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全国性政治失序释放出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能量，但是，一旦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威胁到体制自身存亡的时候，身处权力体制中心的毛式官方左派马上煞车，而成为重建官僚体制和压制大众斗争的保守性势力。所以毫不奇怪，随着1968年后全国群众性运动的全面解体，毛主义及其文革理念的激进潜能亦很快消失殆尽。
「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表现出极大的革命活力，但是，尽管文革一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群众运动波澜壮阔，各级官僚机关遭到无情冲击，当权者及各类所谓异己分子被羞辱于大庭广众之下，但是，这场运动终究未能超越其历史的局限，而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阶级权力的实质。
从这种意义上说，文革实际是一场结果显然可以预期的戏剧化政治运动。它的结局也显示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处的矛盾地位，正如柯劳斯所说，毛本人兼有双重身分，他既是官僚统治集团的总头目和总代表，同时又是反官僚的「造反派总司令」和批判家。（注二十八）因此，尽管晚期毛思想对现存体制进行了无情的挑战，但它最终未能跳出这个体制，而只是成为了这个体制内部的一个环节。可以说，作为一次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胆尝试，文革是失败的。它没有触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基本结构性差异的内核。毛泽东所设计和发动的文革就其政治本意及本质而言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场官僚体制自身的改良运动，尽管它采取了貌似革命的激进暴力方式。但是，文革却创造出一种具有潜在革命性意义的政治空间，使得全国性的人民大众反官僚运动成为可能。很可惜的是，这一革命性的潜能在1968－69年以后很快被瓦解和摧毁。因此，文革的最终结果只是延缓了革命后社会中的官僚精英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官僚阶级形成和发育的进程，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政治精英和被统治的人民大众阶层之间的支配性关系。
「资本主义复辟」：历史的讽刺？
文革的原旨是积极阻遏社会主义的「倒退」倾向。在这里我大胆断言，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话，更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神话。毛式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革命运动，中国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退落回资本主义中。我认为，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关键在于对这一论断的内涵作何种具体理解。不可否认，「继续革命」确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精髓。然而，毛后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证明，我们应当将颠覆的威胁视为一个更广泛复杂的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晚期毛思想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事实上，更大的危险往往被「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夜半恐怖故事所掩盖和混淆。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韩丁（William Hinton）曾用革命的燎原大火这个比喻来传达「资本主义复辟」这项命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燎原大火，在几十年里对中国的改变远超过过去两千多年的变动。但现在这把火已燃烧殆尽。当火焰逐渐衰退，人们渐渐看出社会的改造并不如先前想象的那么深刻。火焰烧掉了叶片，但是古老文明的盘根错节依旧存在，现在新芽正发荣滋长，将革命的创新成果一个接连一个的挤压到一旁，乃至完全掩盖了。（注二十九）
韩丁的生动比喻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历史决定观，即，现况是由过去的残余势力决定的。然而，正如我前所述，现况往往亦包涵着其自身矛盾运动的根源。历史的进程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轻易颠倒的。或许那些幸免于革命烈火的深根和种子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发芽结果，或许某些潜藏的残留势力能够发展壮大，并且最终能重新夺取国家权力（在政权内部的「雾月党人」之密切配合下，正如毛早就预言）。但是，光凭农民宅边的三分自留地、自由市场卖几个鸡蛋、或路旁的馄饨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揭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完全否认「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历史作用，我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会漫长的多，至少会比毛后中国花了二三十年时间完成的快速「复辟」要长久的多。然而，近二十年的事实恰好证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是为一个更为强大和高效的政治逻辑所支配，它走的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它首先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由上而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精英力量最终和各类自发势力相汇合，最终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极为迅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毛式文革理论则起了混淆和转移众人视听的作用。晚期毛主义过于注重于过去传统的残余、来自下层的小生产倾向、和来自政权内部的阴险「走资派」以及他们的「路线」，其「资本主义复辟」理论扭曲和蒙蔽了革命后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及其结构性基础。
本文从《中国与社会主义》对毛后中国「市场路线」的犀利批判出发，以Hart-Landsberg和Burkett的看法为基础，我试图阐明以下几个相关的论点。首先，深入严谨的阶级分析不应只停留在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阶级后果，而应进一步研讨市场化的阶级动因。其次，「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改革」必需放在更具体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研究和看待。第三，社会主义如果缺乏实质性的、有效的大众民主参与，这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历史和政治后果。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其实这也是第三点的必然推论，即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批判视野不仅是可能的，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同时批判资本和国家、资本积累和官僚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结构和历史的联系。
的确，诚如汪晖所言，「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的确，「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注三十）然而，这是否同时也意味着在中国面临全面资本主义化的今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和专制国家的任务已不再重要，甚至已经过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对于后社会主义阶段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必需与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无情自我批判密切地结合起来，并肩齐进。本文的目的正是探究这两种批判任务之间的关联及其有机性，并尝试营造一个以此为基础的更深入和广泛的批判性框架。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记取一些什么教训？我认为，暂且不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是否可能，或是否应该，至少有一个教训特别引人注目：即，没有实质性大众参与的社会主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可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诚如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所提出的告诫，社会主义不是「放在革命党人口袋中的信条」,「在本质上是不能通过法规或指令来实现的」，而只可能通过大众政治过程中所富含的实质性民主之钥才能获得成功。在她简洁的话语中：
