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评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四、解读“许家屯现象”　　　　

邓小平在以改革开放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的过程中，虽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他也受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抵抗，虽然也有过一九八九年那样的全国性自发的群众抗议风暴，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相比，不要说建国前的二十八年了，就建国后的二十多年而言，就党内外、国内外面临的极其复杂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局面相比，就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付出的努力与艰辛而言，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搞倒华国锋很容易；把其他那几位马克思主义色彩浓淡不一的领导人搞倒更容易：至于把已经和他站到一条船上、积极跟着他跑的、但又不是黑下一条心跑到底的胡耀帮、赵紫阳胡、赵正是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同谋者与合作者，并非“不是黑下一条心跑到底”的走资派，他们的下野，完全是因为要同邓争权夺利，而败下阵去。——编者按搞倒更是几乎没费什么力。如果说毛泽东时代艰辛创业，步步如逆水行舟，而他则是潜力释放型的顺势而滑。毛泽东领导下的干部是以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为榜样的，风餐露宿、殚精竭虑、带头苦干、不讲享受；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则是成克杰、胡长清、陈希同式干部丛出不穷，出入豪华轿车、宴啖山珍海味、居所殿堂琼阁、财富百千万亿、子孙富贵荣华。他甚至一直没有名正言顺的当上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是以太上皇“垂帘听政”这种极端落后的封建主义方式控制中央，而且一直处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牢骚、谩骂的严重不满之中。然而，邓小平还是终于把这场改革开放的丑剧演成了，把几千万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几亿人民数十来年含辛茹苦、生死卓绝奋斗而成的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有着辉煌业绩地位的党、国家和军队最后演变成修正主义的“软骨症患者”、资本主义的二三流的小伙伴，还真的是太容易了　　

在国外，邓小平得到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修正主义阵营的捧场和支持。虽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国外不得不骂几声，那是因为他还打着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人家并不是和他“真恼”，做做样子的，没过几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风平浪静了。这只是外因，事物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这内因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党政军干部队伍中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跟着跑。这个队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风血雨、狂风暴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个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带领全国人民开天辟地打江山、换江山的、曾经是坚如磐石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坚力量啊　　

人们都已经知道，在“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邓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马升帐，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高中低级干部队伍中，相当一个多数是举了手的，而且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又有许多次的“举手”。当然，对于这些举手的人，包括最上层的人，都是要做具体分析的。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都是大是大非问题，“举手”，就是站到了中国修正主义阵营里，就是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怎么能够推行何来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复辟巨变当回顾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变化过程，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开放“大业”，也是依靠这个队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这个队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人民，邓小平又依靠着个队伍复辟了资本主义，把新三座大山压到了全国人民头上。那么，这样一个干部队伍为什么既能跟着毛泽东搞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又能跟着邓小平搞资产阶级复辟的资本主义呢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邓小平以凭空捏造、指鹿为马的手法全面否定建国后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后，必须继续探讨的“许家屯现象”。　　

许家屯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一位师级领导干部，在淮海战役中还受了伤。解放后，自一九五六年就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在一九七六年后担任六年省委第一书记。他曾长期分管江苏的工业、农业生产，好象还是有些工作干劲、有些革命热情、有些实际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苏省工农业总产值跃居全国第一，他应该说在那个毛泽东时代还是做出了一些实际贡献的，而不完全象邓小平那样城府很深、“柔中寓刚、棉里藏针”、以桥牌玩乐为嗜好、摇鹅毛扇的那种人。但是，作为一个从旧社会参加革命过来的土生土长的江苏人，他当然应该知道家乡在解放前的贫穷和破败，他更应该知道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内，苏北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南水北调、南京长江大桥、江苏的社队企业等等对翻天覆地的改变了江苏面貌的巨大意义。然而，他怎么能够失去记忆和对比呢他怎么能够赞同邓小平对于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发展缓慢停滞”的胡说八道他凭什么得出“列宁、斯大林的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的结论他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香港回忆录》大谈补资本主义的课，却没有一句以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补资本主义课的必要性的说明。　　

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材料，七十年代末期，在邓小平刚一提出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时刻，正在江苏省委任第一书记的许家屯，对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上层发生的激烈斗争，并不是明显的或暗中站在邓小平一边的。他当时有一句名言“两边打枪，中间爬下”，他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折中的态度。对于当时开始风行全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在江苏省也是按兵不动，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面铺开的，显然与安徽省、四川省落后多了。所以，虽然这时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当然，这是江苏省在建国后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是“猫论”创始人邓小平却并不喜欢他这位“逮鼠标兵”。邓小平当时器重的是改革开放跟得紧的分别时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与万里。“春江水暖鸭先知”，这种冷暖之别，许家屯不会没有感觉的。　　

