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從一九七○年代的保釣運動談起 台灣一般人對保釣運動的印象，除了這幾年來不時有從北海岸出發前往 釣魚台列嶼的保釣船，與日本海上保衛廳的艦艇發生衝撞而引來一些媒體關 注之外，就是四十年前發生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的一場愛國運動。當年的參 與者，所謂老保釣，如今也都過了耳順之年。從 2009 年在新竹清華大學舉 辦的保釣文獻會議，到 2011 年在世新大學舉辦的保釣四十周年會議，我們 在現場看到的確實主要是一群六、七十歲，頭髮花白，不少已經退休的老留 學生、老學人，其中大半還是理工科出身的。這些人雖然已過耳順之年，然 而發起言來的情感與氣勢卻都還不輸時下憤青，可以看出這是一場青年運動 對參與者一生的衝擊與影響，讓他們在生命的深層還保留著青春狀態。所以 說，保釣運動是遠遠不能被政治的、愛國的概念來框限住。這是本文要探索 的其中一個面向。 1987 年解嚴之前，海外台灣留學生具有群眾性質的政治運動主要發生在 北美洲，一個是台灣獨立運動，另一個即是保衛釣魚台運動。台灣獨立運動 基本上是以右傾的親美反共思想為其意識形態，雖然有左派台獨存在，但只 是整個台獨運動裡的邊緣分子。相反的，保釣運動一開始就有受到社會主義啟蒙的左派學生參與其中，成為最大的主導力量，並且還將運動轉化為中國 統一運動。而當時中國正是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成為全球青年進步運動 的理想標竿，因此當年很多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不僅曾經被四○年代 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猛烈衝擊，還受到文革理想深刻感召。可以說約略同時在 一九七○年代初發生的這兩個台灣海外留學生政治運動，是台灣戰後新生代 來到美國留學之後，一左一右的兩個運動。從這個觀點來看，發生在四十年 前的保釣運動就不只是一場愛國保土運動，更是一場海外台灣留學生的左翼 啟蒙運動。 四十年前發生在美國的保釣運動隨著轉化成統一運動。就像五四運動， 它起源於一場學生愛國運動，這個「國」原初是一個廣義的中國，但接著保釣 高潮而來的冷戰局面的巨大變動，在 1971 年 9 月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舉行的國 是會議之後，這個中國就由中國大陸來代表了。由此，海外保釣運動遂轉化 成為中國統一運動（簡稱統運）。於是這個原初的、較為素樸的愛國運動就帶 上了左翼的色彩，這幾乎是 20 世紀第三世界知識青年尋求國家自主與民族解 放的命定途徑。 這樣的一種左翼的愛國運動，或說民族解放運動，基本上有著兩個特 質：其一是反帝，其二是社會改造。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一九七○年代的 情境下，就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及其對第三世界的侵凌，而尋求 國家的主權獨立。第三世界的社會改造就是認為原來抵抗不了列強侵凌的、 落後的、反動的社會政經體制，必須經過徹底的改造而走向前瞻的、現代 的、真正民主與平等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當然不是美帝所代表的政經體制 與意識形態所能提供，因此必須另尋出路。從保釣到統運之路基本上就是這 麼一個左轉過程，一方面反抗美帝將中國領土釣魚台私相授受給日本（一個 前帝國主義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主權獨立與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 當時的文化大革命，則提供了追求理想社會的另類藍圖。 從保釣到統運，在幾乎整個一九七○年代吸引了很多台灣赴美留學的知 識青年，不少人以身相許，成為他們一生中抹滅不了的青春激情，因此我們 今天還能在四十年後看到這些人重新聚會、相濡以沫。 1970 年 底 開 始 的 海 外 保 釣 運 動， 在 1971 年 9 月 轉 化 成 統 一 運 動， 然 而 這股動力在 1976 年文革結束後開始衰退，而在 1979 年鄧小平採取反向的改 革開放政策之後，更失去了原初的動力，遂沉寂下來而進入尾聲。之後又隨 著中國大陸的改弦更張與蘇東集團的解體所帶來的全球左翼運動的大退潮， 於是這個涵蓋整個一九七○年代的廣義的海外保釣運動的左翼內涵也逐漸模 糊，抽象的「愛國」幾乎就成了如今回顧的刻板印象。 然而正如五四運動有其多重的面向與豐富的意涵，而不能刻板地被限定 在愛國運動的範疇，保釣運動也有其多重的面向與發展。首先，保釣運動不 只發生在海外，也在台灣與香港爆發而且各有著深遠的、多於愛國運動的影 響。保釣運動在台灣的部分，我在十年前出版的《青春之歌》一書，記錄了1971 年到 1973 年台大學生的保釣學運過程，今年我在世新大學舉辦的「保釣 四十周年──理想還在召喚」的會議上也發表了〈七○年代台灣保釣運動的珍 貴資產〉一文，闡述當年台灣保釣運動的多面性，以及對那一整個世代人的 影響。這一部分在此就不再多言，本文要講述的是一向較少言及的保釣運動 背後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不會對中國大陸的政策言聽計從，而較為強調台 灣本身解放力量的「海外台灣左派」的來龍去脈。 台灣留學生的海外保釣運動轉化成統一運動之後，基本上只能在海外華 人與留學生圈子裡活動，較難在台灣本土有著力點。但是這裡要講的這支海 外台灣左派則有著另一番光景，首先它胎動於一九六○年代初期，其中部分 人士積極參與保釣運動，成為影響釣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它也從釣 運人士中吸納更多新血。在海外釣運／統運沉寂之後，這股擴充後的力量繼 續面向台灣，不僅從一九七○年代就開始奮力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並在一 九八○年代之後也成為促成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重要力量。可說從六○年代 初活躍到台灣解嚴的八○年代末，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海外台灣左派是一個概括性的稱呼，這群人除了思想上受到馬克思、列 寧與毛澤東的影響外，還有幾個特點： 1. 台灣解嚴前，他們因為各種原因，包括上了黑名單，甚至被吊銷護 照，或因學業尚未完成，基本只能在海外活動，尤其在美國。 2. 他們不以「民族本位」來思考問題，但基本上也不質疑自己的中國人的 身分，並且基本肯定從辛亥革命到四九年解放的中國現代革命道路。 3. 他們認為台灣問題以及更大的整個中國的問題必須放在相對於歐美日 的第三世界的視野來檢視。 