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959年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他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力地证明：正确的是毛泽东，不是教科书。联系我国现实，应该深思、再深思。 xiaoliwencai点评：很好。毛主席的思路是对的。只是，依然是理论不透彻。实际这个问题，就是我在《从国务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场革命》提到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这个权利应该是归人大系统，不是党，也不是政府！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它的理路根据就是：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必须首先把这个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解决好了。问题是，直到2002年，国家准备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才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部门究竟应该放置在政府之下还是人大之下，当时颇受争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宏观部部长刘鲁鱼研究员鲜明地指出：“国资委显然应该放在人大之下，或者说人大应该设立这么一个委员会。” 他举的最有力的反证是：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处置巨额国有资产，甚至根本不必经过人大讨论。他说，对于国有资产，如何处置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究竟应该由谁行使最终处置权，或者说，是否应该由人大授权让政府处置？”可是，刘鲁鱼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国务院授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这样的制度设计，其情形就好比保姆霸占了主家的财产，然后，将财产交由其儿子，他儿子又聘请狼外婆来经营。结果，先是保姆砸碎了主家的铁饭碗，将其赶出家门。然后其儿子和狼外婆狼狈为奸，借改制之名，大肆抢劫国有资产。于是乎，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这个问题第二次被提出来，是2005年《物权法》草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审议《物权法》草案的说明时说：“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也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事实也的确如王兆国所说。但问题是并不是说现行的就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就是这么错过来的。而这正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上的总病根。正是由于把本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行使的国家所有权划归了国务院，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徒有虚名，因为已变成了国务院所有制，相应地，社会主义的根基也被彻底抽掉了。由此看来，通常的我国是***领导的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以为这个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罢了。自然，以“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为依托，一个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新型的统治阶级出现了。这个阶级就是官僚阶级。相应地，与官僚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产生了；再相应地，一个与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格格不入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明朗化了；再相应地，一个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相对立的官僚主义的分配制度产生了。自然，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与官僚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针对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财产所有权由国务院行使等问题，李成瑞在《一个核心-不能偏离 六大问题-不容回避 》一文中坚决反驳，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核心——要不要全面地遵循宪法？”和“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财产所有权由国务院行使，是背离宪法的，应予修改”等问题。为此，李成瑞和巩献田等几次上书中央，和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地斗争。遗憾的是，尽管李成瑞等认识到了捍卫宪法权威的重要性，认识到国家所有权的必须由人大行使的极端重要性，也认识到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内容这个核心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把国家所有权必须由人大行使这个问题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更没有去唤起民众，率领整个阶级来为此共同战斗。他们把斗争的重点放在了对中央的建言上书上，与虎谋皮了。自然，李成瑞等在斗争中惨败，也是情理之中了。但不管怎么说，李成瑞、巩献田等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是左派中难得的大明白人了！所以，我非常敬重他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明白人，这个人，就是我的知己：项观奇先生。 项观奇先生在他的《一个必须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提出：“一切权力归人大” ，对了。 18、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理论也错了。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7篇不点名批判苏共中央的文章，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后来的“九评”，基本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内容。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私有化潮流在膨胀，也证明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于，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 再重复一句，不能因为有以上错误，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 xiaoliwencai点评： 第一、“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是这样的么？看一看现在，是毛主席估计严重了么？如果是过去，邓力群说这样的话，还有情可原。现在，还这样说，就说不过去了！三座大山早已经压在人民的身上了。你邓力群莫非看不见不成？！而这样的结果，毛主席在1962年就预见了。 第二、文革的对错，究竟在哪里？从邓力群的文章看，至今，他依然不知道。所以，邓力群提不出正确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办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我以为这个说法太笼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复辟，也一定不是复辟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里面去，而是复辟到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里面去。对此，主席在1962年的讲话中已经预见。事实也的确如此。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复辟？上面已经说了，我们变更了所有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但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却没有随之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实行了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根子就在这里。 第四、我奉劝左派的同志们一定要明白：无论是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还是官僚买办汉奸集团，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都有各自依赖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管理体制。官僚阶级依赖存在的经济基础和体制设计是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归政府所有和一元化的***的领导。官僚资产阶级是官僚特权阶级利用修正主义路线持权抢劫的结果。官僚买办汉奸集团是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与国外势力相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结果。如果我们找到了他们依赖存在的经济基础和体制基础，通过制度和体制的大革命，从根本上予以铲除，这个腐朽阶级还能存在么？显然就没有了。这才是事半功倍的根本方法。（完） 附：《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http://lifz777.blog.163.com/blog/static/67834052201011245466724/ （责编：而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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