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尚未完成的文字写于十八大召开前夕。十八大在理论上又有了新提法，因而有些内容已经跟不上理论创新的步子了，但这并不影响本文主旨。现在基本以原样呈献给读者。 任何文章都有一个写给谁看的问题。本文的对象是广大不够左的党员和知识分子，因此是否适合华岳的读者群我没有把握。接受去年12月被红色中国网拒发而且被视作伪左的教训，这次把这个说明中原来的大部分内容删掉，正文也做了稍许修改以使文意更明确。笔者仍然确信，回归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不是少数人的自弹自唱。只要不砸碎大多数党员头上的紧箍咒，不把广大群众从改开教鸦片的毒雾中唤醒，这种回归就是不可能的。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目前官方和主流媒体论及党和国家指导思想时的权威表述。这里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七。一”讲话中被称作是与毛泽东思想并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理论成果，在一些场合（比如军方的表述中）这个特色理论更多地被称作创新理论。由于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胜利地指导了中国革命，但对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做了艰苦探索却并不成功，甚至犯了继续革命错误的思想，因此这个特色的创新理论就成了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其创新却是一件非常严肃又绝非轻而易举的事。理论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政策的依据，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甚至国家兴亡。理论是否正确或理论成之为理论，也不能凭借权力而是要由历史，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确定。 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政权乃至一种社会形态，其“理论”都是相对稳定的。虽然历史上和现实中各国家、民族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有不同，但不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不如此。一个国家的“理论”混乱往往导致这个国家的社会动乱甚至政权覆亡。一般说来，意识形态的变化意味着社会阶级地位的变换，因而也往往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先导。两千年前的王莽新朝就是“理论”不断创新的时期，苏联的颠覆也正是从理论开始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苏东演变的历史表明这种舆论很可能从统治集团内部发起。离开了本色的特色是变色，背离根基的创新意味着背叛。苏联解体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最直接的因素。古今中外不论哪个阶级的成熟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知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之间的深刻关系，所以除了社会革命、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时期外，在基本“理论”方面他们更多地讲传承和发展而不是什么创新。创新的高调如果不是为了另起炉灶，就是无知和缺乏创新能力的表现。 执政党或集团的理论集中体现着其所代表的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亦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当前人们对权力腐败、含毒食品等假货泛滥和社会诚信的缺失无不痛心疾首，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理论上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劣假冒，弱肉强食、为攫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猫论逻辑动摇了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道德、价值根基，才是社会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的总源头。 在这个特色创新理论中，三个代表思想是关于党的性质和建设方面的创新，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创新。邓小平理论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各个层面，据说还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任务、动力、政治保障等问题，因而也是前两者的基础和依托。 一、 不是理论的邓小平“理论” 尽管很难对理论给出一个没有争议的定义，但一些关于理论的公认标准和规则还是存在的。譬如：第一，就其自身来说，理论是一个自洽的有机整体，不能自相矛盾；第二，虽然理论并不等同于真理，但是任何科学理论都须对所涉领域既往和现有的事实做出与之客观性相符合的合理解释，并且所做假说或预言都必须经受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新发现事实的检验；第三，就其建立和发展过程说，任何理论都不应回避不同乃至对立的见解，就是说理论要在争论和论战中建立和完善。邓小平“理论”不符合这样的标准，违反了这些规则。 理论要对历史和现实做出客观的解释。虽然邓小平“理论”以强调实事求是著称，但在其所谓的理论“创新”中我们却几乎找不到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概念和结论。其所有新概念、新结论、新提法要么明显错误，要么似是而非。比如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论断。不管当今科学技术变得多么重要，也不管其应用形式如何复杂多样，它事实上主要还是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它可以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也可以成为生产的破坏性因素（比如核物理、核技术）。动物世界中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仍然是人。如果一定要讲什么第一、核心之类，那也只有掌握科学技术并把科学技术组织运用到生产过程中的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所谓通过部分人富起来的带动就能实现共同富裕，则是一个既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背离，更与历史和现实相背离的臆断。真实的人类历史，是少数富起来的人会控制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并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余的人则会逐步失去生产资料而沦落成为奴隶、农奴、游民和雇佣无产者。不通过暴力剥夺，这些先富者是不会交出掠夺的财富去实现共同富裕的。这种状况不会因为生产的发展而改变。