在一九八三年春节，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到苏州游山玩水，许家屯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邓小平汇报江苏省的工作，邓小平一开始竟不愿意听，大概许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恳请，邓小平同意听了，又限制在只听分钟。邓小平此时对许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见。这在许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运算的时刻之一，也许，在这之前的几年中他已开始或者已经完成这个过程了。在这分钟内，许家屯拿出当了二十七年省委书记的全部工夫，竟然让邓小平听了两个多小时，并且在汇报中，做出了他的一项重大发明：江苏省这许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几乎全靠市场经济”。邓小平当然听得高兴。但是，许家屯这样卖力投靠的结果，只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维持了下去，并没有使他得到邓小平的赏识和重用，而是把他派到香港任新华通讯社分社的社长。虽然许家屯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声称这个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职而被提为正部省级，但他还是抹不掉邓小平对他不信任的阴影。　　

然而，许家屯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任职还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邓小平改革刀：放的阵营，为邓小平的“——国两制”以及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引入大陆内地积极卖力，在分社内大反“极左”，在香港社会上和英国殖民政府、和各色资产阶级拉关系做交易，每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因祸得福”的享受资本主义的“天堂之乐”。就这样，许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变，史上有着辉煌业绩地位的党、国家和军队最后演变成修正主义的“软骨症患者”、资本主义的二三流的小伙伴，还真的是太容易了　　

在国外，邓小平得到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修正主义阵营的捧场和支持。虽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国外不得不骂几声，那是因为他还打着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人家并不是和他“真恼”，做做样子的，没过几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风平浪静了。这只是外因，事物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这内因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党政军干部队伍中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跟着跑。这个队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风血雨、狂风暴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个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带领全国人民开天辟地打江山、换江山的、曾经是坚如磐石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坚力量啊　　

人们都已经知道，在“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邓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马升帐，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高中低级干部队伍中，相当一个多数是举了手的，而且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又有许多次的“举手”。当然，对于这些举手的人，包括最上层的人，都是要做具体分析的。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都是大是大非问题，“举手”，就是站到了中国修正主义阵营里，就是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怎么能够推行何来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复辟巨变当回顾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变化过程，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开放“大业”，也是依靠这个队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这个队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人民，邓小平又依靠着个队伍复辟了资本主义，把新三座大山压到了全国人民头上。那么，这样一个干部队伍为什么既能跟着毛泽东搞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又能跟着邓小平搞资产阶级复辟的资本主义呢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邓小平以凭空捏造、指鹿为马的手法全面否定建国后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后，必须继续探讨的“许家屯现象”。　　

许家屯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一位师级领导干部，在淮海战役中还受了伤。解放后，自一九五六年就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在一九七六年后担任六年省委第一书记。他曾长期分管江苏的工业、农业生产，好象还是有些工作干劲、有些革命热情、有些实际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苏省工农业总产值跃居全国第一，他应该说在那个毛泽东时代还是做出了一些实际贡献的，而不完全象邓小平那样城府很深、“柔中寓刚、棉里藏针”、以桥牌玩乐为嗜好、摇鹅毛扇的那种人。但是，作为一个从旧社会参加革命过来的土生土长的江苏人，他当然应该知道家乡在解放前的贫穷和破败，他更应该知道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内，苏北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南水北调、南京长江大桥、江苏的社队企业等等对翻天覆地的改变了江苏面貌的巨大意义。然而，他怎么能够失去记忆和对比呢他怎么能够赞同邓小平对于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发展缓慢停滞”的胡说八道他凭什么得出“列宁、斯大林的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的结论他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香港回忆录》大谈补资本主义的课，却没有一句以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补资本主义课的必要性的说明。　　

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材料，七十年代末期，在邓小平刚一提出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时刻，正在江苏省委任第一书记的许家屯，对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上层发生的激烈斗争，并不是明显的或暗中站在邓小平一边的。他当时有一句名言“两边打枪，中间爬下”，他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折中的态度。对于当时开始风行全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在江苏省也是按兵不动，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面铺开的，显然与安徽省、四川省落后多了。所以，虽然这时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当然，这是江苏省在建国后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是“猫论”创始人邓小平却并不喜欢他这位“逮鼠标兵”。邓小平当时器重的是改革开放跟得紧的分别时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与万里。“春江水暖鸭先知”，这种冷暖之别，许家屯不会没有感觉的。　　

