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资中筠说得多明白：首先，国家大事跟“引车卖浆者流”的普通老百姓没关系，只有“文人/知识分子”才有资格过问：“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其次，“文人/知识分子”什么都要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帝王师”;最后，如果管出了问题，“文人/知识分子”什么负责都不负：“‘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 这一套说白了就是耍无赖：不管什么事“文人/知识分子”都要插一杠子指手划脚说了算：“‘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帝王师” ;成功了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是“文人/知识分子”功劳;闹砸了就叫“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没有责任”，跟“文人/知识分子”半点关系没有，全是别人的责任。具体每件事究竟属于“天下兴亡”还是属于“国家兴亡”全凭“文人/知识分子”满嘴里跑舌头。如此一来“文人/知识分子”当然能够永远什么都管，什么都不负责——无赖不无赖? 知道了这个底，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老百姓愤怒谴责如今社会道德沦丧时，整天拼命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是人的天性”的“文人/知识分子”却把一切责任赖到毛泽东的头上：“延安整风、反右、文革是道德滑坡的根子”。这正体现了“文人/知识分子”的原则：“决不负责”——什么都要管，什么责任都不负。而决不认错、决不负责的人能把国家管理好吗? 五.神化学历必导致祸国殃民、分裂国家 神化学历与祸国殃民、分裂国家的因果关系、利害关系其实并不复杂： 1.神化学历不是治国的需要，而是除了学历一无所有的“文人/知识分子”篡夺权力的需要。为一己之私便肆意歪曲编造国家管理的资格意味着把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把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必不可能真心想把国家搞好，如私利需要必毫不犹豫牺牲国家利益。 2.神化学历即把学历变成歧视压迫老百姓的工具，即分裂社会。用学历歧视压迫老百姓的“文人知识分子”永远与人民群众处于敌对状态，永远不可能以民为本，不可能对人民群众有凝聚力，不可能不依赖硬暴力和软暴力驱赶强迫人民群众服从自己的意志，不可能做到任何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才能做到的事，不可能管理好国家。 3.神化学历必否定实践。否定实践就不能靠实干吃饭而只能靠理论吃饭。“存在决定意识”，“靠理论吃饭”这样的“存在”决定第一，每个“文人/知识分子”都必须拿出与众不同的“理论”主张才有资格生存;文科的特征使“文人/知识分子”可以不负责任瞎拍脑袋异想天开信口开河;第二。每个“文人/知识分子”都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4.不管可以运动的方向多少，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内能采取的运动方向只能有一个，不管朝哪个方向运动都是对其它方向的否定。不管治国理论有多少，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间里能采取的理论只能有一个，不管采取哪种治国理论都是对其它理论的否定。这就导致社会不管采用哪种理论主张都必然遭到其它“文人/知识分子”的拼死抗争。这就使社会被一大堆互相矛盾、不可兼容、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团团包围，既不能验证也不能采用，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不管采用了哪一种“理论”主张，都意味着对其他“理论”主张的否定，都必遭到其他“文人/知识分子”的拼命反对。 5.要同时满足“不否定向任何方向运动”就只有原地不动;要同时满足“不否定任何‘文人/知识分子’的‘理论’主张”就只有啥也别干。学历至上、靠理论吃饭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 ——自己不干事：要“决不认错、决不负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实事都不干。什么实事都不干，自然永远不出错。 ——不准别人干事：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就是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否定。别人的理论主张如果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理论主张破产。“靠理论吃饭”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被采用，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获得成功，更不能容忍不靠学历靠实干的人获得成功。 把学历与国家管理扯到一起的后果是“文人/知识分子”当政，“文人/知识分子”当政的后果必是“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利国福民的事一概别想干得成，因为必定要遭到反对;只有专门欺负老百姓的事能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只对无学历者有害、对有学历者无害的事不会遭到“文人/知识分子”的反对，而这样的事必定是坑害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多数属于“没学历”。 举例： ⑴.一个公务员朋友很感慨地告诉我：如果我整天什么正事也不干光躺着睡觉，保险舒舒服服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只要我站起来想干点正事，不管干什么，不管朝哪个方向哪怕只迈一步，立刻从四面八方不知冒出多少根绳索把我捆得紧紧的，动也别想动。 ⑵.