可以说，一部《资本论》所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不断生产资本关系自身，即一方面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产生贫困雇佣劳动者的内在逻辑。几十年来美国的“蛋糕”仍然在做大而且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切去了大块“蛋糕”，但工人阶级的工资却是四十年零增长。中外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和现实也都表明，一旦资本与权力结合攫取财富，其野蛮、血腥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而且这少部分富起来的人极有可能出卖民族利益而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因而其富起来的过程较之西方资本的积累反而会更加无耻。 理论起码不能违反形式逻辑，但邓小平“理论”却不讲逻辑章法。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贫穷的中国却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违反了三段论规则。关于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标准就不符合定义规范。在邓小平“理论”中自相矛盾之处俯拾皆是。比如：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却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讲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阶级却还存在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却不问姓资姓社，极力推行私有化改革却声称要消灭剥削，解放思想又不许争论，等等。可以说，这些有关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的逻辑错误，如果不是出自当局权威而是出自普通的初中生作文，任何一个都通不过老师的阅评。客观而论，把这样一堆概念不清、判断错误、推理论证思路混乱的大杂烩尊奉为全党全国的指导理论，而且妄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与其说是世界第一大党的弱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不如说是对十几亿人智力的蔑视和对人类理智、常识的嘲弄。 理论真正成之为科学理论，在于它所做出的预言被社会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邓小平曾经赌咒发誓，声称他的改革开放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否则就走上了邪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开实践，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领先世界的零点五五（有报道是零点五七），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性资产，并且天量的国民财富流失国外。事实证明他的改革开放走上了邪路，也证明他的改开“理论”经不起实践检验。 真理在争论、论战中确立。真理越辩越明，是真理就不怕争论，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与敌人的论战和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政策决定要执行，理论则必须允许也只能通过争论来建立。所谓争论耽误发展的谬论纯属掩盖谎言和用心的诡辩。滑稽的是邓小平不仅不允许争论，还不无得意地把不争论称作自己的发明。在中共历史上建立不许争论规矩的人的确非邓小平莫属，但说发明不是事实。近三千年前中国就有“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的纪录，就是这个记录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未必有资格称作发明。现代社会把独裁、专制视为恶行，但即使是在独裁、专制的情况下，一定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的争论也是允许的。不许争论的“理论”不是理论而是宗教。至于不问姓资姓社却提出判断姓资姓社的三标准，这种市井无赖般的荒谬逻辑，则把严肃的理论建设搞成了十足的恶作剧。 这种既不能对事实做出正确的概括和解释，又经不起实践检验，前言不搭后语，完全靠权力支撑的“理论”根本就不是理论。本文不拟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全面研讨，下面将分别讨论该“理论”的四个主要理论性、原则性错误，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对三十多年来的特色改开进程做个简略回顾。 二、 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 两条思想路线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但与革命和建设的每个时期都提出明确的政治路线不同，他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党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给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定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十二大及以后的党章中对此稍作修改，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原本。后来，这条路线被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再后来又被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幸的是，邓小平的定义和党章表述背离了党的宗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其后的概括和衍伸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尽管毛泽东没有指出什么是党的思想路线，但通读《毛选》五卷及其余重要著作并纵观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我党正确思想路线的清晰轮廓。由于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中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在与各种错误路线和倾向，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步确立的。实事求是，这个古老的词语经过毛泽东的经典阐释，就成了党战胜各种错误倾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地看，它也的确能集中体现我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革命、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因此我们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探索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道路的路线，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路线。