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公知”即国贼

　　上述这些是不是祸国殃民?决策导致这一切的是不是国贼?

　　这一切是谁决策的?“普世公知”。

　　例如：

　　——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是怎么来的?“普世公知”的功劳：GDP挂帅，不顾环境，疯狂发展房地产、无限扩大大城市、不顾一切普及私人小汽车——张维迎保证：“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厉以宁鼓吹：“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宣称：“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如今中国到处污染，癌症村遍地开花，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遮天令人窒息……这一切不是“普世公知”的责任又是谁的?

　　——如今中国社会道德败坏、弄虚做假是怎么来的?“普世公知”的功劳：张维迎带头介绍经验“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拐”;CCTV公然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陈有西到处宣扬“没有家哪有国”，“普世公知”们无孔不入教唆不择手段、“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如今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弄虚做假，不是“普世公知”的责任又是谁的?

　　——如今“普世公知”们声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利益集团”造成的，然而当初他们是怎么说的?“大家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c4jz.html)——要说中国一切问题来自“利益集团”，那么教唆干部以权谋私、一手制造“利益集团”的“普世公知”又该当何罪?

　　——如今中国社会泛滥成灾的腐败怎么来的?“普世公知”的功劳：张维迎当年宣布“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如今“总量增加了”、“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一切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腐败登峰造极，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此时张维迎对自己当初“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信誓旦旦装聋作哑，反而强词夺理拼命为腐败辩护：“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同时厚颜无耻反对惩罚腐败，鼓吹“宽恕腐败”、“特赦腐败”：“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http://business.sohu.com/20121219/n360945357.shtml)(注：怎么要反腐败惩办贪官了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全民公决投票”了?搞工人下岗、剥夺农民土地、强制拆迁时怎么不见你主张“全民公决投票”?封闭全部左派网站时你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跑哪儿去了?)

　　那个“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鼓吹腐败更卖力：“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个人为何以及如何选择了这样的行为，取决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较”、“既然改革是一个权钱交换过程，改革的结果是要把一部分经济活动从公共决策变成私人决策，即把一部分‘公’权变成‘私’权”、“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张曙光：“腐败问题再思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bwjt.html)“改革不仅要抑制腐败和贿赂，不使其发生革命，而且改革还可以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利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张曙光：“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原因”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bx4z.html)。当初拼命鼓吹“富腐败有利”，如今大肆鼓吹“特赦贪官”：“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张曙光：“2012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上发言”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946404)

　　一贯提倡腐败包庇腐败的张曙光却义正词严声称腐败的根源是共产党：“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来源同上)——拼命鼓吹“腐败有理”、拼命反对反腐败、拼命鼓吹“赦免贪官”的却倒打一耙指责别人是“腐败根源”，这仅仅是贼喊捉贼的耍无赖吗?不是，而是一个巧妙的连环套——先贩毒再缉毒，先教唆犯罪再通缉犯罪，先教唆共产党的干部腐败激起老百姓不满，再乘机借口反腐败煽动打倒整个共产党——所有这些都是事先预谋好的。过去有《三国演义》的“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设“腐败/反腐连环局”。中国登峰造极的贪污腐败的真正源头是“普世公知”，真正祸国殃民的是“普世公知”，真正的国贼是“普世公知”。

　　一旦要追究责任拉清单，“普世公知”们顿时争先恐后装出一付无害而可怜的样子：“穷教授无权无势无外国籍，更没有国库钥匙，当不了国贼”、“小民当不了国贼，真正的国贼都是手握大权、鱼肉百姓的混蛋”、“平民没当国贼的资格”……奇了怪了，你们不是一直傲气十足以贵族救世主自居吗?资中筠不是声称“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帝王师”吗?怎么这会儿突然如此“揪着胡子过河——牵须过渡(谦虚过度)”?那股气势汹汹气吞山河的嚎(豪)情壮志哪儿去了?

　　“普世公知”们说自己“无权无势”，不对，是有权有势，而且权势熏天——能决策祸国殃民，权势难道还小了?