4. 他們大多數不認為台獨是條出路，因此不屬於台獨左派（但有少數台 獨左派也源自這群體），但對台獨運動的發生抱著歷史性的同理心。 5.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在如何統一的看法上。基於對台灣曾作為日本帝 國殖民地，以及那時正作為美國保護國而位居冷戰前線，這兩段歷史特殊性 的理解，他們認為台灣不能只是等待祖國的解放，必須發展出自身的社會解 放力量。就是說，必須有台灣人民積極參與在內，才是最理想的統一與解放。 當然這樣的看法與立場並非那般涇渭分明。由於他們基本「面向台灣」，認 為台灣社會在經過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左翼肅清之後，必須有自身左翼力量的 重生與茁壯，因此他們與海外統運和台獨左派之間也就存在著一些模糊空間。 在這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由於發生過多次歷史性的變局，這批海 外台灣左派在不同時期面臨不同的形勢，而有著不同的課題與行動。同時也 陸續有新到的年輕台灣留學生加入，確實能呈現出一個上下傳承的線索與特 質，可讓我們稱之為海外台灣左派。因此以歷史性事件為綱，我們大致可以 將其分為幾個時期：保釣前的六○年代、釣運／統運的七○年代以及後釣運／統運的七○年代。在分別敘述這幾個時期之前，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當年 的時代背景。 二、解嚴之前台灣留學生的時代背景 （一）大批來到美國的台灣留學生 海外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在一九七○年下半開始醞釀發展，在 1971 年4 月 10 日的華府保衛釣魚台大示威達到最高潮。1 那天估計有 2,500 人參加，其 中 3/4 來 自 台 灣，1/4 來 自 港 澳。 這 是 個 不 得 了 的 數 字， 北 美 洲 各 地 的 台 港澳留學生那時總共二萬多人，當然參加者也包括一些已經畢業工作的學生 和各地華僑。在那經濟並不充裕的年代，他們必須包巴士、搭飛機，或者開 車，很多是遠從西海岸或加拿大，在 4 月 10 日那天聚集到華盛頓首府來。而 不克趕赴華府的也在各地舉行數百人之眾的示威遊行。可見這個運動在北美 台港澳留學生界影響之廣。 一九七○年代之初會在遠隔重洋的美國爆發這麼一個影響到那一整個留 學生與留美學人世代、強而有力的保釣運動，是有其當時的特殊背景。不只 保釣運動，與它同時同地同一個留學生與留美學人社群也興起了台灣獨立運 動，幾乎是與釣運／統運平行發生與發展。 要理解這個現象必須回到當時的全球冷戰局勢與台灣在其中的位置與角 色。海外保釣運動醞釀於 1970 年底，也就是說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是在 一九六○年代來到美國留學的。到了一九七○年代下半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還在修學位的）已經超過三萬人，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數目中是數一數二 的，另一個留美學生很多的國家是伊朗。這些留學生大半都不是富有權貴家 庭出身。就是說不是自費或公費留學，而是靠美國大學的獎學金來到美國。 當時美國願意提供大量的獎學金名額給這兩個國家，當然有其特別考量的動 機，而這兩個國家能產生這麼多的留美學生當然也有其特殊的時代條件，及 其與美國的特殊關係。 美國為何願意提供巨額獎學金給第三世界國家？道理很簡單，首先是 培養第三世界的親美派，再來是吸收第三世界的菁英分子來為美國工商業服 務。大凡每個大帝國都有這種雄心氣魄來這樣操作，不須多做闡述。問題在 於為何選擇台灣？這就要看一九五○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冷戰 局勢中的位置與角色了。 台灣當時一方面作為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第一島鏈中的關鍵一環，另一方面又是以代表全中國的中國人自居。中國大陸的「赤化」以及韓戰時帶給美國軍隊 巨大的災難，一直是美國戰後難以吞嚥的苦果，因此如何栽培親美的中 國人就成了美國在韓戰以後的重要課題，而這時能夠被栽培的中國人就主要 來自台灣，因此大量的獎學金名額就開放給了台灣的學生。這是一九七○年 代保釣運動發生時，為何會有那麼多台灣留學生的國際政治背景。這種情況 一直延續到中美關係解凍，中國大陸採取改革開放政策的一九八○年代為止。 （二）戰後台灣教育的普及化 台灣當時也適時能夠提供這麼多夠格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理工科的， 來到美國留學。這除了有中國社會傳統上就重視子女教育這因素外，就主要 來自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普及化與平等化的教育政策了。 我與先父是同一個中學──台南一中──畢業，差別的是他是在日據時 期（1935 年），而我是在國府時期（1969 年）。我就讀台南一中時，每一個年 級有 20 個班，每個班平均 50 個學生，就是每個年級有 1,000 個學生。而父親 畢業時他那一年級總共畢業了 85 名，分成兩班。每個年級不超過 100 人，不 到一九六○年代台南一中學生的 1/10。何況日據時期全台灣給台灣人就讀的 中學校屈指可數，每個學校又只有這樣的學生數目，可說是菁英教育了。到 了一九六○年代台灣的中學在國民政府普及化的平等教育政策下，都已經成 了平民化的中學校。 隨著中學畢業生數量的增加，公私立大學也急速擴展。我們可以從一九 五○到一九六○年代台灣各級學校的升學率來看。在我出生的 1951 年，小學 畢業生升上初中的升學率是 38.6%，我小學畢業的 1963 年增加到 54%，到我 大學畢業的 1973 年則增為 83.7%；而 1951 年初中畢業生就讀高中的升學率是57.3%，到我初中畢業的 1966 年則增加到 75.8%。以全體國民的教育程度來 看，中等學校以上學歷的人口在 1952 年只占 8.0%，到了我升上初中的 1963 年是 14.5%，而在 1975 年我退伍時則上升到 30.4%。若以絕對人數來看也呈 現急速上升的趨勢，1951 年台灣從小學到大專等各級學校的當屆畢業生是 16 萬人，1963 年增加到 45 萬人，到 1973 年更增加到近 90 萬人；其中當屆中等 教育畢業生在 1951 年是 3 萬 6 千人，到我高中畢業的 1969 年則增加到 27 萬 7千人；而在學的中等教育學生人數 1951 年是 12 萬 8 千人，1969 年增加到 102 萬 8 千人，有七倍的成長率。可以說相較於日據時代，台灣在經過一九五○ 年代開始的普及化教育後，到了一九六○年代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確實 已是個不小的群體。（參見表一） 來到一九六○年代，雖然台灣經濟已經開始發展，但經濟結構並沒能 夠容納得下逐年增加的大學畢業生。然而這些大學畢業生卻有了一個新的出 路，即是前往美國留學。美國也就在這個時候基於全球戰略布局，而提供台 灣的大學畢業生大量的獎學金名額。
