样宽容纳粹德国。他们提起没有屠杀中国人的希特勒往往咬牙切齿，而提起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天皇却充满敬意。中国右翼汉奸势力这种态度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发现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间的秘密，运用这个分蛋糕的秘诀让德国经济年增长率曾经达到了百分之百，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就是中国右翼势力崇敬日本天皇而痛恨希特勒、对人类历史上这两个魔鬼态度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虽然这种态度反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崇美哈美的汉奸文化，但是资本利益是主要原因。从中国右翼势力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截然相反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无论什么人，无论是资本的敌人还是朋友，一旦发现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间的财富增长秘密，都会成为资本主义精英集团不共戴天的死敌。
这是因为，一旦人民大众懂得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间的秘密，就很难在资本和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心甘情愿地安于贫困。而让人民在对未来的虚幻希望和无穷等待中只是劳作、劳作、再劳作，是极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最牢固最强大的思想枷锁。这个思想枷锁一旦打破，精英阶级的统治就会立刻土崩瓦解。所以，当2011年重庆蛋糕分给老百姓最多、经济增长全国最快（经济总量、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诸方面都是全国增长第一）时，就注定了已成为全世界精英阶级的死敌，因为它不仅在摧毁中国精英阶级统治的基础，而且在摧毁全世界精英阶级统治的基础。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把庞大的生产能力用来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如同中美两国这样，采取各种手段向极少数精英集团手中集中，这个问题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大众与精英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所以，当习近平总书记宣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时，实际上是在宣布要站在人民大众一边，这就在客观上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剥削阶级——精英阶级——形成了利益上的生死对立。此时的习近平，已不再只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同时也成为人民大众的带头人。
这绝非是言过其实。共同富裕这条道路，绝不仅仅是习近平等党内社会主义力量坚持下来的，而是中国人民共同奋斗赢得的成果。十八代报告起草过程中，有人提出应该写入走共同富裕道路，身为三代国师的那位党内理论大佬闻言大怒，拍桌吼道：“共同富裕是亡国之路”，继续坚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两极分化道路，在场四五十个省部级干部竟无一人表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要把“共同富裕”、“公有制”、“共产主义”，甚至连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统从十八大报告中删除，几乎大势已定。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忍不住兴奋心情已开始提前祝贺，“朋友，干杯！”的欢呼声甚嚣尘上，从上到下都做好了改旗易帜的各种准备。就在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近乎绝望的危急时刻，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九月爱国运动，高举毛主席画像和共同富裕的旗帜，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挽救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前途，展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这就是常委见面会讲话让中国老百姓既兴奋又担心的根本原因。
二是在宪法纪念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宪法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强调必须要坚持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郑重宣告要与长期以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违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使宪法重新成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法律武器。
长期以来，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特别是汉奸势力，完全以随心所欲的流氓态度对待宪法，阉割、曲解、割裂宪法内容，利用宪法中个别词句否定整个宪法的根本内容，把所谓落实宪法变成了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武器。新年伊始，中国买办大本营和汉奸大本营，一南一北发表从内容到题目都完全相同的所谓“落实宪法”的元旦献词，就是打着宪法旗号践踏宪法的典型事例。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够把宪法作为随意玩弄的工具，主要原因是当初胡耀邦等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出于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宪法解释权交给了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使他们能够打着宪法旗号反对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长期从事违宪活动，并且是在法治的名义下从事违宪活动，把在西方法治国家属于重罪的违宪行为，完全合法化了。可以说，赋予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以违宪特权，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罪行，是中国人民苦难和不幸的法律根源。所以，围绕宪法解释权的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虽然82年宪法与此前三部共和国宪法相比较具有重大政治缺陷，主要是删除了“惩办卖国贼”条款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人民民主权力，导致中国外交和内政愈来愈被动，但是习近平对包含“惩办卖国贼”条款的第一二部宪法的肯定，预示着中国将有可能恢复宪法中“惩办卖国贼”条款。2012年，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出台了《爱国法案》和《叛国罪法案》，与美国俄罗斯相比较，中国损害国家利益的汉奸势力，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更加需要此类法案，更加需要尽快恢复宪法中有关“惩办卖国贼”的条款。中国走上卖国主义道路，是从1982年修改宪法开始的；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从极端右翼势力窃取宪法解释权开始的；中国人民要复兴社会主义，同样必须夺回宪法修改权和解释权。这就是围绕宪法斗争的历史意义。