　　“普世公知”们的权势分明暗两大类。明的是硬权力，暗的是软权力。

　　先说硬权力：

　　“普世公知”们通过“文凭至上”排斥异己、拉帮结派、里通外国而直接获得的战略决策权。最典型的就是张曙光主持的那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布的资料(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已经与这个“民办私人机构”建立起了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的有中国的要害决策部门，包括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的官方媒体，包括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等;中国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2年公布的158个“特约研究员”中，直接来自政府机构的官员就有29个，占18.35%，光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已经至少有8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吴敬琏、刘世锦、巴曙松、张永生、卢迈、陈剑波、刘守英、吴庆)，来自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拥有决策话语权的“学者”83人，占 52.53%。这个所谓的“民间学术机构”实际把持了国家一切重大经济决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搞的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联合研究报告”(“中国：2030”)，负责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使用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运用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推崇的理论，整个报告实际完全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包办，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手里，掌握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普世公知”们手里。

　　中国的最高经济决策权实际掌握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手里，而“天则经济研究所”实际掌握在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和外国政府手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中文网页宣称：“天则所不从任何政府部门获得财政支援，全靠来自中外社会机构的捐款和项目经费。项目包括委托天则所的研究、培训及天则所的其他服务。”然而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实际情况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全靠外国人给钱——茅于轼说得明白极了：“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英文网页(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承认：“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什么“私人机构”能如此神通广大，同时与国内外建立这么要害部门要害机构建立起这么多这么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这决不是任何私人或私人机构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般的政党所能做到的——普通政党能同时跟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机构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吗?能整天跟外国大使馆关系密切吗?这已经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准政权机构才有条件做到的事了。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通过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普世公知”们实际不但已经成了一个不叫政党的政党，而且成了一个中国法律事实上不敢管、“能做不能说”地享有着“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独立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转变成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再变成“政策交易”，又摇身一变为“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转化为“中国内政”、“最高决策”。

　　(注：就凭这，张曙光们的“腐败有理”、“保护腐败”之类主张要变成国家决策强制实施有何难?难怪导致中国社会腐败泛滥、让中国吃亏倒霉的各种决策源源不断。)

　　既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经费来自外国基金会，那么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从外国基金会拿钱。

　　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市场经济”，那么外国基金会的钱决不白给，一切都是交易。

　　既然“有来无往不成买卖”，那么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拿了外国基金会的钱就必须有回报。如何回报?制造外国基金会需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舆论导向”、“政治决策”——你给我钱，我按照你的要求办。

　　拿了别人的钱说别人要你说的话不属于言论而是广告——所有广告都是收别人的钱说别人要你说的话，说话的人并不需要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的真假对错。拿了外国的钱说外国要你说的话连广告都不算，而是间谍、谋略战、叛国。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言论自由或广告自由的问题，而是间谍自由、卖国自由、灭国自由的问题。把言论自由、广告自由、间谍自由混为一谈，这是为卖国当间谍狡辩。“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普世公知”们拿外国垄断资本基金会的钱说外国垄断资本需要说的话，这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

　　这才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真正功能——外国基金会控制中国中国政界、学界、舆论界的“包工头”、“联络站”、“培训班”+“政策交易所”——外国基金会直接向中国官员、“专家”、“学者”、“精英”塞钱太露骨，风险太大，通过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拿同样的钱以“研究经费”、“咨询费”、“服务费”名义去行贿就名正言顺了。(注：整天拼命喊“政治改革”的“普世精英”们喊了几十年都没有 “国际接轨”地改革出“外国利益代理人登记管理法”和“禁止公职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外国机构的任何钱财”之类最起码的法律，就是为了使自己可以“曲线受贿”——以“研究经费”、“咨询费”、“服务费”之类形式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这类“政策包工头”大摇大摆冠冕堂皇地从外国基金会拿贿赂。)

　　“百度百科”对“天则经济研究所”介绍如下：(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14.htm)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庆承认，中国私有化改革一开始世界银行就介入了，换句话说一开始美国就介入了，“中国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开放的时候，我也请了世界上这些著名的人物，来给我们提建议，提方案，给我们支招，那么在当时这个世界银行就帮助我们请了不少的国际级的这个大人物来帮我们。”(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2-03-03/9563.html)由此可见今天改革造成中国社会的种种恶果——国有企业大改制、大破产、大下岗、国有资产大流失、老百姓看不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房地产投机、道德败坏、贪污腐败……全跟世界银行出的点子有关，全是美国人早就设计好了的。

　　“普世公知”们外有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基金会和外国政府豢养，内有上层建筑各要害部门的硬权力撑腰，整个宣传领域话语权全部把持在手，靠山来头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硬，要钱要权有权，硬权力软权力样样齐备，里应外合、上下勾结、八方呼应、呼风唤雨，哪个具体的官员的权力能比?如此气势汹汹还装出一副可怜相说自己“无权无势”，滑稽不滑稽?——岂止是滑稽，简直是令人作呕。

　　再说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