但是，与邓小平提出的路线不同，这条路线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并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为指导。资本家也讲从实际出发，也会实事求是地研究赚钱之道，但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单讲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还不是共产党。讲理论联系实际，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些对所有科学理论都适用。但仅有这些还不是共产党的理论，共产党人还有超越普通科学工作者的地方。抽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目标，抽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片面表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所谓思想路线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的思想路线 既是路线，就要有一个方向目标，否则不成其为路线。邓小平的路线没有指出党“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为了谁和做什么。整条路线的落脚点只有真理，难道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寻找真理么？既是思想路线就应确定思想方法和规则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党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虽然路线定义中使用了“一切”这样的字眼，实际上却只是在谈理论、真理同实际、实践之间的关系。然而颠三倒四并没有指明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指出理论、真理要由实际、实践来决定。难道共产党的真理要到实际、实践中去从头寻找么？这样一条没有价值目标、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做基础的路线莫说是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它根本就不可能是现实社会中任何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 不仅如此，这条旨在解决思想问题的路线，其思路和文字本身就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如果我们把实际理解为外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客观现实的话，那么人是不可能“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人在做价值评判时不可能完全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尤其是对人类社会客观矛盾运动的把握上，而这与前人的探索积累是分不开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是从前人的思想理论成果出发的。关于人的行动，包括党的方针、策略等是不是合乎实际，是不是违背科学，从而能不能达到目标，那是一个是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不是从不从实际出发的问题。这是因为：即使是大跃进中的小土炉炼钢那种荒唐做法，也是从实际出发制作土炉而不是向空中吹个气泡就炼钢；即使是李德、博古等人在反围剿作战中的错误战法，也是利用既有人员、装备等在苏区组织进行的，也没有画张草图就当成飞机大炮或者试图发表一通演说就把战场搬到苏联；即使是孙悟空一蹦十万八千里也是从其所在位置出发的。至于在制定计划、策略等时要搞清并立足于实际情况去研究问题找办法，而不是凭本本、教条和主观意志、想象办事，那正是党提出实事求是的本意。因此这个“一切从实际出发”，如果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也已经包括在实事求是的含义之中。实际上，只要我们把邓小平路线理解为路线表述而不是观点表述，那么这个除了“理论”之外其它内容在后面再也不见踪影的“一切”之中，即使真地包括什么计划、策略、行动之类，也不过是用来蒙人的装潢，其真正的所指只能是那个有待检验才能成为真理的“理论”。这一点下面会看得更清楚。 “理论联系实际”则简直就是一个多余的句子。首先，实事求是的是正是要从实事中求出。其次，既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自然也只能从实际出发，从此出发就不可能与此无关。再次，既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那么理论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这个本来属于党的三大作风的句子在这里纯属无意义重复【注1】。除了把我党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创新成“一切从实际出发”之外，邓小平思想路线的定义完全就是一些现成语句的胡乱拼凑。可就是这种乱搭积木式的“创新”却开特色时代“理论创新”之先河，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假话、空话、套话的范式经典，当今的什么核心价值体系、军人价值观、主题主线（可参看五中全会《建议》的相关段落）之类八股“创新”盖源于此。 不过，假如真地以为一向不讲废话的杰出政治谋略家和他的团队会在其思想路线中扯闲篇，那就不是这条路线提出者的问题而是本文作者和读者自身的问题了。这个逻辑上多余的句子恰恰是这条思想路线的点睛之笔！ 请各位看官看好了：从实际出发——建立联系实际的理论——从实事中研究规律——真理经实践检验并且在实践中发展。如此看来，虽有反复和不够贯通之嫌，倒也不妨看作是一条“路线”，一条探索真理的“路线”！只是首先，这些探索者们没有社会信仰和理想，甚至没有（也不代表谁的）利益。他们唯一要做的，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寻找真理——当然不排除他们找到真理之后再建立理想、信仰的可能——我们不能断定世界上是否真有这样的科学家，但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执政党。其次，假设这些探索者们确实是没有利益只有真理追求的科学家，那也还需要解释这些科学家何以与地球人类的行为如此不同：他们不需要前人的知识，他们的真理要自己到实际中从头找起，他们的研究实践和理论创造甚至不需要理论思维，不需要遵守思维规则！我们不得不钦佩他们的创新干劲和理论勇气，可是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至少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世界上存在过这样的科学家。这条扑朔迷离的寻真“路线”同样是眩人眼目的迷魂阵。 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要联系实际，研究探讨要针对和依据实际，真理也要到实践（实际工作）中检验和发展——在现成语句的杂乱堆砌中，邓小平路线逻辑上表述的不过是这样一种强调实际（实践只是实际的替代词）的 ，非辩证、非历史，因而也非群众、非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实用主义观点，而不是什么思想路线。