三是关于改革性质的两个讲话。一个是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是视察广东的南巡讲话。
前一个讲话从正面强调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主体是亿万人民群众，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就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负担、改革成本和改革对象的精英阶级改革，否定了背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革。
本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决议的明确规定，是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的政治承诺。可是，在九十年代初南巡讲话把改革的政治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之后，中共中央决议便如同宪法的命运一样，除了符合右翼集团利益的“历史问题决议”之外，其它几乎全都遭到了否定。改革变成了公开的阶级复辟和阶级报复，人民群众变成了改革的负担和改革的对象；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政治上的西方化，成为中国改革唯一的选择和方向。任何人只要一提坚持社会主义，马上就会被视为极左和文革余孽。由此，把中国推上了矛盾深重的灾难边缘，如果再不回归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只能成为遥远梦想。所以，把中国改革重新纳入社会主义轨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别无选择的唯一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基础。
如果说前一个讲话是从正面阐述了改革的正确性质和正确道路，那么后一个讲话则直接批判了极端右翼势力对改革性质的歪曲。习近平指出，有人把改革定义为是采取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否则就不叫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歪曲改革，是改旗易帜的邪路，绝不能接受这种改革。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是被这种改革搞垮的。主要方法就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动摇和瓦解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否定和妖魔化苏共党史，否定和妖魔化人民革命，否定和妖魔化社会主义，特别是否定和妖魔化革命领袖。所以，讲话联系苏共悲剧拒绝接受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已经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觉醒，而是与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买办集团的决裂和挑战，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已看穿了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为中国设置的改革陷阱，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踏入这个改革陷阱。
这是中国共产党了不起的历史跨越。可以说，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颠覆其它国家的有效武器，苏联东欧、中亚诸国、中东北非等所有被颠覆国家，无一不是采用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结果。而美欧等西方国家自身却对他们贩卖推销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政治制度，根本就不屑一顾，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去年刚刚出台的《爱国法案》就是典型说明。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控制的汉奸媒体，之所以对美国上述法案不置一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法案与他们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完全相矛盾。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晚年回到祖国后天天以泪洗面，就是因为追随西方背叛祖国几十年的这位老人，亲眼目睹了西方普世价值给俄罗斯造成的巨大灾难，追悔莫及、痛苦难耐，最终含恨而死。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后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即将跌入万丈深渊的最后时刻，能够及时刹车，的确是了不起的历史转折。
四是突破反革命底线的中央党校讲话。突破全面否定和妖魔化文革的反革命底线，是中国左翼30多年来最伟大的理论胜利，也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思想转变。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1982年邓小平主持制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以来，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公开纠正《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全面否定的结论，虽然没有肯定文革，但是至少把包括文革在内的前30年，看作是与改革一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不再是所谓历史浩劫，这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右翼势力一再声称的政治底线。
