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越高，治国越糟;学历治国，亡国之道

　　黎阳

　　2013.2.5

　　一.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不是治国的需要。

　　二.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是为了神化学历。神化学历是为了欺负老百姓。

　　三.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必须在理论上与众不同。文科的特点使“文人/知识分子”敢肆无忌惮提出无数自相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充斥社会。

　　四.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就必须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五.神化学历必导致祸国殃民、分裂国家。

　　网友“数学”说：“实践表明管理国家其实也用不着很高的素质”，“尤其是不需要很高的学历。通常高学历的人管理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陷入衰败状态。正如大清朝，建朝的时候头儿们的学历都不高，而完蛋的时候通常都是由科举制度考出来的人。”(见附录)

　　对“数学”的这一论断举本人双手赞成。只是觉得“数学”太客气了点，笔下留了情，只说“管理国家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实际上岂止是“不需要”，而是根本“要不得”——不信掰着指头数数，中国历史几千年，开国之君、开国元勋有几个是高学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有几个不是高学历?

　　学历越高，治国越糟;学历治国，亡国之道。

　　一.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不是治国的需要。

　　从表面上看，“学历”意味着“才”，把“学历”跟“国家管理的资格”挂钩意味着“国家管理的资格”首先是“有才无才”的问题。这是本末倒置。国家是机器，是暴力机器。管理国家就是掌管暴力机器。从暴力的角度看掌管国家机器跟掌管武器的原则没什么不同。一提到武器，人们最关切的是什么?首先是别瞄准自己，其次才是打得准不准、狠不狠。如果不管瞄准的是谁，只管打得准不准、狠不狠，那如果人家瞄准的是你自己呢?你也欢呼、欢迎他的百发百中威力无穷吗?掌管武器如此，掌管国家机器同样如此——首先是立场，其次才是能力;首先是“德”，其次才是“才”。掌管国家最根本的资格是爱国，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搞好，起码不想把国家搞垮。没这条垫底，越有才越危险——不能确保不会用枪瞄准你的人有枪，枪法越好就越可怕;不能确保不一心一意把国家搞好的人掌握国家管理大权，越有才就越危险。“拿枪对准谁”与“枪法好坏”毫无关系;“爱国与否”与“学历高低”毫无关系。

　　“学历”无非是对一个人读书和学书本理论知识的一种度量，用处是帮某具体专业的人士对某不熟悉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有所了解。毛泽东在中国普及了中学教育，因此如今整天拿学历说事的人所谓的“学历”指的决不是中学学历而是大学以上的学历，否则人人都属于“有学历”了。而大学以上的学历从来都跟专业连在一起，只能“专业专用”，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超出了专业的小圈子就不再有效——凭历史学历没资格干脑外科，凭法律学历没资格搞核武器。当年北大搞宪法的教授从宪法的角度对“物权法”提出不同意见，马上挨了当头一棒：“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学历有效范围如此之窄，稍微出点圈就不算数，就“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 了，同属法律专业，搞宪法的学历都不适用于“物权法”，那还有什么学历能包罗万象跨越整个社会一切领域适用于国家管理?——谁有“国家管理”的“学历”?哪个大学设立了“总统专业”、“总理专业”、“议员专业”?这些“专业学历”得到了谁的承认?一概没有。由此可见不管什么学历在“国家管理”这个领域内都属於“专业不对口”。既然学历出了专业范围就无效，就等于没有，那任何人的任何学历对“国家管理”来说都属于不对口。如果严格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用学历卡国家管理的资格，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学历合格。由此可见把“学历”作为“国家管理的资格”根本不切实际，根本不是治国的需要。

　　二.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是为了神化学历。神化学历不是治国的需要而是欺负老百姓的需要。

　　孔雀毛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官场扯到一起就成了身分地位的象征：单眼花翎、双眼花翎、三眼花翎……白鹅毛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战场扯到一起就成了区分敌我的标准：甘宁百骑劫魏营“以白鹅翎插于盔上为号”。学历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就被赋予了一大堆意识形态政治性内涵：身分、地位、教养、立场、能力、道德、属性、价值观……这一切的实际作用是把学历神化，从“专业参考标签”变成社会身分地位的象征，变成区分敌我的标准，变成欺负老百姓的工具。