在一九八三年春节，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到苏州游山玩水，许家屯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邓小平汇报江苏省的工作，邓小平一开始竟不愿意听，大概许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恳请，邓小平同意听了，又限制在只听分钟。邓小平此时对许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见。这在许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运算的时刻之一，也许，在这之前的几年中他已开始或者已经完成这个过程了。在这分钟内，许家屯拿出当了二十七年省委书记的全部工夫，竟然让邓小平听了两个多小时，并且在汇报中，做出了他的一项重大发明：江苏省这许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几乎全靠市场经济”。邓小平当然听得高兴。但是，许家屯这样卖力投靠的结果，只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维持了下去，并没有使他得到邓小平的赏识和重用，而是把他派到香港任新华通讯社分社的社长。虽然许家屯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声称这个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职而被提为正部省级，但他还是抹不掉邓小平对他不信任的阴影。　　

然而，许家屯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任职还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邓小平改革刀：放的阵营，为邓小平的“——国两制”以及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引入大陆内地积极卖力，在分社内大反“极左”，在香港社会上和英国殖民政府、和各色资产阶级拉关系做交易，每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因祸得福”的享受资本主义的“天堂之乐”。就这样，许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变，在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拜倒在资本主义的石榴裙下，提出“资本主义补课论”，并在修正主义集团内部斗争中选择了先走一步的“上策”，跑到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继续安享“天堂之乐”去了。但是，他还是比邓小平多了点羞耻之心，他回顾自己的历史，感到了极大的反差涂在自己身上的难堪和讽刺：“本来想都想不到、更极不愿见到的事，竟成了现实”……“一个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旅游’到资本主义的美国‘休息”’，颇有些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慨。　　

但是，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许家屯自封为“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这“忠诚”二字并不是纯粹的，是要打折扣的，至于他加入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行列里后，就完全变成假冒伪劣的了。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因有果有过程的，神差鬼使并不存在。许家屯既以“资本主义补课论”，又以自己在香港的全部行动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作了最好的诠释。如果说他的《香港回忆录》还有些什么价值的话，那就在这里。　　

“许家屯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就改革开放前的状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内的高中低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许家屯类似的。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积自己数十年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据我的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因此，毛泽东非常担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泽东费尽心血想要努力避免的事，结果仍然不幸而言中。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再深思。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包括各种社会形态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压迫、统治、奴役，也包括劳动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统治、奴役的斗争。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以前的历史，都是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由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一切文明的全部总和也就由这些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统治的需要而改造、包装、流通、继承、遗传。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劳动人民，但它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却是统治阶级的。　　

