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公知”即国贼

　　再说软权力：

　　通过操纵中国的几乎所有媒体网络，“普世公知”们把持垄断了话语权。把持垄断话语权就意味着垄断软权力。垄断软权力意味着可以任意操纵软暴力，可以随心所欲制造出选择性舆论狂潮。

　　语言信息的本质是软暴力——使用语言信息归根到底是为了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人的任何行为从本质上讲都是有形的硬暴力。人改变其他人行为的手段无非两种：一是用行为，二是用语言信息。用行为改变行为是用“有形的硬暴力”改变“有形的硬暴力”。用语言信息改变行为是用“无形的非暴力”改变“有形的硬暴力”，而且更有效——用暴力制止某人行凶伤人既危险又费力，而且后患无穷。但如果言词得当，三言两语就能让同一个人自己放弃行凶伤人的念头，既轻松又经济。反过来也一样：用暴力逼某人行凶伤人既危险又费力，而且后患无穷。但如果言词得当，三言两语就能让同一个人自己愿意行凶伤人，同样既轻松又经济。硬暴力能做到的，语言信息同样能做到，硬暴力做不到的，语言信息也能做到。可见“语言信息”的效果不亚于硬暴力，至少能等效。既然能等效，那就同样属于暴力。暴力而无形，故区别于有形的硬暴力，称之为“软暴力”。

　　一切硬暴力都受软暴力控制，一切硬权力都受软权力控制。掌握了软权力就能最终掌握硬权力。

　　“言论”是软暴力。“舆论”是成规模的软暴力。“宣传机器制造的选择性舆论狂潮”是大规模软暴力。“言论自由”与“舆论潮流”不是一回事。“言论自由”是双向的，“舆论潮流”是单向的，“开动宣传机器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则是高度集中、专门定向、精确瞄准的。“言论自由”虽然是软暴力，却是分散的、孤立的软暴力，可以争辩，也就是说，可以相互抵消。“舆论潮流”则是某种特定的语言信息软暴力的集合与凝聚。在“舆论潮流”面前，反对意见基本被压制，发不出声音。“开动宣传机器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则是特定软暴力的大规模精心合成、迭加、放大和精确制导——或者说，是软暴力的大规模同步聚焦，压倒一切，不容置疑，不容争辩，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不需要任何证据，未审即判，要的就是对上层建筑造成破坏性共振，不择手段毁灭对手。正常的“舆论潮流”还有可能是自发形成的，“开动宣传机器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则完全是少数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毁灭性软暴力——比如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正式彻底否定过毛泽东?但某些人开动宣传机器制造的选择性舆论狂潮不由分说就把毛泽东彻底妖魔化了。不仅把毛泽东，而且把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尤其1949年以后的一切全部妖魔化了。然而仔细一查，如此定性的正式根据、手续、文件、决议一概没有，完全被选择性舆论狂潮硬生生造成了既成事实，不知不觉变成了年轻一代的习以为常。

　　把持软权力使“普世公知”获得了媒体舆论信息控制的压倒优势，能够操纵公众思维，把老百姓的思维玩弄于股掌之上，随心所欲决定让老百姓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怎么想、不怎么想，任意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信息封锁、信息压制与信息欺骗、信息误导结合到一起，充分利用宣传机器的巨大威力全方位无限制地对老百姓实施信息覆盖、信息疲劳轰炸和强制性信息灌输，实行无限制的信息战超限战——想让你知道的东西铺天盖地叫你躲都没地方躲，不知不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信以为真;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一方面严密封锁真相，一方面用无数真假难辨的假信息、垃圾信息把你层层迭迭包围得水泄不通，对你没日没夜地疲劳轰炸，利用“三人成虎”、“众口烁金”、“假做真时真亦假” 、“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 、“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等规律使你筋疲力尽、神经因疲劳而麻木，因麻木而产生条件反射，不知不觉忘了寻找真信息，甚至根本想不到还会有真信息，甚至拿到真信息都不肯相信，由此制造出大规模的盲目、怀疑、狂热、惊恐、轻率、慌乱、丧失自信、丧失判断、丧失原则、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直至精神崩溃，最终不由自主被“普世公知”们牵着鼻子走。

　　普通老百姓如此，国家决策层同样如此，谁掌握软权力谁就将最终掌握硬权力——即使表面上没当权，但实际上能操纵当权者的思想，这就等效于当权。

　　“普世公知”已经通过把持话语权而等效把持了国家决策权，还说自己“无权无势”——“无权无势”?“无权无势”怎么能如此迅速制造出如此大规模选择性舆论狂潮：

　　——罗援没说过“轰炸东京”，硬说他说过;

