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计划”在行动

　　对第二代“鹰派军人”、《超限战》作者乔良与王湘穗的“猎法”是通过西方媒体大张旗鼓妖魔化——“美国方面玩起了恶毒的‘文字游戏’”、“把中国两位军事专家由满怀预见的学者变成心机险恶的‘凶徒’”、“从研究‘恐怖主义’现象的学者变成了‘恐怖分子’”、“《超限战》及其作者都受到西方甚至包括国内的攻击与质疑”——对第一代“鹰派军人”的“猎杀”成功使美国人胆气大壮，从此不再老鼠般偷偷摸摸了，而是理直气壮直截了当搞起了堂堂之阵，公开用网络媒体打舆论战——用“超限战”收拾《超限战》的作者，不折不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结果：“猎鹰”再次成功——乔良大概比较“理性”、“识时务”，写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所以升为少将，到国防大学当教授去了。王湘穗大概“顽固不化”，坚持“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所以脱了军装转业了。他告诉媒体：“美国妖魔化的手段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已经做过很充分的研究，包括在某个场合通过中国高层施加压力，对我们进行某种程度的打击，希望左右中国战略界的方向……看来，他们真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显然，对第一代和第二代“鹰派军人”的“猎杀”成功让美国人信心百倍，等这次轮到第三代的罗援和第四代的戴旭时，“猎鹰计划”已经不但不再老鼠般偷偷摸摸，而且连西方媒体都不劳驾了，而是直接让中国的“普世公知”们出马，来个“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于是就有了“普世公知”对罗援和戴旭的倾巢而出疯狂围剿——一切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于分工的。

　　如果罗援没主张抵抗侵略“外保国权、内惩国贼”，会遭到“普世公知”们如此疯狂的围剿吗?可见围剿罗援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他有什么问题，而是“猎鹰计划”的需要——“枪打出头鸟”、“杀鸡给猴看”、威吓中国军人不敢主张爱国、抵抗侵略、严惩国贼。需要就是一切。既然需要妖魔化，那不管本人有没有问题都要围剿——有问题要围剿，没有问题捏造出问题来也要围剿。这种围剿有两重目标：一是“硬杀伤”——掀起倾向性舆论狂潮，制造出排山倒海的疯狂软暴力直接摧毁当权者的精神毅力思维判断能力，左右其决策、劫持其硬权力，使罗援、戴旭们遭到第一代、第二代“鹰派军人”同样的命运;二是“软杀伤”——通过妖魔化罗援、戴旭等“鹰派军人”使其威信扫地，用香港《苹果日报》的话就是“其军事评论再难有说服力”——不管是人被干掉从此说不出话还是从此说话没人听还是从此不敢再说话，实际效果都一样，都实现了“猎鹰计划”的目标：“打掉每一只可能与美国作对的中国‘鹰’，让中国人和军队成为一群羊或麻雀”、“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因此跟“普世公知”对罗援、戴旭们疯狂围剿根本不是简单的是非之争，而是战争——超限战，反猎鹰战，“猎鹰计划”明确承认的“网络战其实就是舆论战和心理战。”“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既不是海上战争，也不是空中战争，而是现代的网络战。我们只需要用极低的成本，就可以让中国军队在发展竞赛中失败。”

　　(看透这问题的实质，看看几代“鹰派军人”的遭遇，才能真正理解当年岳飞吼出“怒发冲冠、凭栏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臣子恨，何时灭”时的心情。)

　　“猎鹰行动”其实中国“古已有之”：

　　——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国用反间计“猎鹰”——收买赵国的“普世公知”在赵国上层社会掀起妖魔化廉颇的选择性舆论狂潮，用这种排山倒海的软暴力摧毁了最高当权者赵王的思维防线，除掉了老将廉颇，导致赵国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整个国家一蹶不振。