突破这个政治底线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新中国60年共产党的执政历史统一起来了，恢复了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历史信心。这段话很清楚，文革和改革本质上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这两个阶段都要分清主流和直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全面否定文革和全面肯定改革的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习近平关于前后30年的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终于开始抛弃极端荒谬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政治上终于开始意识到要橡俄罗斯那样捍卫自己的历史和奋斗，在理论上开始突破反革命右翼势力的最后底线。总之，中国共产党开始觉醒了，开始奋起反击了。
多年来我们就一直反复强调，全面否定文革已经成为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宰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把政治尖刀。道理很简单，只要认定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浩劫，那么造成这场浩劫的制度，就是一个邪恶的制度；造成在场浩劫的政党，就是一个罪恶的政党；造成在场浩劫的民族，就是一个邪恶的民族。中国老左派和体制内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不是新自由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对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触即溃，甚至成为一般老百姓的嘲笑对象，就是因为他们与右翼势力一样否定文革，只要对方祭出妖魔化文革这把政治尖刀，就会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斩于马下。苏联东欧共产党之所以垮台，同样是因为右翼势力死死抓住妖魔化苏共历史这把尖刀，一夜之间就十分轻松地推翻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八十年代末邓小平之所以不得不调集百万大军包围京城，也是因为自己制订决议否定文革，原本是要否定毛泽东，结果被对方抓住要害，全面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思想上道义上全面崩溃，在舆论上根本不是右派对手，老百姓群起响应右派号召，一起要求政府下台，最后只能被迫动用军队才保住政权。
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了“一定要守住全面否定文革这条政治底线”的口号。2011年围绕重庆模式，左右之间展开激烈交锋，右翼势力举办了一系列高层论坛，集中起来就一个口号——“一定要守住全面否定文革这条底线”。以买办汉奸为核心的右翼集团十分清楚，只要守住这条底线，中国共产党在道义上就必死无疑，解体中国就只是个时间问题。相反，只要这条底线被突破，对中国人民犯下深重罪行的买办汉奸集团则必死无疑，西方垄断资本集团解体中国的美梦将灰飞烟灭。虽然此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看清这一点，但是俄罗斯几大政党却与我们一样，完全看清了国家面临的真正危险在哪里。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政党，虽然这些政党彼此对立、竞争激烈，并且除共产党之外绝大多数都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禁止妖魔化苏联历史问题上，却没有任何异议地联合起来，共同立法严禁妖魔化苏联历史，否则给予法律严惩，判处3到5年有期徒刑。结果，九十年代苏共垮台前后以及后来一段时期内，一度甚嚣尘上的妖魔化苏联历史的“汉奸”舆论，很快消失得干干净净，俄罗斯十分顺利地迅速重返世界强国地位。
可见，如何对待文革历史，的确如同极右势力所讲的那样，是决定生死的政治底线，不仅是决定右翼集团命运的生死底线，同时也是决定共产党和共和国未来命运的生死底线，是决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未来命运的生死底线，谁守不住这个生死底线，谁就必然会历史淘汰。这就是突破全面否定文革这个反革命底线的巨大历史意义。
总之，习近平上台后一系列讲话，概括和反映了近些年左翼斗争的政治要求，是左翼在理论上的巨大胜利。理论上的胜利标志着已经初步奠定了新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只是要进一步形成现实政治路线，还需要在组织、行政、法律、体制，特别是干部队伍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深刻变革，如同俄罗斯在捍卫苏联历史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组织、行政和法律手段那样。
与俄罗斯相比较，当今中国理论转变向政治转变飞跃的困难在于，30多年持续反左特别是把本来应该是“太革命”的极左当作“反革命”进行妖魔化和全面镇压，导致中国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彻底法西斯化和汉奸化了，主流社会已经在心理上完全接受了右翼法西斯的思想氛围，反左仇左敌视民粹（民众）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主流社会的条件反射，根本无需任何指示和安排，绝大多数官员和单位已经形成了支右反左的政治本能，哪怕是私下里反对右翼势力的人，只要一进入工作，马上就会本能地反左。出版社出版右派书稿，从来都是只考虑市场前景而不会考虑政治风险；可是对待左派书稿，看都不敢看便匆忙拒绝。致使当今中国成为全世界没有左翼报刊的唯一国家，成为右翼媒体百分之百一统天下的唯一地方。一个干部被认为很右，丝毫不会影响升迁；可一旦被认为很左，立刻就会仕途中断。左——这个原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神圣概念，完全被妖魔化了，甚至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的普通人，如果在公开场合被直呼为左，也会暴跳如雷。
当今中国对待所谓极左，已经如同欧洲中世纪对待女巫一样，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随意处置。并且现代社会把人边缘化为纯粹生物体的精神虐杀，比之中世纪对女巫的暴力虐杀更加残忍可怕。把人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社会，比之把活人变成死人的社会，更加残暴、更加野蛮，更加灭绝人性。正是这种残暴野蛮、灭绝人性的极端环境，使当今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坦率最直白最赤裸裸的剥削时期，不再需要任何伪装，不再编造任何借口，不再加以任何掩饰，而是把老百姓以及与老百姓相联系的一切进步事物和美好追求，统统打上极左的“罪恶烙印”直接踩在脚下。
这种情况注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要转变为可实行的政治路线，转变为现实生活的方针政策，必然会引起官僚集团、资本集团和文化精英的激烈反抗，引起主流社会的激烈震荡，甚至会引起惊天动地的社会震荡。但是，如果不敢正视这种震荡，害怕折腾，回避折腾，那就势必会被反动势力以折腾相要挟，成为反动势力折腾的对象，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和中国梦，就会成为第二个科学发展观，上述所有这一切理论胜利，就会变成虚幻空洞的政治摆设。在国家已经走到崛起或毁灭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弄不好甚至会成为国内外右翼势力发起最后总攻的政治祭品。
显然，国内外颠覆势力也看到了甚至看透了这一点，他们所期望的也恰恰是这一点。于是，2013新年伊始，便刀光剑影，右派发起了政治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