1983）。 （三）留學美國成為台灣青年的出路 美國對台灣戰後一代的知識青年而言本來就非陌生之地。一九五○年代 開始，美國繼日本成為台灣的宗主國之後，美國的影響在台灣全面展開。戰 後知青一代都不會忘記那時各地設立的美國新聞處的吸引力，以及他們辦的 《今日世界》雜誌與出版的圖書所提供的精彩內容；也不會忘記這些影響在一 九六○年代成為用來反抗國府威權體制的思想工具。 於是台灣這批戰後出生，成長於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新生代知 識青年，在國府普及化與平等化的教育體制下遂大批地進入大學，而在大學 畢業服完兵役之後，又順理成章地大批地接受美國大學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這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之交台灣學生出國留學的情況，那時主要 的留學國就是美國，很少人去歐洲或日本。於是這一批台灣留學生在美國遂 形成一股不小而多樣的力量。 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大約從一九五○／一九六○年代開始大量的前往美國 留學，然而一九八○年代之前留學生學成回台的比例甚低，大半都在美國就 業定居下來。這種有去無回的情況當年還引來了一句調侃的話「來來來，來 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因為出國留學的以台大畢業生最多。於梨華也寫 過《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與《會場現形記》2 等小說，來探索這批羈留北美洲 華人知識分子在大洋兩岸間的情事。當然剛開始時台大畢業生出國留學的最 多，因為它本身成立早，學生也多，但到一九七○年代之後，來自其他學校 的也不亞於台大的了。 基本上到了一九七○年代，只要大學成績不差，畢業服役之後無須馬上 承擔家庭經濟責任的男生（就是說小康之家即可），又有出國留學的強烈動 機，總是可以想方設法來到美國留學，而申請美國大學獎學金雖是最佳的途 徑，尤其是理工科的學生，但其他方式也不少。那個時候即使沒能拿到獎學 金，在美國打工的機會很多，移民檢查寬鬆，只要有心，半工半讀就能在美 國社會混下去。過後要解決身分問題，基本上都不是難事。當然獎學金是個 重大資源，讓你無須半工半讀，有餘裕從事很多課外活動。因此在一九六○／一九七○年代，除了循規蹈矩在美國的大學研究所修學位的之外，還有不 少身分不明的、跳船的、退學的、居留過期的，或因被國府吊銷護照而成為 黑戶的，構成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社群的一片熱鬧景象。 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界還有另一個特點，在當時中國人的共同認同下， 他們與港澳留學生是互通聲氣的。此外各大都會區都還有唐人街／老華僑社區，也成了台灣留學生各種活動或運動的場域。 （四）世局遞嬗與留美學生的變化 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的人數與活動的高峰是在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 年代前半，而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由於中美和解，加上中國大陸採行改革 開放政策，美國的大學遂開始把原先撥給台灣學生的名額逐漸轉給大陸學生 了。這對美國的政策而言是一致的，他們如今可以直接從中國大陸的學生吸 收人才，培養親美派了。而同時台灣由於經濟的發展，更多的家庭可以負擔 得起自費留學的費用；而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也不再那麼狂熱於出國留學，即 使出國也有更多選擇與競爭國度，例如英國、德國、澳洲、日本等。此外， 台灣留學生界二、三十年來熱烈的政治活動，也因 1987 年的解除戒嚴而重心 轉移，海外不再成為反對活動的主要場域。 如此，在一九九○年代之後，美國台灣留學生社群的熱鬧景象遂被中國 大陸留學生所取代，何況那又是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一項數據可以幫 忙說明這種情況：2002 那一年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中，印度與中國大陸是人 數最多的兩個國家，都在六萬人以上，台灣掉到第五名，不到三萬人，其中 還包括很多高中畢業去讀大學部的，與前一世代有著極為不同的組成。3 前面提到一九七○年代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人數是數一數二，而另一個留學 生最多的國家則是伊朗。伊朗的情況和台灣頗為類似而更極端，首先那是巴勒 維時代的伊朗，1953 年巴勒維在 CIA 的幫助下奪回政權之後，將伊朗建構成一 個親美政權，成為冷戰時期美國在西南亞的一個重要戰略據點。由此，一九 六○／一九七○年代也有大批伊朗子弟來到美國留學，在巴勒維王朝垮台前 夕的 1979 年曾有超過五萬留學生在美國的紀錄。他們的社群也孕育著有如台 灣留學生界那般的政治氣氛，對伊朗祖國有著深沉的關懷和激進的行動。 伊朗留美學生界也在一九八○年代之後如同台灣留學生界一樣，由於一 個政治局勢的轉變而人事全非。那是發生在 1979 年的柯梅尼革命，推翻巴勒維，出現一個全新的、反美的穆斯林政權。此後美國大學校園難得見到伊朗學生，在新世紀甚至掉到 2,000 人以下，美國也找不到像台灣這樣的一個小 伊朗，可以繼續用來栽培親美伊朗人了。於是在一九九○年代以後，印度與 中國大陸就取代了伊朗和台灣，成了在美國人數最多的外國留學生群了。 可以說台灣去美國的留學生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八○年代，在全球冷 戰的高低潮變化中，前後熱鬧了將近三十年，而這一切都與世界局勢的變動 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所要探索的海外台灣左派的演變，即與這三十年的世 局遞嬗息息相關。 三、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衝擊 一九六○／一九七○年代這麼多的台灣留學生匯聚到美國，照理應如原 初設計，不管回到台灣還是留在美國，都會接受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走上 一條親美的道路。實際上確實也達到了大半的功效，台獨運動即是其中一個 收穫。