　　——战国时代秦国灭赵之战，秦国再用反间计“猎鹰”——收买赵国的笔杆子权臣郭开用宫廷软暴力摧毁了最高当权者赵王的思维防线，除掉了名将李牧，导致赵国彻底灭亡。

　　——宋金之战，金国用反间计“猎鹰”——利用早已收买的笔杆子权臣秦桧用软暴力劫持了南宋最高当权者赵构的思维，制造“莫须有”除掉了名将岳飞，导致即将直捣黄龙府的岳飞前功尽弃，南宋再也摆脱不了偏安一隅的命运，最终灭亡。

　　(如今关于春秋战国的影视文艺作品接连不断，作家编导们为塑造当年的内奸权臣阴谋诡计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其实哪用那么费事?看看今天的“普世公知”、看看他们围剿中国“鹰派军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一切都明摆在那儿了——注意，注意，尤其年轻人，你们正在目睹历史，正在目睹历史再现，正在目睹“普世公知”拼命制造当代的“长平之战”、当代的“秦国灭赵”、当代的“莫须有”、当代的“风波亭”，正在目睹他们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人内奸两面派的形象活灵活现丝毫不走样地展现在你们面前，而且完全免费——想知道当年长平之战拿了外国的钱大肆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妖魔化廉颇导致几十万士兵全军覆灭的“公知”都什么样吗?想知道当年的郭开、当年的秦桧都什么样吗?看看吴祚来、张鸣、冯玮、吴稼祥、袁伟时就行;看看那些疯狂围剿罗援、戴旭的“普世公知”就行——“哥倆比JB——一个屌样” ：道貌岸然，温文尔雅，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满嘴道德，满肚子坏水，满面堆笑，笑里藏刀，“上头笑着，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特别要看清楚这些当代的郭开、当代的秦桧、当代的“知识精英”如何重复历史，如何拿了外国的钱便制造谣言煽动倾向性舆论狂潮陷害当代的廉颇、当代的李牧、当代的岳飞——如果连仅仅发表爱国讲话的军人都要被清除，那任何当代的廉颇、当代的郭开、当代的岳飞又岂能幸存?所有这一切这难道不比任何瞎编滥造的文艺作品电视历史连续剧更精彩、更生动、更现实、更冷酷、更血腥?如此精彩的大戏别处到哪儿看去?如此精湛的反面教员别处到哪儿找去?以后再有戏要演郭开、秦桧、赵高、汪精卫之类根本用不着罗唆，直接请吴祚来、张鸣、冯玮、吴稼祥、袁伟时、贺卫方、陈有西这些大牌“普世公知”来就成——郭开、秦桧、赵高、汪精卫之流当年给人们的印象肯定也象这些人一样，那么“理性”、“睿智”、“学识渊博”、“精明强干”、“通情达理”，同样伪善，同样有“魅力”，同样能迷惑人。用这些“本色演员”自己演自己，岂能不大获成功?)

　　看历史不能光看热闹，必须学会看出门道。为什么历史上的“猎鹰行动”屡屡得手?为什么这种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已经熟悉掌握而且运用自如的古老谋略如今能被别人拿过去反用到中国人头上而且能一再得逞?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某个具体当权者的昏庸无能不是答案，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长平之战时用反间计“猎鹰”除掉廉颇的秦昭襄王不能算昏庸无能吧?但他自己后来不是也中了反间计而除掉了白起、被赵国也来了个“猎鹰”吗?

　　“猎鹰行动”的本质说穿了就是“借刀杀人”——不一定真把人杀掉，而是借对方之手剥夺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的权力，尤其是决策权。这种“借刀杀人”实际是一种“反间”——用己方的软暴力劫持敌方当权者的思维，使对方的权力为我所用，调动对方做我需要做的事。这是一种隐形的“斩首”——用自己的软暴力劫持对方的硬权力。对方当权者虽然似乎安然无恙，但思维实际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已经不自觉地被“猎鹰”者暗中控制了。