“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被改了几句便大吵大闹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炎黄春秋”总编立刻宣布“炎黄春秋”的文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这一事件本身证明“文人/知识分子”对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必定不准别人碰一碰，改都不准改，更不用说否定了。这反过来又证明：凡是“文人/知识分子”一笔勾销的东西必定没有他们的参与，更不用说有他们的贡献了。既然如此，那么“文人/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国的一切——声称中华文明“愚昧落后野蛮”、中国人“素质低”、“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宣布只有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代表“普世价值”，一笔勾销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彻底否定中国革命……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文人/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参与创造中国历史，对中华文明、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根本没有丝毫贡献——否则连自己的标点符号都不许改的他们怎么可能允许把这一切全盘否定?“文人/知识分子”就这样不打自招公开供认自己这一伙虽然号称“精英”，虽然养尊处优几千年，却什么实事也没干，对历史毫无贡献，完完全全一群吃货。 不是说“大锅饭、养懒汉”吗?不是说“砸碎铁饭碗”吗?“学历至上”就是“铁饭碗”，“学历至上”就是“大锅饭”，“学历至上”就专门养懒汉。岂止是养懒汉，简直是养混蛋，比苍蝇、蚊子、老鼠、吸血鬼、寄生虫更可恶的混蛋——用“大锅饭、养懒汉”、“砸碎铁饭碗”把无数工人逼上绝路，自己却端起“学历至上”的大锅饭、铁饭碗不劳而获巧取豪夺。如此恬不知耻的“文人/知识分子”不仅混蛋，根本就是一群癞皮狗，吃人饭不干人事的癞皮狗。难怪鲁迅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结论：神化学历、把学历与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使“文人/知识分子”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除了祸国殃民什么也干不了。 (顺便说一句：只有学历不高的人管理国家才可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因为： 第一，没什么学历就没法用学历制造迷信、自吹自擂，就得有自知之明。要证明自己具有管理国家的资格就只能靠实干，靠实实在在的具体成果。 第二，凡是实干出来的人都知道不出错误是不可能的。只有承认会出错，才可能小心翼翼避免出错——只有承认自己会出车祸，开车时才可能全神贯注避免出车祸。如果根本不认为会出车祸，权当玩碰碰车，开起车来还会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吗?没有学历，制造不出“科学迷信”，人们都知道自己会犯错，大眼瞪小眼盯着，想不小心翼翼都不行。既然大家包括自己都承认没学历的人管理国家可能犯错误，那对其的要求自然就不会是“永远不犯错误”，而是“正确大于错误”、“成功多于失败”——指挥打仗，三战两胜就可以继续指挥下去。强行要求百战百胜不现实，强行要求一贯正确也不现实。只有这样的大环境才可能“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有“允许改正错误”，才有可能“从失败和挫折中学习”、“把坏事变成好事”，实现“把国家管理好”的最终的目的。 第三，要实干就必须注重实际，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出客观规律。这些客观规律总结成经验，升华之后就是理论。没什么学历而善于实践的人不等于没有理论，而是能够从客观规律中摸索抽象出自己的理论。) 6.“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人的劣根性”等等一系列“中国特色”： ——文人相轻：“文人/知识分子”靠理论吃饭就必须在“理论”主张上与众不同。要在“理论”主张上与众不同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不是创造自己的东西，而是否定别人的东西。只要否定了别人的东西，自然就显得自己在“理论”上与众不同而且绝对正确。这就叫“逆向竞争”。“逆向竞争”当然比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创造自己的“理论”主张省事得多，保险得多，自然成了“文人/知识分子”的最爱，结果就是“文人相轻”。 ——一盘散沙：“文人/知识分子”既然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既然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就是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否定，那就决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主张获得成功，更不能容忍不靠学历靠实干的人获得成功。因此对别人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决不赞同，决不合作;除了大权在握时用硬权力捣乱外，更多的情况是用软权力捣乱——不帮忙、不协力、暗中使坏、背后放暗箭、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歪曲误导……用软权力捣乱的效果是涣散人心。人心涣散的效果是一盘散沙。“文人/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垄断软权力，一直用软权力互相拆台，结果就是中国人的一盘散沙。 7.“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社会长期落后挨打： 因为“文人相轻”、“一盘散沙”，有效的大规模的社会性协作在中国从来搞不起来——中国人不缺个人的聪明才智，凡靠单打独斗就能对付的事中国人都能干得很好，然而只要一涉及人与人的合作，尤其是大规模的合作，中国人不是根本搞不起来就是持续不了多久。