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刘金华讨论左翼战略合作的文章

响应刘金华讨论左翼战略合作的文章

刘金华同志并诸位左翼同志：

首先谢谢您将我编入该通讯组，有机会与这样多党内、外左翼同志交流。

我已经阅读了您发起战略合作讨论的四篇邮件，其中第二篇在分析左翼派别时认为“袁庾华、项观奇、李文采的核心是民主革命”；但第三篇又转告了项观奇来信的意见：“简单說我就是堅持毛的第二個貢獻。…怎麼能說民主革命呢？”。

您的第二篇在《红色中国网》上发表后，我读到了网友们最先的六篇评论，大段引用了据说是xiaoliwencai有关“民主革命”的要点（下简称“xiaoliwencai要点”；想必是李文采的主张，如有误解，请李文采同志见谅）。

我同意项观奇同志的来信——他的主张确与“xiaoliwencai要点”有很大区别。据我对他文章的理解，项观奇同志虽然也强调过左派要争取民主（您也曾在2010年这样呼吁过），但他一贯主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我认为，这是左翼战略合作讨论最好的切入点。

官僚资本与自由资产阶级狼狈为奸

我是主张左翼联合的，但有些基本问题还是要辩论清楚。无疑，这革命性质的问题属于必须辩论清楚的问题。

我 认为当前左翼的任务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先搞民主革命”。因为中国当前的复杂阶级关系，其要害就如这个小标题所表明的那样：你无法严格区分，哪些 “自由资产阶级”是完全不搞官商勾结的、是完全“依法”（尽管那些“法”还都属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经营的——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色”。

首先，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和那些有点规模的“民营企业家”们，他们几乎全部是靠违反中国宪法、破坏社会主义、侵吞全民所有资产或者攫取集体所有资产而获得其第一桶黑金的。这种与中国历史上民族资产阶所不同的“发家史”，决定了他们都不是1956年前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

其 次，中国新一代官僚资本和自由资本，除了按照《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之外，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官商勾结的方式继续经营，少有像欧美资 产阶级那样“依法经营”的——这才是中国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根本原因——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只要把“资本关进笼子”，其它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最 说明问题例子，莫过于春节期间刚刚揭发出来的“国有”地产商任志强和“民营”地产商潘石屹：相互勾结、输送利益、收买官员，一笔业务就将几十亿国有资产攫 取到了潘氏美籍妻子的户头之下。他们能被暴露于光天化日，部分原因是这二人太爱高调亮相了；那些“闷头发大财”的低调企业家们，这类故事就更多了。

最后从生产关系上说，中国老一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完结了（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资本在1949年被没收，民族工商业资本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寿命都不过在90年至110年上下。从那之后再出现的资产阶级，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新复辟的资产阶级”了，其阶级本性更为反动。

鉴 于这几个根本原因，中国不会再有一个“先搞民主革命”的阶段。这也被现实所证明：三十多年改革下来，“公知”已经成为最遭民众记恨的人了。那么，这些“公 知”中有哪一位曾经专门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大胆地向官僚资本做斗争了呢？没有！就说任志强和潘石屹，可曾有哪位公知出来揭发和批判其官商勾结、利益输送、 向国外转移资产呢？一个都没有！我们看到司马南、吴法天、左大培和郭松民等同志在大声疾呼，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左翼、是与那些“公知”对立的。

因此无须多费笔墨：正如毛主席早在1957年 （即中国三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均已结束的第二年）就已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 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毛主席那时估计过社会主义可能是“一百年到几百年”的历史阶段，中国现在仍然处在这个历史阶段，当然就应该继 续社会主义革命了。

最后要说一句，那就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上还是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如果“先搞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的“革命主张”本身不就已经违宪了吗？这一点，我还将在最后一段讨论合作战略时补充说明。

中国根本不需“补资本主义的课”

在左派中还有一个必须达成一致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绝不能“搞唯生产力论”、绝不能搞“资本主义补课”。