　　“猎鹰行动”两个国家、两个政权之间软暴力的较量。“猎鹰”方的软暴力是一个政权有组织的行为——用系统性的大规模软暴力有计划、有目的、严密周详、有条不紊、梯次配置力量、持续不断、全天候、全方位、无孔不入地对“被猎方”当权者的思维有的放矢。只要“被猎方”的当权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政权之间系统性软暴力的较量，没有提高到“政权有组织的对抗行为”层面来认识，没有同样用系统性的大规模软暴力抗衡，则必败无疑，因为其必为一种力量完全不对称的一边倒的较量——个体对系统;本能对科学;无意对蓄意;支离破碎对组织严密;明的对暗的;有限对无限;消极被动对积极主动;个人思维、个人毅力的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对千军万马有组织、有目的、大规模排山倒海的软暴力。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抗衡。不管当权者权力多大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个人对抗不了组织;个体的力量(不管是硬暴力还是软暴力)对抗不了整个国家成体系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被猎方”当权者权力再大、毅力再强、再聪明睿智也只能被动挨打穷于应付，时间一久总有坚持不住的时候，即便这个当权者顶住了，换个人当权就顶不住了。

　　结论一：靠当权者个人的毅力能力智慧不可能持久抵御敌国的“猎鹰行动”。不组织起国家级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实施系统性对抗，任何反“猎鹰行动”都迟早失败。

　　“用己方的软暴力劫持敌方当权者的思维”说穿了就是让敌方当权者听自己的话。而任何当权者当然不可能直接听敌方的话。行得通的做法只能一是把敌方当权内部有资格说话的人变成自己人，让他们在敌方内部以敌方的“自己人”的面目说出自己需要说的话。二是把敌方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变成自己人，让他们在敌方社会制造出一边倒的选择性舆论狂潮，利用“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等心理规律摧毁敌方当权者的意志，丧失自信和判断能力，不由自主接受自己的主张。不论是哪种情况，实现“用己方的软暴力劫持敌方当权者的思维”的要害条件是在敌方内部找到能替自己说话的人，即有“话语权”的“自己人”。而这种有话语权的人必然是文官或文人(“公知”)。

　　结论二：“猎鹰行动”成败的关键在于收买“被猎方”有话语权的人，即文官或文人(“公知”)。

　　根据这两条结论，对抗“猎鹰行动”必须做到至少几条：

　　第一，战略上设防——硬件上要设防，软件上更要设防，不仅必须对外来的大规模的硬暴力攻击设防，而且必须对外来干涉的大规模的软暴力攻击设防。只抓硬件设防不抓软件设防，结果必然防不胜防。面对事实存在的持续不断的外来大规模软暴力的攻击，必须组织起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决不能依靠具体当权者的个人意志能力来抗衡外国的“猎鹰行动”。

　　对中国人来说，最根本的软件设防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从来只有毛泽东牵着敌人鼻子走(比如，用“中苏论战+援越抗美”的谋略战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不得不有求于毛泽东，不得不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从来没有中国人被外国人猎了鹰。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在思想战略上处于不设防的被动挨打地位，就注定抵御不了人家的“猎鹰”。

　　第二，切断“猎鹰行动”的咽喉要道——外国势力与本国文官文人(“公知”)的勾结。切断了这种勾结，就杜绝了外国势力通过在本国制造大规模倾向性舆论狂潮劫持人们思维的能力，就卡断了“猎鹰行动”的必经之路。

　　美国对中国搞“猎鹰”，中国能不能对美国也玩这一手?门都没有——你收买人家的文人媒体试试?保险吃不着羊肉还一身臊。人家早防了这一手，早就立了个“外国代理管理法”——只要从外国机构拿钱就是外国利益代理，就必须登记接受监督。媒体平时无事都要生非，动不动就大喊大叫“政治献金”、“干涉内政”、“左右舆论”，如今更是举国动员大张旗鼓指责“网罗攻击”——如此环境下如果想搞什么“猎鹰”是不是不自量力?这一切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想都别想在人家那里制造自己需要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劫持人家的思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对抗“猎鹰”就必须在这个方面“国际接轨”，也学人家的那些招，具体说就是制定“爱国法”——美国有“爱国法”，俄罗斯有“爱国法”，任何想生存的国家都有自己版本的“爱国法”，中国也不例外。