凡是需要跨部门、跨地区的事、需要大规模、高度精确严密组织协调配合才能办成的事靠中国人私人自发一定干不成。(不管在中国外国，中国人私人搞企业成功的只见有餐馆，有家族企业，但可曾见有波音、麦道、福特、微软、西门子、麦当劳那样跨地区跨部门垮领域、靠大规模精密组织协作的社会性大公司或连锁店?)要害原因无它，就是“文人相轻”、“一盘散沙”。而现代社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协作，尤其是跨部门、跨地区的大规模、高度精确组织协调配合。就凭这“文人相轻”、“一盘散沙”、互相拆台、无法协调，中国怎么可能摆脱粗放简单的经济?怎么可能自发发展出需要高度配合密切协作同心协力的社会性协作才能运转的现代经济? 不光是经济，其它方面同样如此——自古以来在中国凡是需要方方面面大规模配合协作的事都是最头疼的事。中国历史几千年，好容易有了个“负荆请罪”、“将相和”就稀罕得不得了，编成戏代代传唱，这从反面证明自古以来“将相不和”才是司空见惯。国民党军队老吃败仗，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四分五裂，从来不配合协作。不光国民党军队如此，历史上这种“自己人”互相拆台的事算“正常”，同心协力的事倒“反常”。中国长期落后挨打，“文人相轻”、“一盘散沙”功不可没;“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的“文人/知识分子”是头号“功臣”。 8.“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社会只能在崩溃战乱与独裁之间摆动。 “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使“文人/知识分子”必须从不认错、从不负责、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使他们把持的国家政权除了专门欺负老百姓的事什么不干，什么也干不成，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使阶级矛盾不断尖锐激化，最终崩溃战乱。 要避免这个结果就必须克服“从不认错、从不负责、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的“文人/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要干大事就必须凝聚人心组织起来，就容不得整天摇唇鼓舌专门涣散人心的“文人/知识分子”随心所欲，就不免被“文人/知识分子”骂成独裁。结果就是要么什么也别干，等着国家崩溃;要么根本不吃这一套，独裁就独裁。 一个当过官的朋友告诉我：我早领教够了，一件事如果我自己拿主意下决心，好歹总能干成，如果听任那帮文人讲“民主”，保险一人一个主意，一天一个主意，永远吵个没完，永远没结果，永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光会互相骂，骂来骂去什么也干不成，你自己拿主意的事都办完了，他那里还没吵完呢。想干事就别听那帮酸文人的。听他们的就别想干事。 回顾中国历史何尝不如此?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修长城、修驰道、修灵渠、修都江堰、开凿大运河、推翻三座大山、大规模工业化、全民扫盲、两弹一星……从古到今，在中国要做成任何利国利民的大事都必须“焚书坑儒”，不焚不坑，一事无成。导致中国自古以来要么崩溃，要么独裁这一“特色”的不是“中国文化劣等”、“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文人/知识分子”，是他们的“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 9.“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文人/知识分子”欢迎中国落后停滞。 中国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的时候，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文人/知识分子”赏脸。“文人/“知识分子”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事”、“能干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天下大事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文人/知识分子”轻而易举就能靠学历实现说一不二篡夺国家管理大权。 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实干。崇尚实干必破除学历迷信，“文人/知识分子”就没法靠“学历至上”“吃理论饭”滥芋充数招摇撞骗了。如此利害关系决定他们必然欢迎中国落后停滞。 10.“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文人/知识分子”蓄意分裂中国。 中国越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文人/知识分子”身价越高——各路军阀为争天下都得“礼贤下士”，即便不“三顾茅庐”也要保住个“保护国粹”、“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名声，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中国灭亡成了殖民地，“文人/“知识分子”的日子更好过——外国主子要奴役统治中国老百姓就离不开中国走狗，而“文人/“知识分子”是最理想最有用的走狗。外国侵略者从来对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特别优待——日本鬼子对中国老百姓烧杀抢掠“三光政策”，对“文人/知识分子”却十分礼遇，只要不抗日，总是格外照顾。据“凤凰卫视”的节目披露，日本人规定“满洲国”的中国人只准吃杂粮，但对上日本人控制的学校的学生例外。美国的“人权援助”更是从来只给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鲁讯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文人/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早成了“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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