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英国就爆发了历时最久、影响面最大的工人阶级大宪章运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其资产阶级有能力收买“工人贵族”、从内部瓦解破坏工人运动。此后工人运动的中心就转移到了法国，包括1848年的6月巴黎起义和1871年3月 的巴黎公社。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中的西欧各社会民主党都被修正主义所把持，革命中心继续东移，列宁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 也曾在基尔水兵起义后出现过短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导致了德国被迫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很可惜，那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为修正主义所把持，他们 甚至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杀害了新建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中国在1949年革命成功，又在1950年至1953年 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暴露了修正主义面目，中国事实上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总之，国际共运中 心一直在不断地从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转移，不断地从资本主义发达的富裕国家向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贫穷国家转移，不断地从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继而又向第三 世界转移。无论学者们如何研究和解释这一现象和机理，这已经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条规律。

但某些学者和官员们大发谬论，说什么“中国生产力不够发达、还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并据此“理论”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再给它穿上“中国特色”的外衣，事实上将社会主义的改革篡改为为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一谬论是对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恶意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莱茵省，当然知道这样的历史：日耳曼民族就是在其氏族社会末期征服了罗马、并跳过了奴隶制社会而直接进入（农奴）封建制社会的，但日耳曼民族并没有“补奴隶制的课”。这无疑证明了：

1）即使是基于西欧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说过，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顺次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的每一个形态。

2）而且，同一种社会形态，在各不同民族、各不同国家的历史中所经历的时间是长短不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哪个形态必须经历多久的时间。

中国的社会发展史更加证明了这两条：

1）史 学界曾有著名争论，其焦点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自西周（西周封建论）还是始自战国（战国封建论）？近三十年的学界又出现了“无奴派”，甚至认为中国不曾经过 奴隶制社会。无论怎样争论，学界普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远远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发展得那样充分。王玉哲教授在2000年、他87岁高龄时出版了《中华远古史》，全面总结了我国几代学者在整个二十世纪有关夏商周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包括他本人的工作。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考证了多领域、多方面的证据（史料、传说、古文字学、考古学），认为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只有从盘庚迁殷到武王伐纣之间的约270年；相比之下，西方奴隶制社会则从苏美尔、巴比伦的继承，再向希腊、罗马的传播，发展、持续了约3000年。

但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未因此而要“补奴隶制社会的课”；而且“奴隶制未能充分发展”的中国，却在随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封建社会文化。

2）西周封建论派认为西周就已建立了领主·农奴封建制社会，到了战国、秦汉就已经向地主·佃农封建制社会演变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3000年。即使是战国封建论派也都认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在隋唐（科举）、宋明清（摊丁入亩）又分别进入了新的阶段，延续了2500年而发展了无比辉煌的封建时代文化。

相比之下，欧洲各国的封建制社会基本上只有领主·农奴这个初始阶段，从日耳曼打败罗马到十五世纪领主·农奴制衰亡，不过1000年——远远不像中国的封建制社会那样发达。但是，西欧各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因此而“补封建主义的课”，反而因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而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总之，企图“援引”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贩卖“资本主义补课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些论者的目的，不过就是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写未完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曾经写道：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三十年来的“资本主义补课论意识形态”，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完全曲解或撇开了中华文明发展史，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扭曲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纵览历史、横观天下，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党和人民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人类做出其应有的贡献。尽管国际共运和中国社会主义均遇到了挫折，但中国人民终将不辱使命——这就是我们左翼要践行的毛泽东主义。

从毛主席1949年北平赶考说谈起

第三个要害问题是对文革的看法。尽管不能强求统一，但左翼必须讨论。

三十多年前，忙于给毛主席做历史结论的人们异口同声地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说是什么“晚年错误”。但毛主席搞文革的思想和原则，早就藏于他1949年3月23日带领其战友向北平进发时的名言：“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第二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国沿途视察东北各省，连连受到几次高规格宴会的招待。他对各省领导干部严肃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这已经是在批评各地的党内高级干部了。

1952年6月14日，毛主席给周总理写信批复：“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偌大的党，为什么只有毛主席一人看出了“干部子弟学校”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只有毛主席在时刻地警惕着“李自成·刘宗敏问题”。

1957年整风所瞄准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前两个也是“刘宗敏问题”，主观主义则是“刘宗敏问题”的认识论根源。文革伊始，普遍被领导干部和部分群众误解为“另一次反右”、甚至是“更大的反右”。其实，文革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可以用李自成·刘宗敏问题来比喻。

