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之后的四种未来

这至少在表面上来说解决了如何维持牟利企业的问题。任何妄图用复制器来满足需要却不付钱给版权卡特尔的人都将成为罪犯，就如今日的网络文件共享者。虽然这听上去很荒谬，在当代互联网分享文化中很容易找到为这种安排呼吁的批评者；比如，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的《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就公然呼吁给数码内容强加一种“人造匮乏”以恢复其价值。这类言论的恶果在唱片工业起诉无助的mp3文件下载者们的案件中已经很明显了，其影响还可以在反击盗版的伪装下持续加强的监视状态中看出。把这一制度扩张到实体的微细制造（micro-fabrication）只会使问题更加糟糕。再一次，科幻小说如查尔斯• 斯特罗斯（Charles Stross）的作品给我们很多启发。他的《渐速音（Accelerando）》为我们描写了一个盗版者被枪手追杀的未来，而《停机状态（Halting State）》描写的是“法布斯人”在法律出台前于穷街陋巷偷偷运作三维打印机的情形。   

但是一个建立在人造匮乏的基础上的经济不仅是不合理的，也是有机能障碍的。如果每个人不断被迫要付所谓的使用许可费的话，人们得有赚钱的法子才行，而这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租用主义的根本难题是有效需求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确保人们赚到足够多的钱来支付支撑私人利润的使用许可费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和工业资本主义当年面临的问题没有多少不同，只是在人力劳动日益被挤出经济制度之外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并且，人类作为生产的元素已经是多余的，但是作为消费者依然是必要的。因此问题是：这样的经济制度下还剩下什么样的工作呢？   

依然需要有人能想象出可用以复制的新事物，因此一个人数不多的包括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创造阶层”依然会有一席之地。随着创造物的累积，用不了多久可复制的事物之数量将大大超过人们可以用来购买它们的时间和金钱的数量。任何公司最害怕的事将不是劳力或原材料的价格（那时候将很低或根本没有），而是他们手中拥有的使用许可没有竞争对手的那么受欢迎。因此，市场营销和广告业将持续雇佣大量人员。在市场人员之外，将要有一个律师组成的军团，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关于专利和版权的侵权诉讼在未来将覆盖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最后，就像在任何一个等级制社会中一样，必然要有一个镇压的机构，以防止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从富人和有权有势者那里拿回他们的一份那类行为。执行严苛的知识产权法将会需要大量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阿尔琼•佳亚德福（ Arjun Jayadev）所谓的“警卫劳力”：“那些监视器、警卫和军事人员...... 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强制执行在交换中以及在追求或阻止所有权单方转手过程中出现的权利纠纷。”   

尽管如此，在租用主义经济中，维持完全就业将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以上四个领域的工作机会不太可能完全补足自动化造成的工作流失。并且，即便是这四个领域的工作也将面对节约劳力的创新举措的威胁。市场推广可以通过数据挖掘（data mining）技术和算法（algorithm）实行；律师工作的许多日常职能可以由软件来替代；警卫劳力可以由监视机器人而非真人警察充当。即便是产品发明这类工作有一天也能由具有初步创造性人工智能的电脑来进行。   

而假如机器失败了，出租者的精英阶级还可以占有我们的空余时间以榨取免费劳动。脸书已经依靠其用户来免费创造内容了，近来出现的“游戏化（gamification）”热潮表明了：一些公司对于把雇员的工作转变成某种游戏化活动很感兴趣；这些活动的特点是人们喜欢做、且愿意花自己的时间免费来做。例如，计算机科学家路易斯•凡•安（Luis von Ahn）的专长是开发“有目的的游戏”，一种应用程序让终端使用者感觉好玩的同时又可以实现某种有用的计算任务。凡•安的一个游戏是让使用者辨认照片中的物体，这些数据被输入数据库为搜索引擎所用。这一研究方向启发了奥森•斯科特•卡（Orson Scott Card）的小说《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的世界；小说中孩子们以为自己在玩电子游戏而实际上是远距离参与了星际战争。   

