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宫斗疑案（2）

归纳

依据上面胡志涛、林莽、王友琴和冯敬兰（1995年）的回忆，可以简单描述出卞仲耘生命终结前后几个小时的情景：

1966年8月5日下午4点钟以前，在师大女附中校园被红卫兵残酷殴打后，卞仲耘跌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她生命垂危，濒临死亡。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大小便失禁。红卫兵命令林莽和另一校工将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车。林莽没有服从红卫兵的命令。

稍后，胡志涛看见了载有卞仲耘的平板车推了过来。车上盖满了大字报，上面还压着一把大扫帚。掀开大字报，胡志涛看见了卞仲耘。

这时的卞仲耘两眼直睖睖地瞪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只骼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全身滚烫滚烫，瞳孔已经扩散了。胡志涛呼吁抢救卞仲耘但凶手向胡志涛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随后胡志涛被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

为什么要在卞仲耘身上覆盖很多大字报呢？

红卫兵认为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天黑之前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而学校北门外几步路程就是邮电医院。

4点钟左右，骄阳依然如火，学生冯敬兰转到一座教学楼后面，但那里的清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威慑力。卞仲耘的停置现场很安静。烈日下，冯敬兰看见女厕所旁边一辆手推车上横七竖八堆放着大扫帚、茅坑盖，下面分明有一个人，卞仲耘的两脚从杂物下面露出来。冯敬兰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于是看见了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苍蝇正嗡嗡地围着车盘旋。是卞仲耘没有知觉地躺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不见了，大小便失了禁。冯敬兰感到头皮发紧，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卞仲耘怎么啦？谁往她身上扔了这些大扫帚和茅坑盖子？这情景使冯敬兰心里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立即转身逃之夭夭。

下午4点左右，卞仲耘已经死亡。卞仲耘的遗体一直被置放在平板车上，在烈日下，暴尸校园3个小时。

在被关押的房间内，胡志涛一次次站起来向窗外看望，一次次被监视的学生制止：‘黑帮！你老实点，不许你看！’

已经是黄昏了，太阳的光照依然很强。胡志涛从屋里往外偷看，那辆平板车还停在那里，没有人过问。胡志涛再次向站在门外监视她的两个学生恳求，请她们赶快把卞仲耘送往医院抢救吧！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你管！”

夜幕渐渐地落下来了，胡志涛看看肿胀的手腕上那只被污水模糊了的手表，时针正指在7点上。窗外有人走动。不一会儿，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将卞仲耘遗体运往医院是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后决定的。

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综上所述，从林莽、胡志涛、冯敬兰（1995）、王友琴文字中也可归纳出了一个的时间表。

下午4点以前，卞仲耘在校园被殴打后濒临死亡。瞳孔已经扩散，被置放到平板车上；

下午4点左右，冯敬兰看见置放在平板车上的卞仲耘没有知觉，已经死亡。

下午4点-黄昏7点，3个小时没有人理会卞仲耘。

晚间7点卞仲耘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已经死亡多时。

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文字和师大女附中师生的文字归纳提炼出的两个时间表可以分别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

从刘进刘沂伦叶维丽证词归纳出的时间表隐含着两个关键点：

第一、晚间7点（即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刘进等人方才得到卞仲耘“倒下”的消息；

第二、晚间7点，将卞仲耘送往邮电医院时，卞仲耘还没有死亡。卞仲耘死亡时间是晚间9点前关键点证明刘进等人没有见死不救。知道消息后就立即行动了。后关键点证明抢救事实的存在，因为人还没有死。刘进说，卞仲耘的死亡是晚间9点。证明是抢救无效死亡。但抢救事实的存在。

从林莽胡志涛冯敬兰（1995）王友琴证词归纳出的时间表也隐含着两个关键点：

第一、下午4点至7点，3个小时内无人救助卞仲耘。

第二、下午4点以前卞仲耘大小便失禁、瞳孔已经扩散。4点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没有知觉。卞仲耘在被送往邮电医院之前已经死亡多时。前关键点证明“抢救”情节不存在。从下午2点开始，尤其是4点以后，直至晚间7点以前，卞仲耘处在无人救助，无人问津的状态。后关键点证明卞仲耘在被送往邮电医院之前已经死亡。抢救事实不存在。送往医院之举属处理后事。

两个时间表所内含着两个关键点：

第一关键点：红卫兵负责人和学校文革领导成员是什么时间得知卞仲耘“倒下”的?