负面的破坏可以靠法令来完成，但正面的创建单靠法令是行不通的。新的领域。数以千计的新问题。只有实践才能纠正错误和开拓新的方法。只有不受阻碍、活力盎然的生活才能发展出千姿百态的新形式和临机应变，燃起创造的力量，并自身纠正错误的尝试。在自由受缚的国度里，公共生活极其乏善可陈、令人生厌、呆板无趣、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排除了民主，断绝了精神富足和进步的活的源泉。（注三十一）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诚如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言，如何建造一个在「手段，策略和目标上都既民主又革命」的社会主义，（注三十二）并确保革命胜利后的国家不会蜕变为新的压迫和剥削形式。从最根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民主必然是同一个计划，真正的革命绝不应变为中途休憩的小站。
我在本文中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缺乏大众民主，目的并不是在一旁数落革命过去的失败，而是试图从长远的角度去理解革命局限性之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并非只是一个如何定义理想社会的哲学性问题，而有关具体的政治和历史过程。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必定要支付出极高的历史代价，着实要比思想上的限制和社会精神生活贫乏要巨大而沉重得多。至此，我相信这也是响应《中国与社会主义》所关心的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看起来似乎能促进社会主义革新的改革过程，到头来却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在中国和世界其它不少地方，后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给予研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社会主义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出现，为抵抗资本主义提供了系统而有力的政治伦理典范及出路。然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却制造出了一套非常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这些国家原来的形态大多是非资本主义的，甚至采取过很坚决的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比如毛时代的中国）。但是，它们却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集中而且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生产资料和分配国有化的同时没有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社会化。它们所谓的「公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势必会演化到它的反面。而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制的废除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最终消除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手段。
然而，在革命后社会中，劳动异化及其政治权力基础的持续存在导致了致命的历史后果。今日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存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它自身的蜕变负责，当然这只能说是后见之明了。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治形态为它日后的资本主义化准备了至为关键的要素，意即，它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积累功能。首先，它复制和延续了劳工阶级的被支配与被剥削地位；其次，在没有大众民主监控之下，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和享用社会资产。这些条件对于日后的转型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还未必一定充分。最后的开花结果或突破，则要等待某个有利契机的来临，那就是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条件的成熟。只有在这个时候，原先几十年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积累」所积蓄起来的巨大财富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所谓的「第一桶金」），从而最终获得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化进程，往往是通过垄断的政治权力将本应属于民众的国有资产大批转化为私人资本来实现的。这一过程一开始通常出自统治阶层意欲缓和社会矛盾的策略考虑，然而，最终却必然会成为他们另辟蹊径或曰「弃船」的大好机会——从而完成从政治权力拥有者到经济资本拥有者的自我转变。
列宁曾说过，历史会出现很多魔术般的变形。从当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来看，我们不妨问，「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真的会是通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途中的一站吗？我想，以下的提问未必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我们是否能设想有这种可能性，即此类的「社会主义」其实只是通往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道路中的一个曲线迂回？另外，有无这种可能，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并不像我们原先所相信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社会英勇的掘墓人，事实上，它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资本主义（至少是某一类的资本主义）的助产士？正如《红楼梦》中所道，「甚荒唐，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绝大讽刺和悲剧。历史，有时候正是这般的荒唐。
注释
注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Judith Farquhar, Matthew Hale, Saul Thomas, 郑明玉，严海蓉，李怡文等人多次商讨，在此谨申诚挚谢忱。
注二：《中国与社会主义》已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发行单行本(2005年)。
注三：Ernest Mandel,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69 (1988), 108; Alec Nove, "Markets and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61 (1987), 98-104.
注四：韩丁（William Hinton）的众多作品是这一立场最为典型的代表，例如，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注五：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0.
注六：这方面的文献浩瀚如海，本文无法详列。有关「国家式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一直衍续至今，近年来的重要新作可例见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U.S.S.R. (Routledge, 2002); Paresh Chattopadhyay, The Marxian Concept of Capital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Praeger, 1994); Neil Fernandez,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A Marxist Theory (Ashgate, 1997); Mike Haynes, "Marxism and the Russian Question in the Wake of the Soviet Collap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 no.4 (2002), 317-362.