这一切都意味着：租用主义社会很可能要受到持续性的就业不足趋势的影响。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统治阶级将不得不想方设法应对这一挑战。这将导致已故的安德列•高兹（ André Gorz ）对于后工业社会的一个设想能够实现：“支付手段的分配必须与社会创造的财富数量相对应，而不是和所做的工作量相对应。” 这样一来也许需要向盈利公司收税然后重新分配给消费者—很可能采用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有保证的收入形式，且可能要求他们从事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作为回报。但是即使财富再分配对于阶级整体而言是有利的，要求集体行动时问题就出来了：在他人的付费之上免费搭车，对于任何公司或富人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他们会抵制强征再分配税的努力。当然政府也可以简单地发行更多纸币给工薪阶级，不过这样做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是一种间接的财富再分配因而也一样会被抵制。最后，还有一种方案：通过让消费者提高负债率来资助其消费行为，但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读者们大概无需被提醒这个解决方案固有的局限性。

考虑到以上所有麻烦，你也许会问：既然食利者阶级能够简单地复制出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为何他们还要尽力从人们身上榨取利润呢？是什么使得这个社会不会简单地解体变为前一部分中描述的共产主义呢？也许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拥有足够的使用许可来供给他们所有的需要，于是每个人都需要收入来支付自己的使用许可费用。你也许拥有复制苹果的技术专利，然而只能制造出苹果不够保证你的生存。从这个角度来看，食利者阶级不过是那些拥有足够的使用许可，从而能够支付自己所有的使用许可费的人罢了。   

如一开始就提到的，或许会发生的是：在这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保证上层阶级对于其它阶级的特权将采取防范的姿态。这暗含了租用主义就业不足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雇佣人们来提供个人化服务也许会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即便自动化服务使得这一做法完全没有必要。今天服务型经济的崛起具有很大的预兆性，也许会演变成19世纪英国或今日印度某些地方的一个未来主义版本，在那里精英能阶级能够雇得起大量奴仆。   

但是这种社会能够持续存在的条件是：大多数人必须接受统治该社会的等级制的正当性。也许意识形态的力量足够强大到能够劝诱人们接受这里描述的种种情形。又或者人们会开始追问：为什么知识和文化的财富被严格的法律封闭起来，而，套用一个最新流行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对于人造匮乏制度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第三种未来：平等主义+资源匮乏=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自动化生产和资源富足的条件下，社会或者进入纯粹乌托邦的共产主义阶段，或者进入荒诞的、反乌托邦的租用主义状态。但是假如能源和资源依然短缺呢•那样的话，我们将进入一个同时存在富足和匮乏的世界，生产力得到解放的同时，对生产投入的计划和管理得到了强化。同样地，控制劳动的需要消失了；但是管理匮乏的需要却保留了下来。   

生产的物质投入上面出现的匮乏不仅仅包括特殊商品如油、铁矿石。资本主义对环境的恶意破坏可能会永久地破坏我们今天的经济仰仗的气候和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已经搞乱了全球的食物供应系统；未来的人们回顾的时候，也许会把拥有多种多样食品的今天看作一个不能长久的黄金时代。（早几代的科幻小说作者有的时候想象人类有一天将选择从一粒无味的药丸中获取所有营养；但是我们也许将不得不那么做。）如果采用更严峻的估计的话，今天人口密集的许多地区未来将无法住人，这将给我们的后代带来人口迁移和城市重建方面的巨额花费。   

于是，我们的第三种未来是：无人需要劳动，但是人们不能想消费多少就消费多少。某种形式的政府是必要的，纯粹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种社会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不过，和二十世纪的计划经济着眼于生产不同，资源紧张的未来社会中的计划将主要关注对消费的管理。也就是说，我们将假设复制器依然存在；问题在于管理我们输入复制器的东西。   

这听上去没那么诱人。归根到底，消费管理恰恰是苏联式计划最为不足之处。一个能够武装起来对抗纳粹的国家，在战后却面临无尽的物品短缺和长长的领救济的队伍。这样的模式很难成为鼓舞人的样板。但是苏联及其仿效者的真正的教训在于：当年计划经济的时代尚未到来。而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体制下僵化的官僚制度和漏洞百出的政治制度容不下计划经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许多经济学家勇敢地尝试重组经济，企图将其变成可操作的形式。这一尝试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他的故事最近被弗朗西斯•斯布福特（Francis Spufford）写成小说《红色的富裕（Red Plenty）》。这一尝试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计划经济在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计划经济在那个时代的苏联从技术上和政治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技术上不可能，是因为够强大的计算能力当时还不具备。政治上不可能，是因为苏联的官僚精英阶层不愿放弃当时的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但是坎托罗维奇以及当代计划经济的理论家们诸如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和奥林•卡特瑞尔（Allin Cottrell）的尝试表明：某种有效的、民主的计划是可能的；而在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将是必然的。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在刺激节约劳力的技术革新方面成效卓著，在保护环境或限量供应稀缺资源方面却败绩累累。即使是在后资本主义的、后工作的世界里，我们依然需要某种协调以保证总体上人们对待地球的方式不是破坏性的。正如迈克尔•楼易（Michael L•wy）所说，我们需要的，是某种“全球的、民主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建立在多元的、民主的争论的基础上，而不是被官僚阶级决定的。