如果一定要当作思想路线来理解，那么其含义就只能在其文字背后。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那个多余的句子了。“理论”！因为没有这个句子“路线”中就没有“理论”。而没有这个“理论”，前面的“一切”就没了着落；没有这个“理论”，前面根本就用不着那个“一切”。一切理论！当然是包括那些你们认为神圣不容怀疑的理论！有谁还会以为“路线”中仅仅是回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这里的“理论”就是主义，就是思想。只不过这些主义、思想未必从实际出发，未必联系实际，未必实事求是，因而在成为真理、能够指导实践之前还必须通过改开推动者们的“检验”罢了。这也就是所谓“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真正含义。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条并不包含“解放思想”的路线却被称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了，因为其真正的含义不在实事求是——本文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是如何“实事求是”的——其真正的含义在“解放思想”！把思想从那些还占据指导地位的主义和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创造”新“理论”，制定新规矩，重打锣鼓另开戏，摸着石头奔彼岸，先富起来做好猫，门户开放当孙子，才是这条不成其为路线之路线的精神实质！话中有话、意在言外、“锣鼓听音，听话听声”、“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谚语，对于笔者这种头脑简单，思维僵化，听惯了马、恩、列、斯、毛那些明白如画的话语的人，如果不是经过三十年如堕雾中，诚惶诚恐，苦思冥想，郁闷彷徨之后，还真不知道在理解共产党领导者的话语时也能派上用场。 我党正确的思想路线 但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并以人类的全面自由和解放为最终目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个价值观，这个出发点和目标追求，这个宗旨，不能解放！解放了就不是共产党！ 如果说政治路线是解决做什么及怎么做的问题的话，那么思想路线就是解决为什么做这个（些）和如何想到做这个（些）以及为什么这（些）个做法和如何想到这（些）个做法的问题。显然，这就是世界观（包括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劳动阶级的立场。我们党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也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我们党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上述方向、目标就由这些立场、观点、方法所决定。由于买办资改集团对马克思主义三十多年的偷梁换柱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今天的青年人对阶级、阶级斗争这些概念已经感到生疏，甚至感到可笑。但当前社会中存在着阶级，有的阶级占有另一些阶级的劳动是无须争辩的现实。这种现实也不是玩弄几个诸如“阶层”、“全民先锋队”、“和谐”、“人本”之类的词样就能掩盖得了的。不管当今社会与马克思时代的阶级状况如何不同，劳动阶级的立场而不是官僚集团和内外资本的立场始终应是共产党的立场！ 当今社会随着新学科、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新的具体方法也不断出现，但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我们的主观世界）的最根本的方法。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不是把辩证法加之于外部世界，而是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的联系本来就是辩证的，这是自《易经》到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客观真理。离开了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解释事物，离开了唯物辩证法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背离了唯物辩证法根本就找不到什么真理。 理论、真理与实践的关系就是辩证的关系。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是说所有假说、理论都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真理，但通常的情况下是说当理论与现实相矛盾时，实践是判断理论真理性的根本的和最终的标准，而不是一切真理都要从头再来，不是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事实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某种意识的引导下进行的，一切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都是在某种成型或不成型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的，这与理论源自实践及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矛盾。否则知识就不能积累，否则人类文明就不能发展进步，否则改革开放也就不需要特色理论的指导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直接起始于对工人运动实践的总结，而是对人类所有理论成果进行分析批判和总结提炼后得出的与客观世界及其发展相一致并被后来的社会实践所证实的真理。而且实践本身也是发展的、历史的。人们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广度、深度上进行的，因而也都有其局限性。人们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从简单的实践中形成较粗浅、较局部的认识，再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实践，在新的实践中纠正错误的认识，形成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再在新认识的指导下进行新的实践，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从而逐步接近绝对真理，逐步进入自由王国的过程。真理的发现有一个过程，谬误的纠正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人们不能由某次或某些人的实践就轻率地确定了真理，同样也不能由某次或某些人的实践就轻易否定前人的实践和认识成果。正因如此，列宁才有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说。 我们党坚持群众观点，而且创造性地制订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我们所说的作为检验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断实践。