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出"后政党政治"的趋势呢？这是因为当代倡导政治变革的两种对立方式均以重返政党政治为前提：对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经典的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多党政治；对于左翼而言，则是恢复或重建政党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势必提出有关阶级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后者提出的问题显然更为紧迫。但是，当代政治变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纪或20世纪政治模式为途径，而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现实为条件。通过群众路线、思想辩论和组织建设以重建代表性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过程，但其目标很可能不是回到旧的政党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为政党的政治组织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二十世纪前期是主动的，即通过建立超级政党以克服多党政治的危机而形成，而在二十世纪的后期，这一变化却在从党国向国党的转变中完成。这一转变所包含的被动性更为明显。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课题，也是政党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因此，重建政治代表性的过程本身不能单单依赖旧式的政党政治。它包含了"后政党政治"的实践。今天的技术条件也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谓"后政党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组织的作用，而是强调其开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是政治活力的源泉，也是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基石。 要创造的是新的普遍性 今天的社会构造正在发生大的变迁，其展开、重组的方向应关乎所有人的利益。新的政治能动性必须建立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基础上，这个利益过去是由"人民"这一范畴体现其政治内含和社会意义的。伴随"人民"概念向人口概念逐渐蜕变，其政治性也随之空洞化，以致人们在"公民"概念之外，找不到普遍利益的政治表达。社会的碎片化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反而是对作为"人民"概念的唾弃。在现代历史中，人民是一个不断被不同政治势力挪用的、充满了争议的概念。但并不是在所有时刻，人民概念都是空洞的。在活跃着大众政治和群众路线的时代，人民是一个具有丰富活力的政治范畴，它的空洞化是大众政治和群众路线被国家官僚政治取代的结果，亦即去政治化的结果。我在这里重提人民概念并不是要将人民概念与更为流行的公民概念对立起来，恰恰相反，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人民与公民这两个范畴之间的政治联系。公民的政治并不等同于以个人为主体的政治，它应该同时也是大众的和社会的政治，从而也是人民的政治。在民族区域，它还应该包含民族平等的政治的内含。在20世纪，进步政党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并不只是基于工人阶级或工人群体的自身利益，而是认为这一阶级的使命具有超越自身利益的普遍意义，它必然也是人民的政治，亦即每一个公民的政治。人民的政治在国家权利体系中的表达是真正的平等政治。平等的政治不同于扶贫的政治，不同于减少贫穷的国家目标，它包含了关于政治的前提和动力的思考。关于平等的政治的多方面内涵，我在《代表性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中曾做了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分层研究可以很快分析出某些阶层的利益所在，却分析不出普遍利益何在。这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未来的政治是否会向积极方向发展，关键在于能否从社会变化内部找到那些代表未来的潜在力量。这个潜在的力量是普遍的。潜在是未来的当下形式。讨论"重建代表性"也就是挖掘这个被压抑的潜在的普遍性，这一讨论本身也是为了未来的斗争。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在它能够创造出普遍性时，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过程也是创造普遍性的过程。我对现在高谈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感兴趣，而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更感兴趣。我们还能否像二十世纪那样，通过文化的范畴，研究今天社会构造正在发生的变迁，分析其可能展开的方向，重新界定政治范畴，并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态势内部发掘出可以代表未来的普遍性呢？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 二十世纪是一个预言，一个旋即陷入危机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很可能也是一种被压抑的可能性。重提二十世纪的文化与政治遗产，不是简单地回到那些如今已经过时的实践，而是发掘其蕴含着普遍性或未来的潜力。这种被压抑的潜力以一种未来的形式提示我们，回到十九世纪的旧政治并不是我们的出路。 （责任编辑 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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