这就决定了历史文化的遗存有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成分总是呈混合状态而存在的；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文化的精华，即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发展的科学的成分：文化的糟粕，即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尚未达到更本质层次的表面的幼稚的或被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用偏见和愚昧蓄意而改造包装过的阻碍历史进步的非科学的成分：一切真理都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区分的产物。共产主义学说就是马克思对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批判，剔除糟粕，继承精华，经过综合归纳创造的工夫而诞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嬗变中，由于它们都是由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社会，由于它们的文化观念的核心都是私有观念，因此，后一种社会都可以对前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兼容并蓄加以改造为己所用，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它不仅兼容并蓄了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已经大大发展了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各种文化，而且用自己先进的条件经过更加精心巧妙的重构包装，发展到极致。例如在旧中国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想观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升官发财”、“荣宗耀祖”、“金钱至上”、“下油锅，站高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及时行乐”、“人上人”、“高人一等”、“荣华富贵”等等，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被溶进各种文化形式，向每一个人宣传灌输。上述这些观念，大部分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有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被奉为信条，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得不隐蔽一点甚至潜入地下，仍然被人们当作“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并因时、因地变幻出一些五彩缤纷的新形式流行。上面这些是在中国曾流行的观念。在世界上其他各国虽然文字形式上不这么表达，但社会上流行的思想观念是与此类似的。就这么一些观念，被以各种文化形式，并和人在生理、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观念结合起来，从呱呱坠地开始一直到死亡离开这个世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刻刻向全人类灌输，把这些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天生的人类本能，极力夸大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欲望成分，极力淡化、歪曲、否定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提高进步的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鼓动了一场资本主义：业文明条件—的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行的自由生存大竞争，把人类发展形成的各种文化的精华踩在脚下，践踏蹂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上各种文化的糟粕都被利用起来，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把整个社会打造成名副其实“铁屋”和“酱缸”，弥漫笼罩着窒息、麻木、毒化人的灵魂的毒雾，孽生着一代又一代寄生的蛆虫。在社会上，人们总可以看到、听到劳动人民所不齿的一类人，诸如“官迷”、“政客”、“掮客”、“财迷”、“色迷”、“赌徒”、“骗子”、“马屁精”、“两面派”、“阴谋家”、“投机之徒”一类五花八门的人物，以及以专门侵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为能事、已退化为近似于动物本能的一类人，就是那些旧文化的糟粕熏染下的人格化，就是这些人，组成了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主体。就是这些披着人皮的人，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悲剧和祸患：在今天，它又用腐败的臭气熏懵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试图把人类社会引入中世纪的迷茫与黑暗之中。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人的意识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心理学过程，是客观世界通过神经反射在人的头脑里反映的过程。每一个人在诞生、成长、生活的过程中，都必然会受到周围环境、历史文化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实践中经过加工改造而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在人脑里产生以后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因为产生它的条件的失去而丧失。因此，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而建立于崭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后，原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还会继续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且还会在新社会中与新思想、新文化、新传统、新观念既进行斗争，以混合状态存在于各种文化形式里，在新的制度下人们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继续起作用。所以，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里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就象父母是不可选择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周围环境中各种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选择的，只不过是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同罢了。不仅生活在或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地位上的人受到旧文化的影响，那些受到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被压迫阶级的人也会受到旧文化的影响。多年前，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发动起义的动机中，就有一条“苟富贵”：另两位起义的领袖刘邦和项羽则是被秦始皇銮驾出巡浩浩荡荡的气势所感动，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他们虽然都受到秦王朝的残酷压迫，但他们还都是异床同梦的要实现自己“荣华富贵”的人生目标。在他们这种思想动机下，革命的成功当然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都不过是又转了一次又一次的螺旋或轮回。这是历史的局限，是阶级的局限。历史只有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以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才提出了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学说，开始了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然而，这必须在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每一个人的自我改造即自我开展的对自身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批判清除中实现的。解放全人类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从资产阶级桎梏中把每个人解放出来，而且也要把每个人从资产阶级旧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全人类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经过改造，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塑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因此，“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否则，每一点残存的私心杂念都会使它的宿主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这就象在世界上消灭天花病一样，必须把每一个病毒——即使它只剩下了一株——也要把它从人体中消灭掉，否则，这一株病毒就会把这个人变成天花病人，变为向全世界的传染源，重新在世界上流行。　　

作为个体的人之间，是有着极大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这种差异有先天形成的，有后天形成的。人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差异完全是在后天条件下形成的，就象一切事物的运动过程一样，也完全是内因和外因复杂作用的结果。人的先进思想只能在对落后思想的斗争中产生，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有首先革好自己的命，才能革好别人的命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例如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虽然出身于旧的营垒，但他却在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更加真切深刻的认识了旧营垒的腐朽、落后和反动，用笔做投枪与旧营垒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斗争中特别严格的解剖自己、改造自己，清除旧文化的影响，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他在一生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在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极为严格的要求，自己、，改造自己。他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坦率的披露自己青少年时曾“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他找到当代人类社会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自觉地彻底清除了旧文化的各种影响，以自己一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壮举而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邓小平，他同样生长于旧中国，而且也来自更典型的旧营垒，至今没有看到有什么资料说明他怎样与受到的旧文化的影响进行决裂和斗争的。他在参加革命后年的自我总结写道：“我从来就未受到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他掩盖了自己所受到的影响，从而逃避了思想上的自我解剖与改造。在以后的年代，他一直“跟着走”、“跟着打”过来了。建国后，他到了中央工作，暴露了他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真面目，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进行了批判，他虽然做了几次检讨，事后证明，又全部说的是假话。当他最后爬上权力的巅峰之后，他那个在内心深处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私有观念便恶性膨胀起来，便迅速付诸行动，自觉地站到资本主义一边，带领中国的新老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制度、向广大的劳动人民大举进攻，把复辟的愿望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