　　——罗援1973年就参过战，硬说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

　　——对“轰炸东京”之类捏造出来的谣言义愤填膺，对“如果让我掌握中国的权力，我首先把八千万GCD员和他们的亲属全部杀光!”、“美国应该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家里很多土地，日本人来了，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结果共产党一来，全部让那些穷鬼分了，我恨不得将这些人抽筋剥皮!”、“那些拥护GCD的都是些被洗脑的废物，这些人就应该通过战争让他们死掉一半以上!”、“杀左族毛”之类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咬牙切齿杀气腾腾佯装不知;

　　——满口“宪政”“宪法”，实际上处处破坏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只追究别人有无国外亲属，不过问“普世公知”们长期、大规模、公开、直接从外国基金会拿钱、按照外国基金会需要制造“国家战略决策”;

　　——只允许“普世公知”们大肆宣扬“(钓鱼岛)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别为这个弹丸荒岛争了”、“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中国)不是在保钓而是在夺钓”、“你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很多情况都是片面的”;不允许爱国军人誓言“外保国权，内惩国贼”;对日本侵略百般辩护柔情无限，对中国军人凶神恶煞杀气腾腾：“军人干政”、“‘内惩国贼’涉嫌违宪”、“军人根本就没资格惩治国贼”、“文职少将赤膊上微博”、“思想抢滩，让文革思维军事化”、“请XXX将军闭嘴!”“老老实实遵守纪律，别惹是生非!”“中纪委和国防部好好管管他们”……

　　当年一个秦桧用一个“莫须有”杀害了一个岳飞;如今一群“普世公知”用一堆“莫须有”杀害一切爱国军人。“无权无势”，岂能如此疯狂大张旗鼓围剿人民解放军，如此大规模用笔杆子叫板枪杆子?

　　硬暴力的破坏性有形有限，软暴力的破坏性无形无限，为害性远比普通人能想像出来的大得多。“普世公知”用软权力不但能轻易毁灭一个人，而且能轻易毁灭整个国家。

　　例一：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赵国为什么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因为赵王临阵换将，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了久经杀场的老将廉颇。赵王本来信任廉颇，为什么中途变卦了?因为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赵王为什么会中反间计?因为赵国内部拿了秦国贿赂、掌握话语权的“公知”们在整个赵国社会造成压倒一切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在这种有组织、大规模、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软暴力面前，赵王个人基于常识的精神力量极其渺小微不足道，轻而易举就被击溃了，秦国除掉廉颇的反间计得以圆满成功——导致赵国长平惨败、几十万士兵全部丧生、国家一蹶不振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这些拿了敌国贿赂、吃里爬外里通外国、用话语权为敌国服务的“知识精英”、“公知”，是他们用话语权制造的压倒一切的倾向性舆论狂潮，是他们的软暴力、软权力。

　　例二：“九.一八”中国为什么丢了东北?“绝对不抵抗”。为什么“绝对不抵抗”?怕“国际舆论”，怕被洋人说成“义和团”：“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所以“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结果就是“绝对不抵抗”。

　　为什么那么怕被洋人说成“义和团”?“普世公知”袁伟时、朱学勤们的祖师爷一手制造的妖魔化义和团的选择性舆论狂潮的硕果——洋人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洋人侵略不是侵略，而是“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反抗洋人就是“野蛮对抗文明”、“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暴民暴乱假爱国真祸国”、“民粹爱国是害国”、“民族主义最危险”、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中国当权者从辛亥革命起就一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一切出发点是别惹洋人不高兴：“他们必须表现得跟‘扶清灭洋’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不一样才行”、“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革命中西方人对革命党人的抗议，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议说他们不文明，他们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排外，而且强调要保护外国人，保护教堂，对趁机抢劫外国人的行为，一律加以严惩。甚至，革命党人特别在意的剪辫子运动，只要外国人抗议，他们也收敛。尽管，在革命党人看来，剪辫子之举，恰是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轨。”“文明成了社会最时髦也最流行的用语。在那个时代，所有跟西方沾边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叫文明车，话剧叫文明戏，西式结婚，被称为文明结婚。这样的称谓，不仅仅是个称谓，而意味着人们的追求，一种基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场革命，促进了人们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西方的意见，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见。作为一场学习西方制度的革命，革命的发动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成为追求文明的表率。”(张鸣：“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e4pl.html)