　　“爱国法”必须有哪些内容?起码得规定爱国无罪，叛国有罪，严惩汉奸卖国贼，严禁鼓吹卖国、美化汉奸、污蔑丑化民族尊严民族文化的汉奸言论和文艺作品，保护反侵略爱国军人不受伤害侮辱，严禁污蔑反侵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否则严惩(比如以任何方式污蔑侮辱毛岸英、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的人都必须受到制裁)。

　　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必须有外国利益代理人的定义和登记监督管理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言论自由”和“付费广告”及“煽动叛乱”严格区别开——拿别人的钱说别人要你说的话属于“付费广告”，不属于“言论自由”，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拿外国政府或组织的钱说外国政府或组织要你说的话的人属于外国机构代理人，必须登记接受监督，否则就是潜伏的间谍。如果涉及中国内政就属于非法行为，就必须受到惩罚。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基础性配套措施，如监督、记录一切从外国机构拿钱的人(不管直接还是间接)。这就需要一切官员和文人必须公开收入来源，凡有来自外国机构的收入必须按“外国利益代理人”登记，凡私人从外国机构拿钱的文人的非自然科学类文章讲话一概不属于“言论自由”，也不属于“学术论文”，只能属于“付费广告”。凡暗中从外国机构拿钱、在“言论自由”、“学术研究”的名义下说外国机构需要说的话、有碍中国利益的文人一概属于间谍。

　　所有这些说到底就是一条：“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普世公知”的“话语权”、“软权力”关进笼子。因为如今“普世公知”的“话语权”、“软权力”已经大得没边没沿了：工农说话是“民粹”，军人说爱国是“军人干政”、“人类公敌”，工农兵都不准说话，左派媒体全部取缔，左派网站全部封闭，整个中国只有他们有绝对话语权，爱说什么说什么，从“卖国有理”到“劣等民族”，从“腐败次优”到“特赦贪官”，从“假不一定劣”到“牺牲一代人”……就这样“普世公知”们还嫌自己权力不够大，还叫嚷“言论不自由”，还要到处夺权——陈有西公然叫嚣“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739714bb-4884-4940-8860-9ae80181c479&itemID=dd36adfd-95d2-49d4-986c-a17a0180cab4&user=10420)——好嘛，真把自己当成“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不，“真命天子”，要黄袍加身当皇帝，开国登基自称“朕”了。可见他们所谓的“政改”“放权”实际就是“别人放权，他们夺权”、“共产党丢权，‘普世公知’篡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绝对软权力同样绝对腐败。不把“普世公知”的“话语权”、“软权力”关进笼子还得了?还怎么防止他们拿外国机构的钱在中国制造出出大规模倾向性舆论狂潮，不仅“猎鹰”，而且煽动叛乱搞政变?

　　是非曲直很简单：中国要生存，必有“爱国法”;谁反对，谁必是国贼，对号入座，无须分说。

　　如果就是不制定“爱国法”呢?也很简单：迟早要垮——有“爱国法”不一定不垮;但没有“爱国法”，国家早晚垮：连立法保护自己这个国家都不干，不是扶不起的阿斗是什么?不是包庇鼓励别人搞垮自己是什么?岂能招架外来大规模软暴力的颠覆?别说对抗“猎鹰”了，整个国家都保不住。