戰後新生代親美的台獨運動從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之交在美國興 起，至今不衰，並且作為美國左右兩岸關係的一顆棋子，而成為影響台灣政 局與兩岸局勢的巨大力量。 然而作為與美國主流價值十分搭調的台灣獨立運動，只是台灣留學生的 一方風景，另外卻也有一大批留學生反而意想不到地受到六○年代全球性青 年造反運動的深刻影響，而走上對美國霸權及其價值的反思與反抗之路。美 國社會在一九五○年代歷經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後，戰後新生代在進入六○年代時即開始反思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及其在全世界的霸權角色。 （一）從黑人民權到反越戰 美國戰後的黑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從 1955 年阿拉巴馬州 蒙哥馬利市的「罷乘種族隔離公車行動」開始，到 1960 年在北卡羅萊納州葛 林斯堡一家百貨公司飲食部的「種族隔離區強坐行動」（Sit-in），1963 年 8 月金 恩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我有一個夢〉的演說，而在 1968 年的《民權法案》 達到最高潮。與此密切相關的「校園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也在 1964 年底的柏克萊加州大學爆發。 而美國大舉介入越南戰場更是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1963 年開始就有和平運動者開始抗議美國介入越南戰場。1964 年 8 月美軍在越南外海製造 東京灣事件，詹森總統藉此從國會取得出兵權，更大舉出兵越南，隔年就達 到 30 萬兵力。又為了增兵越南，開始大規模徵兵，於是引發美國青年的抗 議，尤其是也被列入徵兵範圍的大學生。 於是從 1965 年開始，反越戰運動迅速在全美各地蔓延，尤其是各個大學 校 園。 全 國 性 的 學 生 組 織 也 相 繼 組 成， 像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與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在一九六○年 代的下半期隨著越戰的升高、美軍傷亡的日趨慘重以及美軍在越南農村的暴 行，例如 1968 年的美萊村屠殺事件（My Lai Massacre），反越戰運動遂進一步 與黑人民權運動合流，成為要求改變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與體制的兩大重要推 手。美國的大學校園遂成為這個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的主戰場。學生不只遊 行，還發動罷課，占領行政大樓等等，並且把各種社會團體如婦女、宗教、 工會等社團全都捲了進來。反越戰運動並且擴大到全國政治層次，1968 年 8 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用來提名當年總統候選人）在芝加哥舉行，會場被 反戰示威群眾包圍，芝加哥市長出動了三萬名以上警察與國民兵強力鎮壓。 騷動的校園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年代，衝突越發激烈而血腥。例如 1970 年 5 月 4 日發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軍射殺四名反戰示威學生事 件（Kent State Massacre），以及十天之後的密西西比州傑克森州立大學的學生 示威活動中，警察射殺二名學生（Jackson State Killings）。這一連串的兩次校 園射殺事件引來全國民意的反彈，並引發了首次大規模的全國學生大罷課。 這些流血抗議終於迫使尼克森政府開始考慮退出越戰。直到 1973 年初，南 越、北越、越共與美國四方人馬簽訂巴黎和平協定，美軍逐步撤出越南之 後，反越戰運動才進入尾聲。 （二）從巴黎街頭到美國黑豹黨的左翼旗幟 從一九六○年代初到一九七○年代初的這段以美國反越戰和黑人民權運 動為主導的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也同時在其他國家發生，歐美日等已開發 國家幾乎無一倖免。其中 1968 年 5 月在法國爆發的學生運動與接著而來工人 運動及其全國大罷工，更是成為其他國家青年運動的標竿。 1968 年的法國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不僅是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的高峰， 也是六○年代全球進步左翼風潮的象徵。在保守反共的一九五○年代之後， 1959 年卡斯楚的古巴革命正是挑戰美國為首的冷戰秩序的濫觴。一九六○年 代初中蘇共公開決裂，隨後在 1963 到 1964 年間，兩國更針對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的路線展開公開論戰，中共先後發表了九篇評論文章，抨擊蘇聯的霸權 路線與僵化的官僚體制，構成有名的「九評」。這些都在為落後國家提出一個 有別於美蘇兩大強權及其體制的另類出路，給全球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左翼力 量極大的鼓舞與啟發。尤其是在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後，對左翼人士而言 更證明了蘇聯道路的不可行。 在這種變局下，中國大陸 1966 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全球青年運動 的熱潮中，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遂成了極吸引人的號召。「毛派」於是在世界各 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從此形成一股實在而不可輕忽的力量。 而美國社會反動保守勢力所構成的阻礙，也讓民權運動裡的一批人士激進 化，有人遂喊出「黑人力量」（Black Power）的口號，採取有別於馬丁路德金恩 溫和路線的非和平的手段，來爭取黑人的平等權利。其中最有名的即是主張左 翼革命路線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以及 Malcom X 及其黑色穆斯林 （Black Muslims）。他們都遭到 FBI 的殘酷鎮壓。這條路線後來產生不少激進小 團體，一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還在活動，例如 1974 年發生的進行都市游擊 戰的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綁架赫斯特報系老闆女兒事件。 