　　“绝对不抵抗”使日本轻而易举获得了东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使日本侵略实力空前增长，侵略野心极端膨胀，决心全面侵华，一口把整个中国吃掉，从此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原、南京大屠杀……追本溯源，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如果不是“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南京大屠杀的牺牲、八年抗战的牺牲都可能避免——“打得一拳开，防得百拳来”。然而“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又来自哪里?来自中国“普世公知”，来自他们制造的妖魔化义和团运动的倾向性舆论狂朝，来自“普世公知”的软权力。

　　中国“普世公知”们不仅对“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对南京大屠杀和抗日战争中无数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时几个日本兵就能看押上千中国人走向屠场?为什么南京那么多中国军民会如此驯服地被屠杀而不敢反抗?为什么抗日战争时一个日本兵能让一个县的中国老百姓“跑反”?中国人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被中国的“普世公知”们用软刀子杀光了。抗战前几十年中国“普世公知”们整天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老百姓外国人如何“文明”、中国人如何“野蛮”、反抗如何如何不好、“义和团式爱国”如何如何可恶……中国老百姓整天听到的就是不要反抗、要“听话”、“守规矩”，从来都被告诉这不能干那不能干，从来不告诉他们什么能干，最后的实际效果只能是得出结论：什么也别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面前仍然以为逆来顺受就可以活命，等日本鬼子的屠刀砍到头上才明白一条真理：“千错万错，不反抗是最大的错”，然而为时已晚。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无数大屠杀，无数受害者不仅是被日本鬼子用硬刀子杀死的，更是被中国“普世公知”们用软刀子杀死的——受害者的反抗精神和意志被中国“普世公知”们用妖魔化义和团、宣扬绝对不抵抗的软刀子杀死在先，肉体被日本鬼子的屠刀杀死在后。没有丧失反抗意志、面对屠刀逆来顺受的精神崩溃，日本鬼子岂能轻而易举用那么点的力量杀死那么多毫不反抗的中国人?中国“普世公知”们实际是日本鬼子的帮凶。他们的双手蘸满了无数无辜中国人民的鲜血和生命。

　　当年“普世公知”们用软权力制造倾向性卖国舆论狂潮差点让中国亡国。如今“普世公知”们又用软权力制造倾向性卖国舆论狂潮，而且变本加厉——放眼古今中外，真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有谁象中国的“普世公知”们这般疯狂地诋毁自己民族的一切，敢把爱国咒骂为“爱国贼”、鼓吹当“带路党”、鼓吹“三百年殖民地”、鼓吹中国人给外国人当奴隶、给外国转基因公司当实验小白鼠、疯狂煽动中国人相互仇恨、铁了心要把中国推向崩溃和内战……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卖国当汉奸——在已经有了“九.一八”的教训、有了南京大屠杀的教训、有了八年抗战的教训、有了无数中国人用性命鲜血换来的教训的今天还要用软权力制造倾向性卖国舆论，这不是蓄意重演“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不是蓄意卖国是什么?不是蓄意当汉奸是什么?“普世公知”们不是气势汹汹地问：“我不掌握大权，如何卖国”吗?就是这样卖的：用软权力制造倾向性卖国舆论狂潮的方式鼓吹左右国家战略决策，为重演新的“九.一八”、新的南京大屠杀创造条件——一个“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九.一八”时让日本占了多大便宜?通过左右舆论制造如此战略决策是不是卖国?是不是汉奸?需要军政大权在握吗?哪个“普世公知”干不了?如此卖国哪个侵略者不欢迎、不需要、不肯为之掏腰包?这种卖国方式对中国的为害难道比大权在握直接卖国的汉奸卖国贼对中国的损害小?难道可以不算数?难道可以饶恕?

　　例三：前苏联是怎么崩溃的?俄罗斯是怎么一厥不振的?“普世公知”们用软权力疯狂煽动选择性舆论狂潮左右最高决策：“普世价值”、“新思维”、“人道社会主义”、“休克疗法”……结果整个超级大国陷入重围、全军覆没。

　　例四：南斯拉夫是怎么分崩离析的?“普世公知”们用软权力疯狂煽动选择性舆论狂潮左右最高决策：“普世价值”、“自由选举”、“一人一票”——“1990年7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

　　上述例子中，一群“公知”就凭话语权、软权力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一枪未放就把整个国家搞得死去活来。“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

　　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祸国殃民，“普世公知”决策卖国更祸国殃民。都是祸国殃民，但程度大不相同：一个是战术性技术性的，一个是战略性根本性的;一个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地零售，一个是持之以恒釜底抽薪地批发;一个是长期见效的“量变引起质变”，一个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斩首行动、一箭穿心”;一个是疥藓之疾，一个是心腹之患;一个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尚不至于搞垮整个社会，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彻底崩溃。