　　长平之战时拿了秦国贿赂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导致廉颇被撤的赵国“公知”们后来下场如何?史书上虽无记载，但凭常识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四十万死亡将士的亲属岂能放过他们?如今相关的文艺作品无不给这些人安排了一个遭到极端清算的下场，实际情况可想而知。拿了贿赂帮秦国“猎鹰”除掉了李牧、导致赵国亡国的笔杆子郭开的下场倒是有记载：被人劫杀，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可以想得到的结果：赵国亡国，邯郸被屠城，尝够了亡国之苦的赵人岂能放过郭开?秦桧交了狗屎运，生前逃过了惩罚，但老百姓放过他了吗?“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人在宋后少名桧，我在坟前愧姓秦”——这就是人民的审判。“普世公知”张鸣很怕“人民法庭”这几个字，特意加了个定语，叫“希特勒的人民法庭”，以为这样一来人民就不敢有法庭了。其实希特勒搞的假“人民法庭”跟人民群众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组织起来行侠仗义惩恶扬善替天行道清算国贼根本不是一回事。“臭秦桧永远跪”就是“人民法庭”的最终判决，没有期限，谁翻案都没用。历史证明，拿了贿赂替外国“猎鹰”导致国家灭亡的文人“公知”决不会有好下场，必受人民法庭的审判清算。过去如此，今后同样如此，今天充当美国“猎鹰计划”特别行动队队员的“普世公知”也决不会例外——就算他们得逞搞垮了中国，之后呢?“鹰派军人”固然没有好下场，助纣为虐充当“猎鹰计划”特别行动队队员的“普世公知”们也决不会有好果子吃——这帮“公知”个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啥事干不成还谁都瞧不起，整天到处骂人，到处坈蒙拐骗，最擅长给自己制造敌人。他们如此围剿侮辱爱国军人，可见根本没打算跟军队搞好关系，也就是说没打算依靠这支军队。而凭他们的本事又毫无凝聚力，根本不可能另外组织起一支军队。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组织起一个政府——搞垮中国，却组织不起政府，其结果只能是无政府状态：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土匪黑社会横行，老百姓水深火热。到了那个时候，“普世公知”如今许下的一切天花乱坠弥天大谎将全部彻底破产，老百姓不可能不对他们恨之入骨，不可能不找他们算帐。而洋大人只会把他们当狗用，不会把他们当爹供;一旦达到了目的，他们的利用价值立即完蛋，立刻会被洋大人一脚踢开。那时他们不成丧家之犬过街老鼠才怪，不遭到人民法庭的审判才怪。人民法庭没有律师，任何“法律党”也救不了驾。今天替人“猎鹰”者，明天必被当狗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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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美国将中国鹰派划为四代官方制定猎鹰计划”

　　http://news.jwb.com.cn/art/2012/8/7/art_189_1256575.html

　　发布日期：2012-08-0714:57

　　来源:环球时报

　　毫无疑问，具有影响力的“鹰派”人物在国内、国际舞台上果敢强硬的作风，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产生深刻影响，更会对该国军事、安全等方面的政策规划与制定产生重要影响。

　　2010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大卫·莱在《世界报》上撰文称：“‘鹰派’是中国崛起的自然结果……许多‘鹰派’人士是解放军高级军官或刚退役的解放军军官，还有许多是中国知名大学和智囊机构的国际事务教授和研究人员。”另有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军方“鹰派”进行了分代：第一代以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中将为代表;第二代代表人物是以《超限战》引人侧目的乔良、王湘穗;罗援、朱成虎、金一南等学者型将军被归为第三代;最新一代则包括了《C型包围》的作者戴旭及《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作者刘明福等。

　　第一代：“美国别制造12亿敌人”

　　李际均生于1934年，哈尔滨人，16岁入伍，次年入朝参战，后担任过陆军师长、38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军界、学术界公认的“儒将”。美方之所以将他归为“鹰派”代表，应该与以下两件事情有关。

