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26）

纪录：40年前的医疗下乡运动

　　七十年代初，陈德麟一家在卫生院门前合影

　　就在北京的这些技术人员被“下放”桂林之时,桂林的一大批医务人员也开始了他们到农村的“下放”之旅。

　　1970年6月26日,《桂林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我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决贯彻毛主席“6·26指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热情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文章。

　　文章回顾了1965年毛主席发表“6·26讲话”以来,桂林市广大医务人员“怀揣红宝书,走出城市、上山下乡,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情况,称“几年来,组织69个农村巡回医疗队,参加人员783人次,在郊区77个大队中的73个大队建立合作医疗制度……”

　　今天,我们透过这篇极富时代特征的文章,可以回想到大批医务人员“下放”的情景。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的1970年1、2月间,桂林市人民医院、工人医院、桂林地区人民医院、桂林中医院等多家医疗单位的300多名医务人员,开始有组织地下放到桂林地区各县或市郊农村去安家落户。其中,仅人民医院就下放医务人员90人,占当时全院卫生人员的百分之五十,可见此次“下放”的规模。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几年,有的人甚至从此留在了农村。

　　今年69岁的廖西川(原中医院针灸科医生)说,“市中医院200多人下放了40多,我们科7个人就下放了4个。直到70年代末才陆续回来,也有人在农村安家了。”

　　如今77岁高龄的陈德麟(原中医院推拿科主任)就在农村“巡诊”了10年。

　　“1969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阳顺珍(女,72岁,原桂林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胸前戴着大红花,医院总务股长亲自送我们全家(我的两个孩子和老母亲)下到恭城,在县城过了1970年元旦,第二天就去了和平公社卫生院。”

　　陈德麟夫妇的下放,是新中国成千上万医务人员“医疗下乡”运动的一个缩影,这次运动源自毛主席的“6·26指示”。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表了如下谈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毛主席的这段讲话,俗称“6·26指示”。

　　自此,大批医疗专业人员下放农村,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同时依循政策导向培训赤脚医生,扭转了原本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镇”的情形。

　　对于这样的转变,新华社后来在1979年10月2日报道:“现在,我国县县都有医院,有50多万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82%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实行了合作医疗,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160多万人,有卫生员、接生员380多万人。从县、公社到生产大队形成了三级医疗卫生网。”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制度,后来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可以说,在创造这个“典范”的长期过程中,“下放”的医务人员功不可没,他们为新中国农村医疗建设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力量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

　　陈德麟回忆:“一个月至少要下村出诊5次。电话一响,就穿上过膝的胶鞋、拿根木棍、背上药箱、带上蛇药进山,通常要步行一两个小时到患者家。”

　　“当地群众很欢迎我们。我本来是中医,但卫生院医生不多,我也要经常参加西医值班。下到卫生院一年多我就学会了用西药、注射以及简单的外科手术等。到下放的第三年,我已可以独立处理急诊,医治好的患者越来越多,和当地群众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常听到农民夸‘桂林来的医生好厉害’,很多群众都对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就打招呼好了’。”

　　唐祖藩(男,71岁,原桂林市中医院外科副主任医生)回忆:“1970年初,我参加巡回医疗队分到恭城莲花公社崇岭大队,住在当地一个姓李的‘土医’家里,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培训他成为‘赤脚医生’。他喜欢到山上打鸟,村民有个小病痛常常找不到他,为了把他转变为‘赤脚医生’,我们可做了不少工作。”

　　据了解,在那10年间,桂林的“下放”医生仅在恭城当地就培养了3批近100名“赤脚医生”。

　　“我们还发动群众建立合作医疗,村民们自愿报名。但由于那时人人都穷,就先由生产队给参加的村民垫1至2元费用,等秋收后村民再还钱。”

　　“白天,我们和赤脚医生一起走村串寨给村民看病。当时乡下患麻疹合并肺炎的小孩很多,我们又当医生又当护士,给患儿打针,还自己上山采草药,最后,我去的村里没有一个小孩因这个病而死亡的,老百姓都说是奇迹,都来请我去喝油茶。”

　　大概过了半年时间,唐祖藩就回到了桂林,而陈德麟夫妇则是10年后才回来。

　　陈德麟说:“在恭城一呆就是10年,直到1980年9月左右,我们才接到回桂林的调令。”

　　阳顺珍说:“去的时候是一家5口,回来时就变成了6口人。在农村的10年里,我们又添了一个小孩。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虽然也有苦有累,但也怀念村民的淳朴和那种简单的快乐。”

　　因为有大批像陈德麟、阳顺珍、唐祖藩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员“下放”和他们的付出,新中国的城乡医疗卫生环境和质量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逐步实现了即使在贫困的农村,农民也“看得起病、看得上病”。

　　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和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农村医疗体系,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可以认为是40年前的一次“医改”。

　　稍有遗憾的是,“6·26指示”所指出的医疗卫生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医疗卫生体制变化,却又随着时代的变迁悄悄地逆转了一回。

　　就在几年前,卫生部原部长高强曾指出:“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充分说明了群众看病难的基本状况。患病群众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

　　这种情形下,重温44年前伟人的话语,会令人倍感亲切的同时也觉得沉重。

　　由于时代条件和认识所限,“6·26指示”中的个别观点现在看来虽有失偏颇,但其主要观点却仍然能给今天的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医疗卫生工作应服务广大城乡群众,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医疗卫生工作既要研究尖端,更要重视老百姓最需要的问题;医务人员不要高高在上,而要加强和病人的沟通。

　　特别是“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句“6·26指示”中最核心的话,到今天仍然适用。

　　尽管,我们今天不可能全面套用40年前的方式。但是,提高对农村、对城市社区医疗卫生的投入,勇敢否定医疗卫生工作完全市场化的弊端,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医疗改革方向,应当是不会有错的。因为医疗改革不论怎么改,都要符合中国国情,都要照顾到绝大多数的农村群众看病就医,毕竟,没有八亿农民的健康保障,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中国。

　　所幸,历史总在进步中前进。

　　今天,新医改掀开帷幕之时,我们已欣慰地看到了新农合制度建立,看到了社区医疗服务推广,看到医疗保险更大范围的普及。新医改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成为最大的亮点。

　　历史可以为“镜”,历史也可以为“资”。

　　有了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和总结,依靠自己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持续的医疗保障模式,探索出符合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中国模式,这将会是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新模式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