但是，我们需要区别开民主的计划经济与完全非市场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在合理化计划的同时依然保有市场交换的某些特点，以及金钱和价格。而这一点，就是坎托罗维奇的洞见之一；不是要去掉价格信号，而是要让价格成为把计划生产目标变成经济现实的机制的一部分。目前的通过总量管制交易（cap-and-trade）计划来向温室气体排放收费的做法指向这一方向：虽然市场被用作协调机制，该做法依然是一定形式的计划，因为其关键的一步是一个非市场的决定：温室气体排放在什么标准是可以接受的。这类做法在未来和在今天看来会大不相同，因为未来其普遍化的执行将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财富不均。   

设想一下：人人都得到一份钱，不是作为劳动的报酬，而是作为基本人权。这份钱不能用来购买他人的劳动，相反可以用来购买你使用复制器时耗费的能源和资源的数量。可能出现一个人们选择交换不同形式的消费许可的市场，但是那将是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所谓的“成年人之间自愿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在被饿死的威胁之下被迫参与的雇佣劳动。   

这样的社会需要规定消费水平，且保证达成稳定的消费目标，因而还要设定价格，所以政府不能像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那样逐渐消失。即便阶级冲突已然消亡，只要存在匮乏，就一定会有政治冲突。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在不同年代的人们之间、在更关注环境的长期健康与希望在短期内得到更多物质消费的人们之间都存在矛盾，且任何一种矛盾都不是能够轻易解决的。但是最低限度我们能够作为民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且基本上完整无缺。   

第四种未来：等级制+资源匮乏=灭绝主义

假设进入未来社会的时候，人类不能实现平等，而环境的限制持续给我们带来压力，那么人类可能进入第四种，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种未来。在某种程度上，第四种未来和我们一开始设想的共产主义有点像，只不过它是少数人的共产主义。   

关于全球的精英阶级，也就是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百分之一”的人们有一个悖论，那就是：一方面，因为控制着这个世界大量的金钱和财富，他们被称作“百分之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他们却是那少数最少被金钱控制的人们。正如查尔斯•斯特罗斯写的，最富有的人生活在一种免费享用世间大部分商品的状态中。换句话说，相对于他们的财富而言，食品、房屋、旅行及其它便利设施的费用非常之低，以至于他们几乎不需要考虑任何东西的价格；他们想要什么就可以拥有什么。   

也就是说，对于极为富有的少数人来说，这个世界已经像先前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了。不同的是，这些少数分子的后匮乏状况不是单纯靠机器而且是靠全球工人阶级的劳动。但是对未来的一种乐观的估计，暨我在此前描述为共产主义的那个未来，是：最终全人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那百分之一。就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著名的评论，"未来已经来到；只是分配不均。”   

但是假如能源和资源就是太稀缺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今天的富人享有的物质生活水准呢？假如在未来，生产上不再需要普罗大众的劳动，但是却满足不了人人都过上随心所欲的高消费标准呢？如果在那样的世界里，我们的社会是平等的，那么前一部分描述的社会主义的、共享的保护资源的制度就是解答。但是假如，相反地，我们依然是一个分化成特权精英阶级和受压迫的大众的社会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轨道将会把我们带向更加黑暗的未来。我将用E.P. 汤普森（E.P. Thompson）在冷战最剧烈的时候用来描述另一种反乌托邦的说法，称之为：灭绝主义。   