毛泽东关于实践标准的原话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的社会实践就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不是哪些人的某一次“实践”，更不是哪一个人的“实践”。——科学研究中可由少部分人进行一些判定性实验，但是，这些实验是在人类既往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人类既往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实验结果和过程必须得到公认，或者说这些实验一定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别人可重复的；再者，即使得到确认的判定结论也可能因为人们研究工作的进展和新事实的发现而被修正，因而这些实验实际上也是社会实践——所谓“不争论”就把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个人意志当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同样不能解放！解放了，即便提出什么高尚的目标也会流为口号，党章和宪法就会成为空文。解放了，就会从人民一边站到官僚集团和内外资本一边，就会把全国人民三十年艰辛积累的公有资产装进先富者的腰包，就会把改开集团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决策造成的恶果转嫁给数千万下岗职工承担，就会把人大和政协中的工农代表赶出去而把两会搞成“精英”俱乐部，就会用超军费的维稳费去创建“和谐社会”，就会把霸权主义者用血和火推行的“普世价值”奉为真理天条，就会以专政手段对付工人农民的同时去建立资本操纵的“公民社会”。解放了，你的特色道路就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本色背道而行的变色道路，不管你几个代表都不会代表广大劳动群众，就算你用房地产、城市群以及供西方人消费换纸片的“比较优势”产品堆积出来的GDP真地是什么科学发展，你以之为本的“人”中也不可能包括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解放了，共产党也同样不再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一切从争取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并以人类的全面自由和解放为最终目标的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道路的思想路线；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文化传统以及世界局势变化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地制定相应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策略、规划的思想路线；是在革命、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思想路线。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矛盾运动即发展规律，因为她指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因为她代表工人和整个劳动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同时代表着全人类的未来，因为她实现了人类全面自由解放这一崇高价值追求和客观真理的统一。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不能违背这些普遍法则，背离了这些原则就必然背离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必然背离历史进步的方向。坚持普遍原理的同时我们又坚持实事求是，是因为一般不能代替个别，具体的事物总包含自己的特殊矛盾，总体的方向、原则也不能代替曲折复杂的具体实践路径。我们反对本本、教条主义，是反对把适应彼时彼地的东西生搬硬套到此时此地，不是反对贯穿于彼时此时、彼地此地的普遍原理、原则。 马克思主义当然也要发展，也要接受检验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有些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个别论断已经过时，但其基本原理、原则却历久弥新。自其诞生以来，与其说没有什么哲学、理论能够驳倒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毋宁说西方根本就再也没有产生哲学。一百多年来不断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什么“科学证伪”，也无一成功。苏联解体后，否定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潮再嚣尘上，有人提出什么“终结论”，可是爆发于2008年的资本主义危机证明他们的所谓普世终结才是幻想。共产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不过反映了人类历史进步不可避免的曲折性，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苏联解体真正证明的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邓小平路线的思想根源 邓小平的思想路线是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面目出现的，实际上它与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截然不同。两条思想路线代表着两种对立的利益和立场，也体现着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揭示邓小平路线的思想根源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与其思想路线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邓小平结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恩格斯把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称作马克思的两个发现，并指出这些发现是科学社会主义得以建立的基础。马克思自己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把他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之不同概括为：阶级的存在只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消灭一切阶级和向无阶级社会的必然过渡阶段这三点。列宁把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毛泽东则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称作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虽然恩格斯、马克思和列宁没有使用精髓一词，但革命导师们都是从不同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恩格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也从理论构成的角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则把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集中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动态表述之中，而且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清楚地表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无产阶级专政三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支柱。