第二关键点：卞仲耘是什么时候死亡的？”

对这两个关键点的不同解释可以导致“红卫兵是否抢救过卞仲耘”这个提问得到“是”或“否”的答案。

1，红卫兵负责人和学校文革领导成员是什么时间得到卞仲耘“倒下”？

无论卞仲耘是何时死亡的，有一件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从下午4点卞仲耘“倒下”，到晚间7点将卞仲耘送往医院，这3个小时期间，学校领导机构和红卫兵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抢救卞仲耘。只用“反应迟缓”这四个字不能解释，恰入恰如其分的描述应该是“见死不救”！那么，在这3个小时的时间内他们在干什么？刘进承认她们在一个教室内进行“清谈”。（“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刘进语）

从刘进的文字中证明，自下午2点开始，在卞仲耘在操场上挨打时，不断有人向刘进汇报殴打卞仲耘的情况。至少有两次：

“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

也就是说，校园里的情况完全在刘进等人的掌控和视野之中。

但是，奇怪的是，当卞仲耘被几乎被打至“奄奄一息”的时候，却没有人向刘进等人汇报了。确定刘进所言最后一次得到“后操场正在打人”消息的时间点应该是在3点左右。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内，刘进她们再没有获悉任何有关卞仲耘的信息。谁会相信？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里，刘进等人在干什么？一直在“清谈”？好惬意啊!

2，卞仲耘是什么时候死亡的？

虽然已过44年，但卞仲耘遭受残酷殴打后死亡是不争的事实，当年的红卫兵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卞仲耘的确切死亡时间成为一个争论点。笔者查阅了《法医学》.....

（吴家馼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法医学》）

无论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讲述，还是师大女附中师生们的讲述，都承认了下属事实：卞仲耘在校园时已经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瞳孔扩散、身体肌肉变硬等的症状。感谢师大女附中的师生和当年的红卫兵提供了有关卞仲耘死的证词。尤其是林莽老师，胡志涛老师，冯敬兰同学和刘沂伦同学，至今为止，只有她们四个人用第一人称撰文详尽描述和证实了死亡现场卞仲耘的遗体状态。

刘沂伦说：“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黄色的秽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冯敬兰说：“她没有知觉地躺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不见了，大小便失了禁”；

冯敬兰在另一篇文章里说：“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冯敬兰《烈日下的集体谋杀》）；

王友琴说：“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她的尸体已经僵硬”；

胡志涛说：“她的瞳孔已经扩散了”；

刘进说：卞校长“身上也有异味”；

.....

卞仲耘遇难时，年纪偏大，体弱多病，又遭遇暴力。可以判断她的濒死期是极为短暂，甚至没有。

法医学将人的死亡分为非暴力性死亡和暴力性死亡两大类。

......

卞仲耘之死属于暴力性死亡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在处理卞仲耘后事的过程中，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学校文革领导机构没有要求法医对出死亡性质作出甄别和给出结论，而是直接要求医院出示死亡证明。此举动属于违法行为，目的就是掩盖红卫兵的暴行。

结论：卞仲耘在校园遭遇暴力后死亡。属暴力性死亡。死亡时间是在1966年8月5日下午4点左右。

下面再讨论两个细节。此讨论可以旁证上述两个时间表分别反馈出的有关信息之真伪：

1）卞仲耘是如何被送往医院的？

关于卞仲耘是如何被送往医院目前存在五个版本,均出自女附中师生之口。

冯敬兰版本。

冯敬兰在1995年所著《记忆的伤疤》一文中说，卞仲耘是被胡志涛送往医院的。笔者在上文中已经说明，冯敬兰的这个版本不成立。但是“卞仲耘是被胡志涛送往医院”这个情节是怎样进入冯敬兰的脑海的？冯敬兰愿意的话可以给读者作一简单说明。

刘沂伦版本。

从刘沂伦的述说中，笔者注意到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医生是宋彬彬从邮电医院请来的，且宋彬彬曾和医生是否出诊发生过争执。

第二、宋彬彬和医生一起到达停放卞仲耘的现场。

第三、“同学找来工友，让他打水清洗一下，然后拉到医院去了”。卞仲耘是被拉到医院的。

刘沂伦版本中，关于宋彬彬请医生的内容是转述朱忠丹当年的话语。44年后，刘沂伦可以将朱忠丹的转述记得如此真切，连朱忠丹说话的语气都还记得，真是难得的好记性啊。

同样的细节描述也出现在有关宋彬彬和医生一起到达停放卞仲耘的现场的描述中，“男大夫一看昏死者的样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挤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还有救吗？’”。五官的变化，语气的轻重都描写的很细微。这不像在追忆史实倒像在撰写小说

刘进版本。

刘进说“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但对刘沂伦转述朱忠丹关于宋彬彬到邮电医院请医生，并和医生发生争执的细节表态说：“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记不得的理由是“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刘沂伦版本和刘进版本的差别在于，刘沂伦说是卞仲耘是被车子拉去医院的的，刘进说卞仲耘是她本人用车子推到医院的。