　　其一，设计并建成了中国首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李际均由于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实战指挥能力，成为中央高层心目中牵头人的首选，被直接从一个步兵师师长提拔为新改编的集团军军长，承担起机械化集团军的试点重任。他和将士们一起深入研究集团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战原则和战法，为我军陆续改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次年，李际均带领该集团军在内蒙古组织了一次近似实战难度的合成作战演习，获得成功。《解放军报》称这次演习“标志着我陆军已结束单靠步兵决定胜负的历史，跨入合成作战时代”。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997年7月。当时，李际均以中国军事战略专家的身份应邀访美，并借在美国陆军学院演讲的机会，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不可能产生侵略的欲望。他指出，国家之间“合作比敌对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并不忘强硬地宣称：“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必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

　　1997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有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国军方，将军退休不过是职位的退让，其所扮演的幕后智囊角色并不会发生改变。罗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李际均退休后，美国国防部长政策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曾在一次座谈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对美国太强硬了。”罗援反问马歇尔：“你想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马歇尔十分好奇，追问道：“退休了还能干什么?”“他现在在带博士生，又培养了好多‘小李际均’。”罗援话音刚落，马歇尔脸上露出无奈：“啊?那这对我们来说又是坏事了。”

　　第二代：“预测”将会发生恐怖战争

　　第二代代表人物乔良、王湘穗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乔良现年57岁，曾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王湘穗比乔良年长1岁，退役空军大校，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二人之所以被称为“鹰派”，除了曾以空军将领身份参加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更因为其合著的《超限战》一书。1995年，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明确提出，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与全球化的影响，战争一起，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会受到战争的威胁，非军事战争行动更让战争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将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他们认为，超限战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超限战》一经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军事与外交界的强烈关注与轰动。6年后，“9·11”事件发生，不少人回想起书中的种种论述，不禁惊叹：“‘9·11’事件原来就是最典型的超限战!”该书随即在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引起震动，并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著。近年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更是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对于外界赋予自己的“鹰派”称号，乔良表现得十分理性。他曾明确表示：“我不喜欢无端发狠话，更不喜欢说那些一味示弱的话。军人如果只会说示弱的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但如果军人处处逞强，同样也会损害国家利益……各国军队中都有人发表‘鹰派’言论，都有人喜欢发表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话。这些话有时能起到话语威慑的作用，有的也能成为国民心理的强心剂，但这些话，基本不是我想说的。我要说的，只是些理性的、现实的、充分顾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话。这些话可能两头都不讨好，但只要有必要，我就会说。”

　　与低调的乔良相比，王湘穗在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更加直言不讳：“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

　　第三代：“我们只能用核武器反击”

　　罗援、朱成虎和金一南是当前中国学者将军的代表，也是外媒眼中第三代中国军方“鹰派”人士的突出代表。在这3个人之中，朱成虎的“鹰派”色彩很浓。

　　1952年出生的朱成虎，17岁参军入伍，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2000年，朱成虎通过《解放军报》向美国“喊话”：“中国不是伊拉克!”不过，他真正被称为“鹰派”，还与其7年前的一次言论有关。

　　2005年7月14日，在一场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通报会上，有媒体记者提问：“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朱成虎旋即用流利的英语答道：“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如果美国人决心干预，我们就决心反击。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城市的准备。”虽然中国官方一直秉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但朱成虎说，“原则是可以改变的”。

　　作为军方高级将领，朱成虎的“核反击”和“牺牲西安以东城市”的言论一经媒体披露，便被视作迄今以来中国方面发出的“最为直白”的警告，国内的军事迷也开始称他为“中国第一鹰派”。

　　事后，朱成虎曾澄清，这些话只代表个人观点，他只是想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我们“被逼到了墙角”，就可以“承担任何牺牲”。不过，美国各界的强烈反应却并未因此停歇——有国会议员认为，朱成虎的讲话“高度不负责任”，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撤销朱成虎的职务;一些美国“鹰派”人士则表示，鉴于此，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向台湾转移武器，一旦敌对态势形成，还必须做好迅速做出战略核反应的准备。

　　朱成虎出言犀利的做派并未因为种种质疑而有所改变。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事和安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军事不透明”。很快，朱成虎通过媒体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是西方一些人的恶意炒作……军事透明是相对的，任何国家都有不透明的地方”。他还曾对日本、美国的朋友说，“你们如果能够把埋在海底监视我国潜艇活动的传感器跟我们透明一下，我什么都能和你透明，你能跟我透明吗?”