而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定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由于历史唯物论可看做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又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整体尤其是对社会历史现象做出的唯一客观科学即实事求是的解释，因而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来理解并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确有其道理。但是，有道理的东西却未必具有理论价值。如果有人避开核电子结构讲用原子内部的固有结构解释原子运动就是原子物理学的精髓，或者避开基因理论讲用生命体的内部机制来解释遗传现象就是遗传学的精髓，大概不会得到学界认同。显然，邓小平的精髓提法蕴含着被用来阉割马克思主义实质内容的风险。一般说来，即使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未必能像马克思那样建立剩余价值学说。而不承认这个剩余价值，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就不牢固，更谈不上实事求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发展到今天掠夺的方式主要是金融诈骗，但诈骗仍然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尽管邓小平曾言不由衷地声称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际上却回避并在改开措施中实际否定这个剩余价值。其后沐猴而冠的政客则干脆声称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并且直接打起西方庸俗经济学的要素理论破旗。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和精髓提法的必然结果。建国以来的历史表明，思想战线上的真正问题不在要不要实事求是，而在于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则表明，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有人会打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旗号反对实事求是。 列宁是依据马克思的结论并结合苏联革命的现实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所在。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总结了中国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的晚年毛泽东念念不忘，反复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问题。不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一定是假马克思主义。苏联演变和中国特色演变的历史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演变成对工人和整个劳动阶级专政的过程。无产阶级专政，即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或者劳动阶级的民主，这个历史的、逻辑的因之也是实事求是的必然结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与后来的买办、修正主义政客有意回避这个专政不同，邓小平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利用了这个专政工具并改变了这个专政的性质。这个专政、民主问题本文后面还要讨论。 毛泽东的提法则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他所说的分析就是唯物辩证的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他要求和解释的实事求是是一致的。他不但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指出了如何通过对具体事物进行唯物辩证的矛盾分析去做到实事求是。在真正的理论建设上，革命导师与三十年来一茬茬的创新勇士之间判若云泥。 实事求是原则，是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及本性去认识和解释事物的原则，就其本来意义讲属于方法论、认识论原则，但还不是方法论、认识论本身。正因如此，毛泽东才在强调实事求是的同时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自然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如果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就不可能根据事物内部客观的矛盾运动及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去认识和解释事物，也就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就会把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样的伪科学也当成实事求是的真理。上文讲实事求是的精髓提法有其道理，就是在把实事求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并且行之于实践的前提之下。习近平副主席（就其历次讲话来看，他是现有领导集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最为深厚又严守纪律，自然也包括理论纪律的政治家）在中央党校的有关讲话实际上也是这样来阐释实事求是的。但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不是这样，否则他不会在其思想路线中把实事求是与其它内容并列。虽然邓小平也曾经讲过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云云，但那不过是推销他的“实事求是”的一个过渡，正像他把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计划和市场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借口一样。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是用抽象的原则把水搅浑从而阉割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际内容，再在实事求是的空壳子中填充其实用主义的私货并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实质内容。