左翼力量在一九六○年代的復興還配合著文化上突起的青年叛逆風潮。 從美國的花童（Flower Kids）、嬉皮（Hippies）運動，與民權／反戰緊密相繫 的抗議民歌（如 Pete Seeger、Joan Baez、Bob Dylan 等），英國的搖滾樂如披頭 四、滾石，到法國的新浪潮電影，以及其他文學、繪畫與戲劇上的各種前衛 藝術，所在都有。這些文化上的叛逆風潮一路影響到流行消費層面，例如披 頭四的歌曲，男性留長髮，幾乎是在全面挑戰美國在戰後建立起來的保守反共僵硬虛偽的中產階級價值體系。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七○年代，這些戰 後新生代的青年「反文化」風潮遂與風風火火的社會與政治運動合流並進，形 成我們今天所謂的「六○年代」。 （三）左翼思想在海內外台灣青年中的的復甦 處於冷戰陣營前鋒的六○年代台灣，雖然仍在國府嚴厲的戒嚴體制之 下，但由於政治上的親美立場，美國文化及其「反文化」遂也透過各種正式 與非正式管道源源流入。正式的管道有全用英語發聲的美軍電台（AFNT，即 ICRT 前身）和美國新聞處及其中文刊物《今日世界》與出版社；非正式的則來 自各種媒體，包括進口的刊物如《時代周刊》與《生活畫報》、電台的熱門音 樂、外文書店等。而其中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自行引進的各種資訊與觀念， 配合著台灣在一九六○年代的文藝出版與創作盛況。 於是開始了美國文化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各種叛逆的 訊息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及新潮電影大量傳入。台灣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同時，也如飢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4 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衝擊外，還有著 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 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這個年代的台灣青 年知識圈，直到七○年代。 六○年代台灣知識青年接受歐美青年造反的反文化運動影響還只是間接 的，當時在美國校園的台灣留學生就直接受到衝擊了。有當時的留學生回憶 說他是在校園罷課的烽火硝煙中完成博士學位的。六○年代有機會到美國留 學的台灣學生，可以說是親身體驗到美國大學校園的動蕩與爭論以及社會的 問題。這對很多來自反共戒嚴體制思想禁閉下的台灣知識青年，是個大開眼界 的機會。很多當年的留學生都曾回顧說：留學之前他們把美國奉為理想社會的標竿，而六○年代的民權、工人與反戰諸進步運動才讓他們驚醒，不僅開始對美國社會 體制進行反思，也開始擺脫美國的霸權意識形態來重新認識被 妖魔化的中國大陸。這是台灣留美學生思想轉變的環境與契機，由此開始了 台灣戰後新生代在海外尋找另類出路，而重新串起左翼連線的歷史性集結。 此外他們在美國還有了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環境。美國在度過麥卡錫 主義的白色恐怖之後，在五○與六○年代之交興起了一股重新關注中國的熱 潮，每個重要大學都成立了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並收 藏了大量有關中國的圖書，包括大陸出版的中文書刊。這些關於中國的大量 圖書與報刊提供了台灣留學生一扇新的窗戶，一個有別於原來在台灣被灌輸 的反共教育的新中國視野。不少有心的留學生就從這些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 中得到左翼啟蒙與對中國的全新認識，並開始組織讀書會。 這些開始受到左派理論與實踐影響的台灣留學生，其中不少是理工科 的留學生，而數學系出身的更是自成一幫，後來不少人回到台灣隱身各個領 域。文法科留學生受到左翼啟蒙的，則有不少是殷海光的學生或受其影響 者。聯繫六○年代初期的中西文化論戰來看，在思想上可說是從自由主義西 化派到馬克思主義革命派的大蛻變。 這些戰後第一批接受國府教育而後出國留學卻又開始左轉的台灣青年， 有著極為不同的家世背景與學科訓練。例如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讀哲學的台南 人許登源，出身鐵路員工家庭，是殷海光當年所服膺的西方分析哲學的入門 大弟子；其夫人桃園人陳妙惠是他台大哲學系同學。金寶瑜是公教家庭出 身的旗人後代，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在美國賓州的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取得經濟學博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台北人陳若曦，出身 小康家庭，就讀台大外文系時即與白先勇等一群同學共創《現代文學》，參與 台灣六○年代的文藝創作風潮；其夫段世堯則是工科學生，外省軍人家庭出 身，兩人都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留學。還有其他留學生幾乎涵蓋了社會上 的各個階層。 （四）蟄伏的六○年代左翼台灣留學生 六○年代的台灣，歷經五○年代對左派進行肅清的腥風血雨之後，基本上被塑造成幾乎是鐵板一塊的親美反共社會。左翼組織徹底崩解，左翼思想 幾乎完全被消滅，而任何左翼的風吹草動即刻會遭來撲殺。面對這麼一個惡 劣環境，來到美國後接受左翼啟蒙的台灣留學生在實踐上能有的選擇不多。 回歸社會主義祖國參加建設是其中很自然的一個，認為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 好了，台灣的解放就是迎刃而解之事；或說即使不能回台灣實踐，至少回祖 國大陸參加建設還可以立即盡其心意。陳若曦與段世堯夫婦在 1965 年參加他 們在學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個左派讀書會時，就已經決心回中國大陸。還 有一些留學生也選擇同一條道路。 當然還是有新受左翼啟蒙的海外留學生試圖對島內有所行動與影響，但 都功敗垂成。例如留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陳玉璽在海外發表左翼言論，卻在1968 年 2 月在日本暫留期間，被日本政府與國府合謀強制遣送回台，而被當 局判處七年徒刑，後來在夏大師生的救援下減為三年，出獄後再回到美國繼 續學業。