毛主席并不是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角度来看李自成·刘宗敏问题的。他在汲取了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之后，在文革前1958年至1965年 的八个年头中，多次提到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那时，全世界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而这一警告居 然在半个世纪之后被极为精确地验证了。到了今天，那些在三十年前就急于给毛主席下结论的人们、那些急于全面否定文革的人们，今天还能拿什么话来骗人呢？

难怪到了今天，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韶山故居以及毛主席的中华网上纪念堂，祭拜的民众一年比一年热烈而虔诚，其它的类似的纪念馆，则越发冷冷清清！

中 国传统以诸葛亮代表聪明智慧，但他也只是在传说中预言了孔明灯退兵。毛主席如何能准确地预言到中国半个世纪之后呢？除了惊奇之外，我们左翼人士和人民大众 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明白其深刻道理以指导社会实践。只有纠正了学风、端正了态度，我们才能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给出中肯的评价。

目前有哪些工作需要我们左翼去做？

毛主席1944年10月30日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写道：

“一 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 我们就要耐心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我们坚信“科学”（而非“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人民大众的客观需要，但为帮助人民大众在主观上建立这样的觉悟和决心，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例如：

1）首先是我们要坚守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尽管现行宪法比之1975年 版本有些退步，但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三十多年来的“资本主义补课”，全部都是违反中国现行宪法的；资产阶级鼓吹的“深水区改革”则是妄图进一步违反宪 法；“高层设计”甚至是想推翻宪法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还是要坚持，这话领导人们已经很多很多年不讲 了！）因此，我们完全应该以现行宪法为武器，来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顺 便说一句：很多人在呼吁“宪政民主”，但“民主”和“宪政”都是有阶级性的。我国历史上最先大规模使用“宪政”一词见于孙中山先生所提“军政、训政、宪 政”的第三阶段，当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宪政”这个词尚未按照无产阶级民主做过任何定义，我建议左翼人士不要随声附和地使用。

2）第 二小节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补课论”，是修正主义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复辟资本主义的谬论。除了篡改马列主义、制造谬论，他们还以“与国际接轨（接鬼）”为 名义进口了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理论。对待这些谬论，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给出以理服人的、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认真批 判，让这些谬论失去市场。

3）用 事实来批判“资本主义补课论”：你如果和一位下岗职工聊天，他总会给你讲他们工厂如何被倒卖掉的、职工是如何被解雇掉的，等等。你如果和一位农民工聊天， 他总会给你讲他们那个村的青壮年如何背井离乡，以及他们在企业如何受压榨，人住城市里受歧视、老人孩子如何留守农村——前不久贵州五名流浪儿童住在垃圾箱 中烤碳中毒身亡的惨剧，就是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现在，甚至大学毕业生也能给你讲出很多故事来。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但还不够多、不够教育人民。我们左翼 有能力帮助发掘这种故事、传播这种故事，用以帮助人民大众尽快地觉悟——任志强和潘石屹的故事，就是陈界融教授首先在网上揭发的。

4）修正主义分子这三十多年来给毛泽东时代造了很多谣言，官方一直不予辟谣和消毒，但已经有很多左翼人士站了出来，例如：

a．杨继绳毫无根据地造谣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官方不但不批驳、还将支持这一谣言的某“人口学家”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数学教授孙经先就对这一谣言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批驳：在1958年和困难时期，中国户籍制度刚刚建立和完善，尚无现在意义的“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其实是“户口数据”。这一时期恰好赶上有1958年的大进城和1960年大返乡，出现了大量不在册的“口袋户口”，里外里就差出了2600多万。那位加拿大人口学家科尔用差值方法所估算的“饿死人数”，恰好是这个数；那位后来升人大副委员长的“人口学家”所估算的“饿死人数”比口袋户口还少了1000万，那是因为孙经先教授发现他的数学证明中居然有32处错误！对此，这位前副委员长至今不敢出声。