　　“存在决定意识”。“普世公知”的存在决定他们必然与国家为敌，与人民为敌——“普世公知”自命“精英”。既是“精英”，就必须高人一等，就不能与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就必须处处优先：“精英”的利益必须高于国家利益，“精英”的利益必须高于老百姓的利益——“普世公知”们称颂的时代和地方从来都是重用“精英”、让“精英”高高在上任意摆布别人的时代和地方。由此可见“精英”的原则是只要“精英”需要，无论是国家利益还是老百姓的利益都必须让路，必须牺牲——为了“精英”的利益，祸国就祸国，殃民就殃民。这就是“精英”敢于祸国殃民的理论根据和心理根据。“精英”要实现高人一等就必须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就必须寻找借口、制造理论根据。这个借口就是“文凭至上”，这个理论根据就是“精英论”。“精英”用“精英论”把老百姓贬为“劣等”，用“文凭至上”实现对老百姓的歧视。歧视即仇视，歧视即敌视，歧视即蔑视。不管什么借口，不管什么程度，只要制造了歧视，就必定在通向敌视、仇视、蔑视的敌对之路上越走越远不能自拔，直至你死我活——看看“普世公知”们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人民群众是何等鄙视、敌视、仇视：开口闭口“脑残”、“智障”、“民粹”、“愚民”、“暴民”、“屁民”、“民智未开”、“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只要自命“精英”，就不能不贬低老百姓，就不能不制造歧视，就不能不仇视、敌视、蔑视老百姓，就不能不与人民群众为敌。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条规律决定“精英”必欺压百姓;“普世公知”必为人民群众为敌，是拿笔的敌人。

　　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更恶毒，罪恶更大——拿枪的敌人是拿笔的敌人制造的。拿枪的敌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是拿笔的敌人维持的。每个拿枪的敌人背后都有个拿笔的敌人。每个被拿枪的敌人打死的烈士归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笔的敌人，都有拿笔的敌人的血债。拿枪的敌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笔的敌人必定是自觉的，不自觉写不出有煽动力的东西。“交枪不杀”的真正含义是“交出武器就不杀”。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而拿笔的敌人第一，应该是“交笔不杀”。不交笔，那就等于没放下武器，照样属于敌人，照样可杀。第二，拿枪的敌人交了枪就不再能杀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拿笔的敌人即便交了笔，以前写的杀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继续杀人。因此拿笔的敌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笔也仍然是敌人，不能象拿枪的敌人那样交了枪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敌人，就可以变成自己人。对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对拿笔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难、最大牺牲都是拿笔的敌人造成的。比如，所有回忆录都说建立根据地最大地障碍就是群众受到敌人反共宣传的欺骗而躲着共产党。这“群众受到敌人反共宣传的欺骗”就是拿笔的敌人干的。又比如，一个“共产共妻”的造谣就迫使共产党不得不用格外严格的军纪证明自己，往往沾了“调戏妇女”的边就杀，以至于一些本来罪不至死的人也死了。这些帐也应该算到拿笔的敌人的头上。

　　“普世公知”肆无忌惮制造大规模选择性舆论狂潮，无非是搞垮中国好让自己篡夺政权。如果他们得不了逞自然是枉费心机。如果得逞了呢?那对他们也未必是好事——“普世公知”们从来只会靠欺骗咒骂侮辱威吓等软暴力让别人服从自己，擅长制造敌人，却从来毫无凝聚——对老百姓无凝聚，同伙之间也无凝聚。这就决定他们有本事破坏，没本事建设;只会搞垮政权，不会建立政权，一旦得逞搞垮中国，结果必定是国家崩溃、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那时中国老百姓必定实实在在领教到什么叫“乱世人命不如狗”、什么叫“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什么叫“水深火热”，必定对用“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之类花言巧语使自己陷入这种绝境的“普世公知”们恨之入骨。老百姓即使别的做不了，但找“普世公知”这些祸国殃民的国贼算帐还是做得了的。那时“普世公知”们再也休想获得外国主子的真心保护——“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中国垮了，“普世公知”们就没有了利用价值，犯不着劳神费心保护他们免遭老百姓的清算。因此“国家若有崩溃日，必见全民杀公知”。除了少数逃亡海外的，做为整体，“普世公知”们的命运可想而知——那时恐怕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别让愤怒的人民群众活剥了撕成碎片。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花得花，种荆棘者得刺”——不知无所不知的“普世公知”们对此常识知也不知?

　　=======================================（全文完）

(责编：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