因此邓小平的“精髓”问题主要还不在于实事求是的提法，而更在于他的“实事求是”不是实事求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邓小平的思想路线。从党的宗旨、信仰、目标追求中解放出来之后还有什么呢？对了，还有理论和真理。那么理论怎么才能成为真理呢？答案在经典作家那里是现成的：检验。如何检验呢？这里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属于邓小平的“发明”和“创新”，但在路线中却不便言明。不过没关系，邓小平在其它场合告诉过我们：“要管用”！至于“管用”的依据，自然也是现成的：实践！注意，是实践而不是社会实践——管他实践还是社会实践，只要思想套上不许争论的“解放”牌枷锁，实践就是，它不能不是某些人的狭隘经验。 没错，经验！管用！穿过精心布设的八卦阵，我们就来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领地。邓小平的哲学（如果可以称作哲学的话）就是讲究“实际”、“管用”、“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基于这种实用主义，其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标准是基于这种实用主义，后面将要讨论的其“社会主义本质”也是基于这种实用主义。主张经验就是一切、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理论化的个人利益至上价值观，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其利益的思想工具。它与辩证法相对立，也与唯物论相对立。虽然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没有像实用主义哲学那样系统化、理论化，但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其实用主义的主张都不可能不背离劳动人民的立场，不可能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政策理论上完全堕入唯心主义的臆断，政治上成为贪腐官僚集团权力资本化的工具绝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概括地说就是摸石头猫论，其思想路线不过是这种实用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进行的隐晦式书面语表达。摸石头猫论既集中体现着改开教的价值观、方法论，也隐含着私有化改革和依附性开放的路线图。“摸着石头过河”是陈云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经常讲的话，本来是指处理没有经验的事情需要稳妥的意思，但在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中却成了为过渡到大洋彼岸而摸索劳动阶级所能承受的极限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据说是刘伯承元帅较早引用的一句四川谚语，在具体事物的处理上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其所以正确有一个前提，就是这里的猫是为人除害的工具。但在改开逻辑中这句谚语实际表达的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否定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择手段的先富者成了好猫而工农劳动群众则成了该死的老鼠，从而把中国社会带进了弱肉强食的动物丛林。摸石头过河意味着否定此岸，即否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也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指导地位（否则就不需要去摸石头）。而猫论逻辑则不仅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至上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而且否定了中华传统文明追求整体利益和大同理想的价值观内核。按照猫论逻辑，通吃世界的美国统治阶级必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猫，所以跪倒在这只猫王脚下当孙子也就成了中国改开“精英”们的不二选择。 就像无论如何憎恶工业社会也不可能回到钻木取火的时代一样，邓小平们即便真地想“一切”从头到“实际”中去寻找“真理”，他们也不可能从结绳记事和伏羲画卦做起。摆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之后，他们只能钻进剥削阶级的思想牢笼。离开了劳动阶级的立场之后，即便他们真地想成为没有利益只有“真理”的科学设计师，也只能“实际”地站到官僚集团和内外资本的立场上。他们能够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他们解脱不了历史辩证法的禁锢！ 邓小平路线的确立和发展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但他们所反对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邓小平的思想路线就是这样一条否定马克思主义最本质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与历史上的老修正主义者不同，中国资改集团不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而是转弯抹角的全部否定。在一些场合，包括在党章、宪法中，他们泛泛地、抽象地肯定，甚至信誓旦旦地声称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在实际的所思所行，在具体的改开举措中则完全背道而驰。如此“讲诚信”并不奇怪，因为肯定是为了“管用”，否定也是为了“管用”！这样一条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能够推行三十多年，其极强的欺骗性以及买办资改集团掌握了最高权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不正视那个毛泽东早已指出的无情事实：我们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毛泽东再三要求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但他播下龙种，收获了跳蚤。 应当看到，邓小平思想路线的形成并得以推行还有其它客观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全民节衣缩食建设工业化国家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国家已经建立起转入现代化建设和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腾飞基础。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在四届人大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世纪目标，是国家由工业化向现代化建设转变、由不发达社会主义向发达社会主义转变的标志，但党和国家却还没有制定具体的规划和相应的政策；以前那种提取全部农业剩余发展重工业的高度集中的统制型计划经济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任务，却还没有着手建立与新任务相适应的科学计划模式。