那年稍後的 5 月台灣則發生了陳映真案，多人被捕入獄，也牽涉到 已經來到美國的蒙韶、劉大任等受到左翼啟蒙的留學生。可以說，台灣這種 對左翼的鎮壓還直接延伸到海外來。 於是這第一批左轉的海外留學生面對六○年代台灣在戒嚴下的嚴厲環 境，除了選擇回歸社會主義中國像段世堯／陳若曦夫婦外，只能暫時羈留異 邦靜待時機了，而又基於左翼重視理論的特質，不少讀書會被組織起來，研 習理論，重讀歷史，理解世局，並且互通聲息，互相串聯，以待實踐契機之 到來。 此外有一些個別海外留學生在接受左翼啟蒙後，選擇進到美國社會基 層，甚至到第三世界去工作的。例如在印第安納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的林俊 義，在 1971 年透過門諾教會的安排到非洲肯亞從事教育工作，後於 1975 年 回到台灣東海大學任教，並開啟台灣的環保運動。 於是在六○年代台灣如此嚴厲的環境下，不回去社會主義中國的，或不 認同其為祖國的，幾乎就只能羈留異邦等待時機了，其中許登源、陳妙惠夫 婦是必須提到的重要人物。許登源夫婦在 1963 年來到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分 析哲學，卻發現美國學院哲學系搞的是很專業的數理邏輯，與他們在台灣追隨殷海光沉浸在邏輯實證論的那種生命實踐的境界完全不搭嘎，大失所望。 這時他們卻發現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收藏了很豐富的中國大陸 出版的報刊與圖書，提供了與原先在台灣所接受的反共教育極為不同的思想 資源，讓他們得以重新認識中國當代歷史，而發展出對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 嚮往，並重新思考台灣的出路。 而這時在全球左翼陣營裡還有一件大事發生，就是中蘇共的公開決裂與 論戰。在 1963 到 1964 年間，兩國共產黨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展開 公開論戰，中共先後發表了九封公開信，抨擊蘇聯的霸權路線與僵化的官僚 體制，即是出名的「九評」。九評帶給許登源夫婦極大的震撼與啟蒙，讓他們 有機會重新認識中國革命與毛澤東的路線。接著柏克萊加大的學生運動也在 這時爆發（1964 年開始的言論自由運動），校園內左翼思潮澎湃。於是他們 遂放棄了西方分析哲學，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並被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 運動指路明燈的毛澤東思想所深深折服。陳妙惠於是轉讀圖書館系取得碩士 學位，作為羈留美國的謀生工具。1965 年許登源曾在蒙韶的引介下來到美國 東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參加陳若曦夫婦的那個讀書會，帶領他們學習左翼理 論。後來經由陳若曦，他們也認識了周大緒／金寶瑜夫婦。相對於段世堯與 陳若曦的回歸社會主義祖國，許登源與陳妙惠選擇了暫留美國，等待回台實 踐機會的來臨，這一選擇反映出六○年代海外台灣左派面向台灣，認為台灣 社會亟需重建自身左翼力量的信念。 1966 年 10 月陳若曦與段世堯夫婦經過一番折衝終於回到北京，卻碰上 文革熱潮，走了一條不曾預期的實踐之路。選擇留在美國的許登源夫婦則在 同一年 12 月放棄柏克萊加大的學業，卻沒放棄回到台灣的可能，走上了一 條與陳若曦不同的道路。夫婦倆遷移到美國東岸另起爐灶，陳妙惠找到圖書 館的工作，許登源則到麻州大學讀取電腦碩士學位。而後許一邊在紐約一家 銀行的資訊部門工作，一邊繼續深研左翼理論，結交同志，組織讀書小組， 靜待實踐契機的來臨。於是在他們周圍就形成了一個同時關注大陸文革與台 灣變化的圈子，如蒙韶、周大緒、金寶瑜、傅偉勳等人。其中蒙韶還是 1968 年陳映真案的漏網之魚，是陳映真讀書會的成員，在 1965 年出國後繼續與陳保持密切聯繫，而被當局列為同案分子。而當許登源與陳妙惠夫婦尚未 離開柏克萊時，已經受到左翼啟蒙的劉大任與郭松棻也先後來到柏克萊加 大就讀，延續了那裡的台灣左翼讀書圈子，劉大任還陪著許登源夫婦搭灰 狗巴士橫貫北美洲一路串聯來到紐約。5 或許我們可以說陳若曦與許登源代 表的不同道路，與其說是在左翼思想上的差異，毋寧說是對生命實踐的不同 選擇。 如此，讀書會成了羈留美國的台灣左派留學生這個蟄伏時期的主要活 動。讀書會作為左翼分子的一種重要活動是有其馬克思主義的特性的，尤其 對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講求的不只是對世間不平的道德義憤，不只是 在堅持一個政治立場，也不只是在擁抱一個類宗教式的對理想世界彼岸的信 念，而是在實踐中更知性地去認識人類社會演化的真相。馬克思認為他的 理論是科學的而非空想的社會主義，因此左翼分子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學的學 習。有著這麼一個強烈的知性要求，到了一九六○／七○年代，全世界的左 翼理論書籍已是汗牛充棟，但是基本的經典還是大家必讀之物。 於是在海外台灣左派的圈子裡，讀書會的形式就一直延續到保釣運動前 夕，並成為保釣運動的一股重大推力所在。幾乎在每所有眾多台灣港澳留學 生的大學校園都有類似的活動，例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劉大任、郭松棻、傅 運籌等，奧斯丁德州大學的王義雄等，以及哈佛大學的廖約克、龔忠武等人 的學習小組，當運動一來，都成為該地區甚至全美的保釣主力。 四、風起雲湧的七○與八○年代 （一）從保釣運動到美麗島事件的實踐場域 海外留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於 1970 年與 1971 年之交，是這批左轉 了的台灣留學生的實踐契機，上述哈佛的龔忠武、廖約克，德州大學的王義雄等人都積極介入，而沉潛在柏克萊加大的劉大任、郭松棻、傅運籌等人所 辦的保釣刊物《戰報》更是成了運動中的鮮明旗幟。許登源與林盛中也曾加入 紐約保釣刊物《群報》的編輯群。雖然左翼留學生不是海外保釣運動主要的初 始發動者，6 但在介入運動之後在運動的思想、觀點與方向上所扮演的積極角 色，影響了無數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很多人開始以左翼進步的視野 重新審視時局、檢討歷史、重看兩岸關係，而認識到美國的霸權本質，以致 改變世界觀，將生命重新定位。保釣運動成了這一代台灣留學生的世代志業 與鮮明印記。 幾乎接著保釣運動而來的是中美和解（從季辛吉 1971 年 7 月密訪北京開 始）以及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1971 年 10 月），標誌著中國大陸對歐美世界圍 堵政策的一大勝利。由於左翼的力量在保釣運動的啟動與開展上起了如此重 大的作用，加上中國大陸被歐美世界接受，而當時文革的理想色彩更是感召 了很多保釣參與者，因此整個運動接著會向中國統一運動轉化也就順理成章 了。