注七：我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公社社员」和今日的「农民工」相比，其普罗化程度并无本质性的不同，只是形式上差别而已。在这方面我不敢苟同韩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在后毛泽东时代经历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阶级地位转化 (class transfer)」，数亿的公社社员从「集体股东」(community shareholder)或「共享者」的身份一夜间转化为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劳动，被迫出卖其劳动力(见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20)。而我的看法是，这一大规模「阶级地位转化」或普罗化的过程在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以前早已完成。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集体化」的完成使无数农民在一夜之间从小私有生产者转变为国家体制中的农业劳工。
注八：关于新生的革命国家和国际冷战的关系，参见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注九：Mike Haynes, "Class and Crisi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54, 1992 (Spring), 47; Chris Harman, "The Storm Break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46, 1990, 3-94.
注十：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许多文学作品（例如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对此曾有尖锐的揭露和批评。
注十一：「黑帮资本主义」一词源于Nancy Holmstrom and Richard Smith, "The Necessity of Gangster Capitalism: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Monthly Review 52, no.2 (February 2000), 1-15.
注十二：在这个问题上，我颇受益于秦晖和何清涟对「官僚私有化」的锐利批评。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左翼阵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某些来自 「自由主义」角度的批评，其实存在着很大的迭合。
注十三：Paul Sweezy (1910-2004)，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任教于哈佛大学。1949年创立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任主编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他的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42)和 Monopoly Capital (1966，和 Paul Baran合着)等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著作，对六十年代后期西方新左派社会运动的兴起有很大的影响。
注十四：Paul Sweezy and Charles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26-27.
注十五：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其三卷本巨著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1974-1980)为有关苏联早期历史的经典著作。1970年代时曾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1978年因不满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而公开辞职，并且发表题为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的公开长信（收录于China Since Mao,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注十六：Paul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147.
注十七：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28;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150.
注十八：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89, 31-32.
注十九：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弱势状况，参见 Andrew Walder,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10, no.1 (1984), 3-48;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注二十：Sweezy,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88.
注二十一：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22.
注二十二：非常有意思的是，与左翼批评家相比，中国「市场改革」的设计师们对这一内在政治逻辑却看的非常清楚。例如，吴敬琏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极其明白的表述：「中国领导阶层发动经济改革的政治决心，完全是出于以下基本前提，即经济改革将有益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有利于执政党维护其自身的权力」，引自 Qian Yingyi and Wu Jinglia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Working Paper No. 69,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8.
注二十三：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15）。 这其实也正是何清涟所批评的「制度性腐败」的意思，亦见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2005)，乌有之乡网站。汪晖对九十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根源的揭露无疑是十分犀利的，然而我认为，他的批判立场缺乏内在一致性（coherence），从而未能充分发挥他的这一观点的批判性潜力。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另文中阐述。
注二十四：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29.
注二十五：关于文革暴力的一个极有价值的第一手研究，参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记录》（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注二十六：文革中的此类「异端」思潮今日已鲜有人知，即便在西方汉学界亦如此。宋永毅和孙大进合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田园书屋，1997）收集了不少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湖南「省无联」及其宣言《中国向何处去？》，详文参见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No.4, 1969); Jonathan Unger, "Whither China-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1 (Jan 1991), 3-37. 关于其它几个幸存案例的材料，可见Gregor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156;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M. E. Sharpe, 1985). 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名「特权论」），成稿于70年代中期，可以算是对于这一批判性传统的最自觉、最为明晰的表述，英文翻译参见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Verso, 1984).王绍光的 " 'New Trends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是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唯一英文论文，刊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no.21 (1999), 197-217.
注二十七：「十年动乱」的正统文革史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皆占居统治地位。童小溪的「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和「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从左翼立场重述和发挥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刘国凯、王希哲和杨小凯等人的「两年文革论」，是近年来挑战主流文革史学少见的力作，在中文网络上流传颇广。可是他对毛主义的进步性估计过高，而对其保守性未做任何分析。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成稿于七十年代初，原文载于八十年代初广州民运刊物《人民之声》，英文译本见 Anita Chan, ed.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 E. Sharpe, 1987).
注二十八：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181.
注二十九：William Hinton, “What Went Wrong?,” Monthly Review 43 (May 1991), 16.
注三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1980年代初期「新启蒙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汪晖道，「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运动――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发展。。。。 在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语境中，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为主要目标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已经衰亡」；「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物，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对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从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出处同上，54－55，79。
注三十一：Peter Hudis and Kevin A. Anderson, eds. 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305-6.
注三十二：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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