这种状况以及工业、科学、教育等巨大成就同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并存的现实为资改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建成较坚实的国防体系并打开中美关系，从而确立起国际大三角格局以后，国家已经有条件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虽然迅速缩小却还没有消除（在生活方面更为明显），这也为买办资改势力以西方垄断资本为靠山推行渐进依附性开放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风烛残年的毛泽东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上而把上述任务留给了后继者。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官僚特权集团发动宫廷式政变，为人民服务的政权迅速蜕变成为前苏联那样替人民做主的政权。继之而来是对文革造反派的残酷镇压，胡耀邦那种不知国家为何物的浅薄政客和赵紫阳之类（一直持续数代）因个人、家庭等原因而仇视劳动阶级的共产党叛徒、异己分子相继被邓小平有计划地选拔进入最高决策层，华国锋集团被清洗等措施，买办资改集团最终主导了政局。另外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等因素。这些就构成了邓小平路线得以取得支配地位的总体社会背景。 邓小平路线的要点在“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打断，致使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走上了以出卖资源、破坏环境和出卖数亿高质量廉价劳动力并摧毁公有经济为手段换取部分人暴富的GDP低水平扩张之路，是国际大三角格局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挫折和陷入滞胀困境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三十年繁荣，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劳动阶级的同时背叛了中华传统优秀文明。“解放思想”的真实动因是政治权力的资本化，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则是为了资本的洗白和完成资本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八。九”风波及苏东剧变之后，领教了装甲车和机关枪特色威力的中国学界“精英”像吃了原子弹之后找到了真主子的东洋“精英”那样学乖了，放弃一蹴而就的策略转而致力于首先改变生产关系，成了权力、资本和海外主子手中撕咬工农劳动阶级的疯狂恶犬，旨在摧毁公有制从而摧毁共产党执政基础并最终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官产学媒“精英”联盟正式形成。党内修正主义集团迫于国内外压力向买办集团彻底妥协——与人民利益的对立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妥协，就高层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集团向买办集团不断妥协、投降的历史——开始了把作为社会主人的劳动阶级视同于物质资料般生产要素为新剥削阶级创造“效益”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把中国纳入新殖民体系的进一步开放。这时只从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和利益中“解放”出来显然已经不够，资改势力需要像汪精卫把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当成不可阻挡的潮流一样，把国际垄断集团建立世界新殖民体系的努力视作历史进步。为了通过丧权辱国的“接轨”融入新潮流，那个汪精卫先生钟爱的词语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用来发掘这条路线的“进一步思想解放”，修正主义的思想路线最终变成了买办主义路线。当前，在外资企业拿走百分之九十以上利润，我二十八个开放产业中早有二十一个被外资控制，已经开放得一丝不挂，只差开膛破肚的情况下，“所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这样的汉奸逻辑竟然通行庙堂，政府内外的大小汉奸们与世界银行合作力推俄罗斯五百天改制计划的中国新版本竟能腰直气壮，就是这一买办路线的最好注脚。按照其开门揖盗的逻辑，一旦发生（甚至根本就无需）大规模外敌入侵，中国人民能够指望他们不会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像汪精卫那样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么？ 或许是因为觉得这样的表达太过露骨，理论界的信徒们拼接邓小平“理论”条目时在前面戴上了一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帽子，似乎这样就把水和火“和谐”成了一个东西。自相矛盾的伎俩只能是欲盖弥彰，更有违路线提出者本意。这样做将来去见邓小平是要被打屁股的，一向不许争论的邓小平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岂能容他人置喙！ 应当指出，虽然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邓小平的路线有着本质区别，但称为实事求是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买办集团干脆连思想路线也不提了，只坚持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特色道路。这表明他们已不再需要“实事求是”的伪装。私有化造富改革和殖民地式依附性开放的特色道路已经铺就，中国政界、学界、媒体界的买办“精英”们将带领十几亿“垃圾人口”沿着这条改开大道“幸福尊严”地奔向西方天堂。他们无需回头看看走过哪些弯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走弯路！因为根本就没有别的路！万一改开真地出现什么问题，只要继续改开就能解决，也只能通过改开来解决！否则就是走回头路，就罪不容诛，就是复辟文革，就是薄熙来！他们不犯错误，他们先知先觉，他们全知全能。不！他们的能耐会让那位不犯错误、全知全能的西方上帝也无地自容！那位上帝创造的世界充满灰暗和丑恶，而中国“精英”们“创新”的改开世界却没有灰暗只有“辉煌”。他们的丑恶就是“辉煌”！ （待续） [注1] 也许邓小平在此还想包含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的含义。这在三大作风的语境中是对的，但在其思想路线中却不能。这是因为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不能指导实际。如果这里的实际包含了实践的含义，就会与前句中的实际一词概念不同一，会使“一切从实际出发”变成“一切从实践出发”。概念模糊不清是中国传统思维和表达方式的痼疾。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改造起始于西方科学的引进（西方思维本身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于“封闭僵化”的毛泽东。中国改开“精英”们的“思想解放”显然把思想解放回了之前的一锅粥状态。不论对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从价值观到思维方式他们汲取的都是糟粕而不是精华。 （责任编辑：刘杰）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