在等级制和资源匮乏的社会中，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自动化生产带来的巨大威胁是：广大群众变得多余了。和这一情形相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和劳动的敌对状态的特征是：既是一种利益冲突的关系，也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工人依靠资本家，只要他们自己没能控制住生产手段；资本家则需要工人来运营工厂和店铺。就像那首歌《永远团结（Solidarity Forever）》中唱的，“他们拿走了巨额财富，却从来不需要辛苦劳动；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大脑和肌肉，一个齿轮都转不动。”但是随着机器人的增加，第二句话将变成历史。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社会上存在一个贫穷的、经济上过剩了的乌合之众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他们自然害怕逼近的财产被没收的可能性。为了对付这一威胁，存在几个行动方案：一定程度的资源再分配可以收买大众，就像富人在社会福利计划（social welfare program）中分享他们的财富那样。这一方案至少在资源紧缺程度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可以进行。但是除了有可能在富人生活中重新导致匮乏之外，这一方案还有可能导致大众不断升高的需求的浪潮，从而再次带来财产没收的阴影。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福利国家达到高潮之际发生的状况，老板们开始害怕：他们正在失去对于利润和工作场所的控制。   

如果收买愤怒的乌合之众的策略不能持久的话，另一个选择是逃跑且躲起来。这条路是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所谓的“飞地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政府及其他机构寻求对空间的管制，且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阻止人群、货物和服务的流动”，其手段主要是“建围墙、设立官僚程序障碍、法律上的排斥以及登记制度”。封闭式社区、私人岛屿、贫民区、监狱、恐怖主义妄想症、生物学隔离；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逆向的全球化的古拉格（gulag），富人居住在小小的、满是财富的岛上，环绕这些小岛的是一大片苦难的海洋。在《无序地带（Tropic of Chaos）》中，克里斯蒂安•派仁第（Christian Parenti）提出：我们已经开始建构这样的新秩序，因为气候变化带来了生态破坏、经济不平等和政府失灵等“灾难汇合”现象。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遗产是：富有国家和贫穷国家的精英阶级一道，推进了社会的瓦解，催生了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状态：各种部落的和政治的派别在争夺已经被损害了的生态系统的馈赠。面对如此惨淡的现实，许多富人（从全球范围来看，也应该包括富裕国家的许多工人）已经躲进自己的堡垒，且把自己封锁起来，用无人驾驶飞机和私人军事合同工来保护自己。我们在租用主义社会遇到的警卫劳力，在这里再次出现，且更加凶恶，只有幸运的少数人被富人雇来作杀手和保镖。   

但是这条路也只能达到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因为它和收买大众有相同的根本原因。只要存在贫穷的人群，就存在这样的风险：有一天富人将无法控制他们。一旦大规模劳力成为多余，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忽隐忽现：富人针对穷人的集团性灭绝战争。许多人把最近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的电影《时间规划局（In Time）》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电影，事实上这部电影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关于社会走向灭绝主义的寓言。在电影中，一小撮统治阶级躲在他们封闭的飞地中利用基因技术达到长生不老，而所有其他人被设定死于25岁，除非他们能够乞讨、借贷或者偷来更多时间。能够保住工人的唯一一件事是：富人依然需要他们的劳动；当富人的这一需要终止的时候，工人阶级本身大概也要不复存在了。

以上就是关于灭绝主义社会的描述。这样一个集团性屠杀的终极目的看来也许有点像怪异的、漫画书中的坏蛋那样的野蛮主义。也许想像一个被二十世纪的那些屠杀刻上伤痕的世界会再次沉沦到如此堕落的地步有点过分。但是再一次，看看美国这个国家吧：一个重要的总统候选人陶醉于杀害无辜的人们；而现任的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随意发布命令暗杀美国公民，甚至于都不需要走法定诉讼程序的过场；而且人们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报以普遍的、自由主义的欢呼。   

关于未来的这四个设想是抽象的理想类型，是对一个社会的柏拉图式的抽象。这些设想不考虑历史中繁琐的细节、且忽略了在现实中，匮乏与富足、平等与等级制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像天平的两端一样，其间存在许多可能的中间点。而我描画这些简单化的未来的灵感，来自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追求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一种无法在真实经济史的复杂混合体中得到完美反映的理想模式，但是这一理想模式阐明了一个社会秩序独特的和基本的元素。这里描写的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的前景应该被视为人类可能走向的未来，即便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抵达。了解一下每条道路的尽头会是什么，也许会让我们避免向错误的方向前进。 ...华岳论坛 -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