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左翼的策略。 简单地说，左翼必须超越一般性的行政权力斗争，左翼必须为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 不要让普通民众产生中国左翼在为行政权力而战的印象。中国左翼一直存在关于对执政党认识的争论。极端左翼认为，执政党已经蜕化变质，需要革命性的改变;温和左翼认为，执政党存在自新的可能性，应该推动执政党自身变革。双方的争论各有理据，异议导致左翼出现了严重分裂。同时，激进左翼的一些言行，已经成为执政党的现实威胁，甚至演化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引发社会其它阶层的某种恐慌。 笔者认为，中国左翼关于对执政党认识的争论是有意义的，这是中国左翼思想锤炼和理论进化的重要过程。但是，这种聚焦于一般行政权力的争论，当然不是中国左翼的主要目的和工作方向，更不应该成为中国左翼的主要工作内容。事实上，中国左翼始终存在一个历史超越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左翼必须超越一般性的党团组织形式。通俗地说，中国左翼必须超越以直接行政权力为终极目的的陈旧思维逻辑。中国左翼必须意识到一个历史事实，左翼永远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意味着左翼将是永远在野的政治力量。中国左翼当然希望，中国存在一个左翼政府;但是，中国左翼也应该不介意，去有效监管一个右翼政府。客观地说，即便是左翼政府执政，中国左翼也要履行严厉监管的职能，必须避免极端左翼的经济政策导致社会灾难。 笔者在此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认识：政党可以是左翼;左翼绝不仅仅是政党。 基于上述认知，中国左翼的主要工作方向，不是过度执著于执政权的得失，而是必须有效控制非政府的社会权力。所谓非政府的社会权力，就是宗教、文化、教育、学术、传媒等影响政府决策的社会权力。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左翼应当有效控制立法机构，并严厉监管司法和执法运作，从根本上进化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国左翼不再以道德的名义成为法制的破坏者，而必须成为法制的终极捍卫者。中国左翼不能坐视中国的社会权力被国内外金融寡头控制，中国左翼必须揭露各种形式的极端右翼的存在和极端右翼的祸害。中国左翼的崛起意味着，从美国常青藤上顺下来几个猴子，就能够主导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必须结束了。很显然，如果中国左翼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权力，才能够与执政的左翼力量配合，扭转扭曲的政治经济结构，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五、中国左翼的工作方式。 中国左翼的工作方式非常简单：到人民群众中去。在当今人民群众严重沙化的中国社会，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的组织和自治变得极其重要。 首先，做人民群众明亮的眼睛。右翼为什麽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国登上历史舞台?因为，左翼的极端理想主义为右翼的极端现实主义铺平了道路。很多香港朋友惊讶，中国改革的理论依据竟然可以是猫论!是的，极端理想主义之后，人民就会变的无比现实。这就是小康之说竟然可以屡屡奏效的原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封建主义加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竟然可以畅通无阻。人民为了回避一种恐惧，而接受了另外一种邪恶。人民竟然接受了极端右翼主导的一系列祸国殃民的经济政策，人民为此付出了丧失双重主权的惨重代价(人民财产主权和经济政策主权)。 其次，做人民议政参政的工具。 第一、要为人民而言说。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揭穿伪代表们的伪理论和伪实践。 第二、要为人民做实事。要将法律送到人民手上，要用法律的武器解决人民的切实问题。 第三、要为人民谋福利。要解决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分配制度。 最后，要做民主制度的建设者。 中国左翼和中国右翼的根本区别，在于实现中国民主制度的方式选择差异。中国左翼为什么反对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因为中国左翼既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是实事求是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更在乎内容和效果，他们不为形式所欺骗，他们更注重结果。我们追求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和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所以，中国左翼认为，在资本垄断(专政)的条件下，所谓的西方民主形式(直选模式)，很容易演变成为资本专治的终极选择，极有可能使人民丧失两权而不是获得两权。因而，中国可以借鉴西方民主进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是直接抄袭西方民主进步的最终结果。 西方民主进化的方式，就是税政进步的模式。西方的历史经验证明，正是税政的进化，导致了宪政的结果。是先有了税政的脚，才有了宪政的鞋。我们绝对不能，照着西方人的鞋，去做一双西方人都不能穿的玻璃鞋，我们绝对不能套上一双童话般的玻璃鞋，去与西方人进行一场不公平的竞赛。我们不接受顶层设计、不接受制度蓝图、不接受时间表，我们要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路。笔者想说，不走老路和不走邪路，并非没有路。恰恰相反，我们的道路，是西方人所不曾走过的一条全新的道路，一条只属于中国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是左翼坚持的道路，因而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左翼要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在英国大宪章运动和光荣革命的同时代，中国也曾经进行了两次现代化尝试，它们分别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令人惊叹，这两次的变法核心内容均为税政变革。如果，这两次变法成功，中国就能够建立现代税政制度，进而较早地建立现代宪政体制。很遗憾，由于宋明的两次变法均为皇权变法(自上而下)，未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在利益集团的抵制下，终告失败。此后，八百年间，皇权和民权始终无法良性互动，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牢固封锁了制度创新，以致於出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悲剧。笔者相信，宋明以来的历史应该结束了。中国左翼将历史性地建立起来最高决策者(皇权)与人民群众(民权)的良性互动，进而完成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政制度建设，进而可以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一套好的税政制度，必然可以彻底解决腐败问题。试想一下，一部基于财产和收入的税法，能不解决收入来源合法化问题吗?中国的千年痼疾，可以在制度进化中彻底解决了。 六、要高度警惕两种极端主义。 笔者在寒冷的岁末参观了澄海文革博物馆，笔者被文革中发生的事情深深地刺痛了。笔者也一直在思考法国大革命历史教训，中国左翼绝不希望中国进行简单的革命轮回。 笔者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笔者认为，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如果发展到极致，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灾难。极端的精英主义，一定会走向资本专制的道路，必然制造出极端的民粹主义，极端的民粹主义必然走向大革命。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都必然构成永久的社会伤害。成熟的左翼，可以遏制极端精英主义，从而避免极端民粹主义滥觞。当然，成熟的左翼，有责任将民粹主义导入民主制度建设的轨道，必须阻止民粹主义发展成为极端民粹主义。大革命的结果并不必然是民主制度，而极有可能发展出更为残酷的资本专制。 笔者知道，中国左翼必须跨越文革这道门槛。我们既要从文革的理想主义中汲取养分，我们也要从文革的极端主义中吸取教训。简单地说，必须实现目的与方法的高度统一，必须将理想与现实完美地结合。笔者甚至认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双重洗礼之后，中国的左翼将达到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中国左翼将不会使用革命的方式消灭右翼。相反，中国左翼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博弈，进而寻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这个合乎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将使中国的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达成历史性的平衡。中国将在历史性的平衡中，最合理且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实现中国人民的整体幸福的最大化。当然，我们也会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崭新的中国模式。 的确，中国左翼为每一次微小的进步而欢欣鼓舞。然而，中国的左翼绝对不会就此而停下脚步，左翼必须更为自主自觉地进行工作。中国发展的道路曲折而漫长，中国的右翼势力是如此强大，我们不能单纯寄望于权力的自觉。事实上，没有左翼的足够强大，一切都将是浮云。 事业远未成功，左翼仍需努力。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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