這年 9 月，保釣運動的各地成員在密西根大學所在地安娜堡（Ann Arbor） 舉行國是會議，通過支持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的決議，正式宣告統一運動的 開始。由於當時中國革命熱潮未退、文革理想還在光芒萬丈之時，統運人 士的心理重心遂擺在中國大陸，將中國革命的理想及其成果作為中國統一最 厚實的基礎。可以說，中國大陸的文革作為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一 環，是當時台灣留學生左轉的一大因素。若沒有這一因素，恐怕保釣運動會 有不同的面貌，不會是那般的波瀾壯闊。 由於這是來自反共盟邦台灣的留學生左翼運動，馬上引起美國情治單位 的注意。又因為中美開始和解，他們更是密切監視來自台灣留學生的政治動向，而在留學生組織中安置了不少線民。在這種情況下，參加保釣／統運的活躍分子遂經 常受到如 FBI 等單位的騷擾，甚至迫害。例如當時在奧斯丁德 州大學讀土木工程博士的王義雄，由於參與發動當地的保釣運動，並在中國 同學會與台灣同鄉會裡積極推動保釣理想，又於 1974 年去大陸訪問，而被線 民打了報告，遭到 FBI 約談。接著他的夫人張梅梅在 1978 年參加旅美台灣婦 女訪問團去了大陸後，FBI 又來要求合作而被他拒絕，於是他就被移民局以 國家安全為由驅逐出境。這個來自美國官方的迫害，還讓他一度必須躲到墨 西哥。後來透過美國友人、保釣同志與台灣同鄉的幫忙，他才回到美國與妻 小團聚，最後一家人落籍洛杉磯地區，繼續支持海外台灣人的左翼運動。而 他的身分問題則拖到 1982 年才得以解決。王義雄參加保釣而遭來迫害的經歷 有著十足的代表性，顯示出參加保釣運動的台港留學生所引發的美國政府的 冷戰神經癥候。 可以說，保釣到統運的過程影響了這整個一代的留學生與學人，形塑了 他們的另類世界觀，燃燒他們生命的青春熱火直到世局又再一次改變，是整 個七○年代海外台灣與港澳留學生的共同記憶。然而在 1975 年越戰結束，全 球青年運動逐漸沉寂；1976 年毛澤東去世，接著發生四人幫事件；1978 年底 鄧小平復出，改採「改革開放」路線等一連串事件之後，這波保釣／統一運動 遂走入尾聲。 與此同時，台灣在經過國府退出聯合國的挫敗之後，原先個別孤軍奮戰 的黨外人士再度活躍，他們在 1975 年創辦了《台灣政論》雜誌作為集結點。 自 1960 年《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台灣政論》是十五年來第一本成氣候的政 治刊物，雖然只出了五期，到了年底就被禁刊了，但它的出版不論在政治上 或台灣意識上都是劃時代的，是七○年代台灣政治轉折的一個重要徵兆，代 表著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崛起，以及民主運動的展開。這個變化也深深影響 到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包括深受政治啟蒙的保釣學生，於是也促成了不少以 台灣民主發展為主要關心對象的活動團體。 在美國與保釣運動約略同時發生的還有台獨運動。1970 年全球「台獨聯 盟」成立，合併當時在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和台灣的台獨組織，而以 美國為主要基地。台獨聯盟的主流派自然採取毫無第三世界概念的親美反共路線，與保釣運動在整個七○年代同時在台灣留學生中展開影響力的競爭。 然而其中也有一些與許登源這些人同樣在六○年代美國留學時代受到啟蒙的 左翼分子。 在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勃興的 1978 年底，美國宣布將與國府斷交，當局停 止正在進行國會選舉，並於翌年初誣陷黨外高雄老縣長余登發為「匪諜」，將 其逮捕入獄，引發黨外人士首次公開示威的「橋頭抗爭」。最後在 1979 年底引 發了高雄美麗島事件，及後續的一連串逮捕、審判、林家血案等動蕩。由此 而將台灣民主運動與台獨思想往前推了一大步。 這些是保釣運動之後而鄧小平復出之前，羈留海外的台灣左派所面臨的 局勢。在這期間，中國革命依然光芒萬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開始蠕動， 海外親美台獨運動已經興起，這些都是台灣左派如何面向台灣的重大課題。 （二）「社盟」與《台灣人民》的摸索 六○年代就開始集結的老左派如許登源這些人，在七○年代初的保釣統 運與台獨運動同時興起的新局面下，就要面對一個新的難題。他們原來處在 著重左右之分而統獨爭議較為壓抑的情境，問題意識圍繞在台灣社會的階級 分析與革命階段等議題，如今因為保釣運動的爆發、中美的開始和解、中國 大陸的進入聯合國以及右派台獨勢力的崛起等這些形勢的變化，突然必須直 接面對統獨問題了。或者說，對海外台灣左派而言，新的形勢迫使統獨問題 登上了議程表。 接受左翼啟蒙並且深受中國大陸革命影響的這批海外台灣左派，如何對 待也是一樣接受左翼理念，卻主張獨立的台獨左派呢？這個左派內部的統獨 爭論就在保釣運動後社盟分子所辦的刊物《台灣人民》上面展開。 「社盟」就是在一九七○年代初形成的「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是個台 灣留學生社會主義者的鬆散左翼聯盟，其成員在社會主義的共識下，有肯定 中國革命道路的，也有主張台灣獨立的，但都特別強調台灣人民在左翼運動 上的主體能動性。因此不同主張的成員就各自形成小組，以生產工具取名， 例如角尺組、鋤頭組、斧頭組等。各小組之間相對獨立，甚至相對保密，橫向聯繫極其謹慎隱秘，而以《台灣人民》這份刊物作為他們共同發聲的舞台與 溝通論辯的管道。不管統獨爭論，他們基本上認為台灣基於其歷史條件，必 須重新發展出社會主義運動，也相信台灣社會有左翼運動的潛能，有自求解 放的條件。 《台灣人民》在 1972 年 10 月發行第一期，開始針對台灣的出路進行左翼 理論的探討。這本刊物由住在西雅圖的陳惠松擔任主編，所有稿件集中到他 那裡。由於還是在嚴密的冷戰時期，必須防備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與台灣 國府的雙重監視與迫害，例如上文提到的王義雄事件，因此出版上很多步驟 必須隱密進行。陳惠松於是在家裡配置了一台中文打字機，由他的夫人李富 美負責打字。陳雪梨這時也來到西雅圖參與最初三期的創刊、編輯與打字工 作。她在台大保釣運動時就讀外文系一年級，隨後休學來到美國。1972 年春 天她正準備回台大復學，這期間她除了參與《台灣人民》的籌備與編輯外，還 曾寄了一箱左翼書籍回台灣給保釣朋友。隔年初春她卻因這箱書牽涉到台大 哲學系事件 7 而上了黑名單，不能回台。黃武雄在學成回台前，也曾與其兄 弟積極參與創刊事宜。 這本刊物最初的印刷是由在西雅圖開設印刷店的一位台灣同鄉贊助設 備與紙張，而由刊物工作人員晚上去自行印製的。後來每期打字與編排完稿 後，就寄到東岸的許登源處，由許找紐約的印刷廠印刷，再拿回來自行裝訂 成書發行。