　　另一位代表人物金一南今年刚到耳顺之年，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少将。他的几本著述，如《苦难辉煌》、《浴血荣光》等，在民众中颇具影响力，他自己也说，希望能借这些书“写出信仰的力量”。

　　至于第四代“鹰派”人物，他们虽然时常语出惊人，但目前看，还没太多理性政策建议以及严谨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单独的一代还为时过早。

　　不难看出，这几位民间或西方眼中的军方“鹰派”人物，有的在军事战略理论上有所建树，有的在保持“鹰派”强硬立场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对国家安全提出了可行性策略……尽管他们身上聚集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这些不同观点的同时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舆论多元化与国家宽容度的有力证明，也标志着中国正不断走向成熟与理性。

　　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肆意歪曲

　　中情局的“猎”鹰计划

　　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军中“鹰派”人物，自然也成为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时常遭到打击甚至“猎杀”。

　　弗兰克·科尔曼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多年，对中国社会及军事有深入研究。回国后，他供职于国防情报局。2006年，科尔曼在为美国智库斯坦利基金会写的一份秘密研究报告中称：“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够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他所说的“中国智囊”，就包括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

　　在该报告中，科尔曼不无得意地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过去20年，我们针对李际均等人成功进行了攻击，今后还要加大攻击力度。”报告里还列举了一些美国中情局“猎杀”中国战略精英的实际战例。

　　在美国中情局看来，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李际均，既有丰富的带兵、实战经验，又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战略思维，对美国的对华战略也了如指掌，如果让他这种强硬人物进入军队权力核心，必将使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遇到很大麻烦。于是，美国中情局专门制定了一个代号为“老鼠计划”的行动，通过分析中国的政治生态，捏造、散布各种对李际均不利的言论，为他的军旅前程制造种种障碍。最终，美国的阴谋是否得手无从考证，但中情局的卑鄙伎俩却可以从中略见一二。

　　被中情局视为第二代中国“鹰派”的乔良与王湘穗，则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美方的“猎杀”。美方认为，二人所著的《超限战》一书提出的军事学说，破解了美国军事思想的特征和局限，让美国当时的军事体系无法应对，一旦这种思想被传播，美国不仅国内永无宁日，其世界霸权也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对此，美国方面玩起了恶毒的“文字游戏”。《超限战》被美国译者翻译为“Unrestricted Warfare”，意为“没有限制的战争”;而美国知名的新闻大观网站(NEWSMAX网站)则更为离谱，其发表的译本是“China’s Master Plan To Destroy America”，意为“中国官方毁灭美国的计划”。这不仅是离题万里，更是荒谬至极甚至别有用心了。美方这一“故意”错误，完全可能把中国两位军事专家由满怀预见的学者变成心机险恶的“凶徒”，因为在所有阅读英文《超限战》的读者眼里，乔良与王湘穗完全从喊“狼来了”的孩子变成了狼，从研究“恐怖主义”现象的学者变成了“恐怖分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超限战》及其作者都受到西方甚至包括国内的攻击与质疑。后来，转业到地方的王湘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妖魔化的手段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已经做过很充分的研究，包括在某个场合通过中国高层施加压力，对我们进行某种程度的打击，希望左右中国战略界的方向……看来，他们真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在连续“猎杀”成功后，美国一位战略学者总结经验说：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既不是海上战争，也不是空中战争，而是现代的网络战。我们只需要用极低的成本，就可以让中国军队在发展竞赛中失败。网络战其实就是舆论战和心理战。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打掉每一只可能与美国作对的中国“鹰”，让中国人和军队成为一群羊或麻雀。

　　所幸，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各方也都开始高度关注，一些媒体和网上舆论也在呼喊：“让中国之鹰飞得更高些、更自由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