胡志涛版本。

胡志涛1986年所著《“八五”祭》文中说，晚上7点，卞仲耘是被医生用担架抬走的。胡志涛版本和刘进版本有两点不同：

第一、使用运载卞仲耘的工具不同，刘进说是车子推去的。胡志涛说是用担架抬去的。

第二、运送卞仲耘的人不同，刘进说是她本人，胡志涛说是医生（校医和邮电医院的医生）。

王永海版本。

王永海是师大女附中校工。1966年8月5日就在校园里，他几乎目睹了殴打卞仲耘的全过程。1966年11月27日，王永海去卞仲耘家看望了王晶垚和孩子们。王永海是卞老师死后第一个到他们家去的学校员工。他向王晶垚讲述了8月5日的情况。11月28日王晶垚将这次谈话追忆记录成文。叶维丽好友于羚在王晶垚家帮助整理材料有将近3年的时间，应该记得这个谈话稿的内容。由于没有得到授权，笔者不便将王永海的全部谈话内容刊登与此。但是这里可以公布《王永海谈话》中关于卞仲耘是如何被送往医院的相关情节：

王晶垚先生在记录稿中这样写道：“他（指王永海）就到家里来了。王（永海）坐下之后，半天没说话，很难受，两眼的眼睑激烈地抖动着，想要哭……过了一会他开口了……”。

关于卞仲耘被送往医院的情况，王永海是这样说的：

“……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临走时，听有人说：拿一件雨衣来，用雨衣把人盖起来，从东楼东北面新开的大门抬到对门的邮电医院去的……”。

王永海的说法和胡志涛的说法有一点相同，有一点不同：

相同点是，胡志涛和王永海都说，卞仲耘是用担架抬送医院的。

不同点是，胡志涛说是医生抬的担架，王永海说是老师抬的担架。

胡志涛和王永海的回忆都没有提到刘进推车送卞仲耘去医院的情节。也没有提及刘进宋彬彬到达过运送现场。

胡志涛已经去世。王永海也已经失踪多年，这个环节死无对证。王永海的说法产生于1966年11月27日，可信度最大。王永海提到的那件遮盖卞仲耘的雨衣被王晶垚保留至今。

一般而言，靠近发生历史事件的时间越近的陈述可信度越大。当然，这种可信度的确认前提是确认讲述者是在回忆历史，而不是在编造历史，或道听途说。

有一点是事实，即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学校文革领导机构成员确实后来出现在邮电医院，还将卞仲耘的死讯通知家属。并和死者家属见面。

2）刘沂伦所说和胡志涛目光交汇这一情节的分析。

刘沂伦在《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文章中说：

“太阳快落山时，……我听说卞校长‘不行’时，正在操场大门附近……时我才注意到，……校长老师们都瘫坐在路边喘着粗气，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在哭，梅树民老师在低头忍着，惟有胡校长不流泪，她即使在喘气也是抬着头。当我注意到胡校长时，她也恰巧瞥了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你在看我们受难”。

刘沂伦的文字和胡志涛的文章《“八五”祭》所述情况有矛盾之处。

胡志涛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她在见到“一辆平板车推过来，”，见到“瞳孔已经扩散”的卞仲耘后，直至晚间7点以前，一直被关押在办公室内。而不是“瘫坐在路边……”。胡志涛说，在她被关押期间，一直有两个人负责对她的看管。

而刘沂伦说，她曾在胡志涛所说的被看管期间还和胡志涛还有过眼神的交汇。眼神交汇的细节被刘沂伦牢记心头44年，应该证明刘沂伦的回忆是可以成立的。那么，顺利成章地推测，刘沂伦是不是就是当年负责看管胡志涛的人？

笔者宁愿相信刘沂伦今天的讲述是在说谎，也不希望她在文革历史中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

将事件发生过程中重要的时间点前移或后移即可编造出完全不同的故事。将红卫兵成立的时间后移就是一个例证。

叶维丽等人将得知卞仲耘“倒下”的消息的时间后移；将卞仲耘死亡时间后移，其用心良苦显而易见。但是故事就是故事，历史就是历史。砍的不如碹的圆。真相在细节中，破绽也在细节中。说谎不只是需要胆量，还需要智慧。然而，皇天在上，天衣无缝的谎言是编织不出来的。

如果认真阅读林莽、胡志涛、冯敬兰（1995）、王友琴等女附中师生的文章，再比较刘沂伦刘进叶维丽等女附中红卫兵的在47期《记忆》上的发言就会知道，所谓“抢救卞仲耘”的情节是不存在的。卞仲耘在下午4点以前瞳孔已经扩散。4点时，冯敬兰见到她时，已经没有知觉，大小便失禁，处于死亡状态。晚间7点送至医院的意义只能算办理后事。而将卞仲耘送往医院的人，到底是医生?老师？还是红卫兵？只能存疑了。

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成立，红卫兵固然残忍，但是她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到可以将死者永远暴尸校园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