書上所列的通訊處卻是遠在加拿大最東岸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 一個郵政信箱。 服膺中國革命路線而積極參與《台灣人民》這場論辯的許登源，因此遭來 一些統運人士認為他統獨立場不明的批評。為此許登源夫婦在 1972 年底密訪 北京，與當時剛回歸中國大陸工作的保釣同志林盛中寫了一份〈對台工作意 見書〉提交給周恩來，建議中共當局重視台灣人民在統一與解放過程中的能動性。8 之後中共在統一問題上在原先的「神聖領土」宣示之外，加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呼籲；同時在各中央組織架構上開始設立台灣省代表團。文 革高潮中的這個對台政策調整乃是海外台灣左派最顯著的成果。除了顯示中 共重視保釣運動人士與海外台灣左派的意見外，還反映出中美和解與中國大 陸進入聯合國所帶來的局勢變化已經將台灣問題擺上了檯面。台灣的左翼組 織在五○年代被全面撲滅之後，中共完全失去與台灣社會連結的機制，以致 來到一九七○年代重返聯合國後的這個變動時刻，就必須直接來面對台灣人 民了。 在新的形勢下，還有一些在「社盟」這個大傘之下沒有曝光的一些人也在1972 年前後回到台灣來，進到各個大專院校教書。其中有不少受到左翼啟蒙 的數學家來到台大數學系與中研院數學所，包括黃武雄等人以及與他們有關 係的唐文標。但除了出身香港的唐文標很快進入文藝領域挑起現代詩論戰， 以及黃武雄與台大保釣學生有所接觸，並利用中學數學教育改革的機會在台 灣南北遊走一遭，進行社會調查之外，幾乎只能進入蟄伏狀態，動彈不得。 社盟回台分子的蟄伏不動，反映出左翼分子在台灣進行實踐工作的艱 難。五○年代以降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立即引起注意而遭到撲殺。例如 1968 年的陳映真案、1972 年成大學生吳榮元蔡俊軍案、1973 年台大哲學系事件 以及 1977 年戴華光案等是其中犖犖大者。因此海外台灣左派除了回台一途， 還是延續了六○年代兩條道路的選擇：回歸社會主義祖國，或是留在美國等 待時機並對台灣留學生進行啟蒙。被保釣風雲所捲入的眾多台灣留學生中， 陸續有人低調、默默地回歸社會主義祖國，其中林盛中是極少數公開的人之 一。也有很多人因上了國府的黑名單而回不了台灣，甚至被吊銷護照成了黑 戶，如林孝信、劉大任等。他們是別無選擇地留在美國。 這些六○年代開始的台灣海外第一批左派分子終究沒能共同解決新局勢 下的難題，《台灣人民》最後還是因為統獨爭議在 1975 年 2 月出了最後一期第 十期之後停刊了。停刊後，社盟分子顏朝明與 Philip Chen 曾回到台灣任教， 並參與新起的黨外運動，但在 1978 年底中美建交而選舉中斷的緊張肅殺氣氛 下也回到美國來。 三）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奮鬥 雖然保釣統運的發展將重心擺在中國大陸繼續革命的進程上，但保釣 分子中還有一批人將重心放在台灣。那時還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 的林孝信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在保釣運動的發動上，林孝信曾做出很大的貢 獻，他利用他們當時為台灣籌辦的《科學月刊》通信聯絡網《科學月刊工作通 報》，以「循環信」的方式傳遞保釣信息，讓信息很快傳遞到遍布全美各大學 的 300 多個聯絡員，對運動的開展起了莫大作用。和多數籌辦《科學月刊》的 留學生一樣，林孝信也在芝加哥大學積極投入保釣運動，創辦了《芝加哥釣 魚台快訊》推廣保釣理念，以致護照被國府吊銷。 隨著保釣運動的發展，林孝信也接受左翼的啟蒙。而重要的是他與芝加 哥大學保釣會把關心的重點放在台灣社會的發展與解放上。支持台灣正在蓬 勃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文學改革運動、人權運動與黨外民主運動等。他們 積極介紹這些社會與政治變遷給海外留學生，傳播海外不容易看到的資訊， 舉辦演講會與討論會，發動募款捐助台灣的這些活動等等。由於當時台灣仍 處戒嚴狀態，多數的支援活動必須以隱蔽的方式進行。唯必要時仍然有適當 的公開方式，最顯明的例子為 1976 年的營救政治犯陳明忠的公開活動。 由於對台灣的關心，「陳明忠事件」發生後立即引起林孝信等人的注意。 老政治犯陳明忠於一九五○年代在綠島被關了十年，出獄後在 1976 年再度 被捕，並判死刑。此消息經由在台灣活動的美國人權工作者 Lynn Miles（中 文名：梅心怡）帶出，登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引起保釣學生的關切並發動 救援。由於案情嚴重，時間緊迫，芝加哥的林孝信這批人，還有不少香港同 學，在短短幾天內做了大規模的動員，包括在全美國留學生界發動募捐，集 資在《紐約時報》刊登全頁抗議廣告（1976 年 11 月 27 日），以及相應的一兩百 位國際關心人權人士的聯署、募款、示威遊行等等。這公開活動規模之大堪稱 1971 年保釣四一○大遊行以來所僅見，最終促使台灣當局改判陳明忠 15 年。 基於把重心放在台灣以及這些具體活動上，芝加哥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持 續運作，成了海外保釣運動存在最久的團體。《芝加哥釣魚台快訊》也成了釣運發行最久的刊物，一直到 1977 年才停刊。 1979 年底台灣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黨外民主運動面臨當局鎮壓的危 機。在局勢急遽變化下，一九八○年初林孝信以及他的熱烈支持者如李義 仁、李乃平、邱燕、陳杏村、李正雄、蔡烈輝、桂懷瑄、劉申忠、林清茂、 劉婉玲、熊建劬、楊寧蓀、陳津渡、陳文嘉、劉沅、陳淑貞、黃建寅、洪永 泰、王惠珀、舒詩偉、陳美霞等一夥人隨即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還 有一些香港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如王于漸、陸元輝、雷鼎銘、馮慧文、黃 賢、梁滎誠、劉澤甫等人也在許多地方出錢出力。接著出版《民主台灣》，將 整個運動的重心放在台灣的民主抗爭上。此後芝加哥也成為當時台灣民主運 動人士如蔡仁堅、陳鼓應等人訪美時必經之地。 由於林孝信等人和六○年代的海外台灣左派一樣，認為台灣社會必須 有自己的社會改造與解放力量，才能達成真正的統一，於是積極介入台灣的 民主運動。因此不免要與各種政治光譜的政治活躍人士與團體接觸，有如許 登源的情況，結果也不免招來部分統運人士認為他統獨立場不穩或地方主義 的批評。在這樣的狀況下，林孝信還是苦心孤詣，雖然已是美國移民局的黑 戶，還像個苦行僧那樣遊走整個美國，串聯各地台灣左翼分子積極面對台灣 政治與社會的變化。他尤其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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