孙经先教授还特意核对了那一时期的城乡户口转移数据，证明了他的“口袋户口”模型是十分精确的。但是，官方从不宣传他的分析和推算，人民大众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甚至有些左翼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相信那个谣言。

b．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依靠集体经济大搞水利、造田和八字宪法，逐步完善人民公社制度，农业机械的使用数量在文革期间增加了十数倍乃至更多，致使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76年前七年获得快速增长。1976年后的七年持续快速增长，但增速已经不及前七年了；尤其是集体经济被破坏之后，水利建设停止了，粮食总产量的增速又进一步下降。但修正主义者造谣说1976年时经济濒临崩溃，借以抹杀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推行资本主义道路。

c．工业在60年代乃至文化大革命（除去前三年）中的增长就更为突出。我国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那个时代建成的，两弹一星和重大科技成果也大都出自那一个时代。目前我国已经颁发的最高科技奖，几乎清一色地来自那一个时代——而且在1976年之后、尤其在79年之后，竟然连一项最高科技成果都没有了！有些左翼网络作者道出了这一基本事实，但我们的宣传不够，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都还不知道这些事。

我们必须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整理这些材料，要质问那些人为什么掩盖事实、篡改历史？要揭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研究、分析和宣传这些史实的同时，我们还要揭露他们卑鄙手法，并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群众、教育自己。

5）有些左翼人士不大知道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果，不去调查研究、不向老工农知识分子学习，却追随西方的宣传、张口就敢批判“斯大林模式”！必须明白：

a．斯大林在二次大战风雨欲来、帝国主义恶意包围之际，只能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他对农业的疏忽，半自失误、半自无奈，不应全面否定。

b．斯大林其实在晚年已经开始重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了，这些都是有文字可查的。

c．毛主席早在1958年 就率先批判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并带领干部总结斯大林时代的经验和教训，也包括学习和强调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研究在中国情况下，在各不同所有制的经 济单位之间交换的原则。毛主席在总结大跃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委托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这些在60年代、70年代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绝不能随便冠以“斯大林模式”就横加否定。

d．毛主席自1958年就强调员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和技术革命，并在1960年 批转了《鞍钢宪法》，而且《鞍钢宪法》在文革中大面积开花结果。毛主席从合作化时期就强调农业一定接受苏联集体农庄化的教训，要保证增产、要保护牲畜（见 陶鲁笳的回忆）。毛主席还亲自制定和多次修订农业八字宪法，其经济效果在文革中全面显示出来，文革后的农业仍然在受益。

e．特别要谈到人民公社：毛主席和党内的共识（至少当时在表面上曾有共识）是，除了发展农林牧副渔，人民公社还要不断发展队办企业、社办企业，成为工业在广大农村环境中的生长点。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这一设想，文革后期就在很多地区显现了出来。

但 在改革开放中，某些领导上来就将社队企业私有化了，将所有外资、内资都吸引到沿海和大中城市了，将农民变成奇怪的“农民工”了，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去城市打 工，却不给他们城市户口、不准他们的子女在城市读书。请对照《资本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模式：连马克思都不曾想到中国居然会创造出这种“劳动力再生产模 式”，简直是“超”剩余价值的剥削！

我们左翼坚信，只要讲清楚和宣传了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人民大众是容易觉悟并决心改变现状的。而且不要嫌这样做太慢，因为反动派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总是挑起事端、加速革命危机的到来：2012倒薄事件以及2013潘仁美事件，只不过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新的证明而已。

牢记毛主席的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王力1991年回忆录中有一段毛主席1973年的讲话，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

项观奇同志最清楚，毛主席1975年 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在目前的左翼人士中，是否真懂马列的就多了呢？我们左翼不要忘记世界观的改造。当年刘邓不但是左翼，而且是革命有功的领袖。他 们和毛主席相比差在哪里呢？首先的和根本的就是差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结果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如若不信，就请到网上去查阅经毛主席大量批改 的，刘少奇在1943年给抗日将领续范亭的那封信。那时刘少奇大概已经成为毛主席心中的主要副手和 接班人了，恰好刘少奇给续范亭写了一封讲人生观的信（续范亭原为国民党将领，因坚持抗日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在延安养病时申请加入共产党，是去世后第二天被 追认的中共党员）。从毛主席的大量批改就可以看得出来，刘少奇至少在那时尚未树立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刘少奇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靠边站之后，毛主席在 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所推荐的三本书仍然是希望他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我们左翼应该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否则就难保站稳立场。

让我就以这句话来收尾，与各位同志们互勉吧！

此致

敬礼

王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