　　死乞白赖闹着把“学历”跟“国家管理的资格”扯到一起的人必定除了学历一无所有——如果真有具体的功劳或成就早就吹得天花乱坠了，哪用得着拿空空洞洞的学历大做文章?市场上人们总是有什么吆喝什么：有东西的卖东西，没东西的卖嘴皮，只不过此时此地换了个名字不叫嘴皮叫“学历”而已。有知有识有真才实学的一定能用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证明自己：创造了哪些财富、有哪些政绩、为社会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哪些事。拿不出任何具体的客观事实证明自己、只会整天扯着嗓子嚷嚷“学历”的，一定除了一纸空文就什么都没有，一定是骗子，尤其是学文科出身的文人型骗子：号称“文人”，却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干不成，除了主观的夸张外什么也没有，不靠主观夸张来的“学历”招摇撞骗就没的吹，没法混，只能整天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狗掀帘子——全靠一张嘴”，名为“知识分子”，实为知识骗子，推销“皇帝的新衣”那类专门强词夺理的无赖骗子——自己的东西“奇妙无比”、“绝对正确”，但只有“有智慧的人”才看得见;谁看不见就证明谁“愚昧无知”、“脑残智障”、“心术不正”、“极左”、“暴民”。这些知识骗子正因为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干不成，所以才不择手段要把持国家机器以权谋私持权抢劫;正因为除了“学历”一无所有，所以要拿学历当救命稻草，制造出“学历至上”的神话排斥一切竞争对手，剥夺掉一切普通人管理国家的机会和权利，让自己这样只有“学历”的人独霸国家管理大权——手段卑鄙证明目的卑鄙。

　　(注：知识骗子硬抢“知识分子”的称号，就象婊子硬抢“小姐”的称号一样，正派人只能惹不起、躲得起。不过虽然把这个名称拱手相让，但总得有所标识以示区别，所以一律打上引号，统称“文人/知识分子”。)

　　“文人/知识分子”毫不讳言人与人就是不能平等，自己就是要高人一等当贵族：“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资中筠：中国社会缺乏真正贵族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10/24/18527642_0.shtml)

　　(在资中筠嘴里“贵族”简直伟大神圣得不得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社会生活中，要做道德上的表率;在战场上，要冲锋在前”、“英国王子在阿富汗服役就是责任担当的一种体现。二战时期，伊丽莎白女王曾经亲自在医院里做护士照顾病患，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实践”……好嘛，贵族们简直比雷锋还雷锋，比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还英雄。然而跟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舍己为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老传统一比，跟当年中国人民“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毛泽东的儿子带头上前线等事迹一比，“英国王子在阿富汗服役”、“二战时期，伊丽莎白女王曾经亲自在医院里做护士照顾病患”等“贵族精神”算老几?有多了不起?资中筠为什么对那么多中国人的英雄事迹不屑一顾，偏偏只对外国贵族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在她心目中人和人不平等，同样的事如果是“劣等人”做的就不值一提，如果是“贵族”做的就光芒万丈。)

　　资中筠的这番话让人们对“文人/知识分子”的本性大开眼界：说完“民主、宪政、人权”、“人生而平等”，就说“‘士大夫’就是贵族”、要“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这让人想起鲁迅的话：“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主张“民主社会”、“普世价值”，却要“培养真正的贵族”。既然“平等”，何来“贵族”?“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却要靠“培养真正的贵族”来实现——知道什么叫“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恬不知耻”吗?这就是。

　　贵族意味着不平等，坚持肯定贵族就是坚持人与人不平等，坚持“精英”有权欺负百姓。资中筠的“知识分子贵族论”让人们恍然大悟：“文人/知识分子”神化学历为的是捧自己，捧自己为的是当贵族，当贵族为的是高人一等，高人一等为的是欺负老百姓。

　　把“学历”与“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就把学历政治化了。把学历政治化是为了政治目的，把学历变成政治权术工具——以学历为准定是非，以学历为准分贵贱，以学历为线分敌我;无学历者必错，无学历者必劣，无学历者必敌——没有学历就不是“自己人”，没有学历，其心必异，非我团伙，你死我活。“学历至上”即用学历制造特权，制造歧视。歧视即敌视。歧视即仇视。歧视即蔑视。用学历制造歧视即用学历制造不平等，制造高低贵贱，制造“贵族”“屁民”，制造人欺负人、人压迫人，制造阶级，制造阶级斗争，最终必然撕裂社会、制造仇恨、与人民为敌——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借口，只要把学历跟单纯的具体的“专业参考”之外的东西扯到一起都必不怀好意，必为把学历当政治权术工具以欺负老百姓。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信看看那些狂热鼓吹“学历至上”的“文人/知识分子”一提到“没有学历”的普通老百姓时都是什么态度?除了轻蔑就是嘲讽，除了仇恨就是敌视;偶然来点居高临下装模作样的假惺惺都算大发慈悲恩赐赏脸，从来没有半点平等尊重，更不用满腔热忱了。敌视人民的人掌管国家岂肯为他们从心里就看不起老百姓谋福利?岂能真心实意想把国家搞好?

　　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的结果是把学历神化政治化。学历神化政治化的结果是“文人/知识分子”对广大人民群众本能地充满歧视、敌视、仇视、蔑视，与普通老百姓永远处于对立甚至敌对状态。这决定“文人/知识分子”永远不肯也不可能凝聚和动员人民群众，永远只能靠硬暴力和软暴力强迫、驱使老百姓服从自己的意志，对任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主张都必然否定，必然冷嘲热讽，必然暴跳如雷。因此“文人/知识分子”永远没办法依靠人民群众，永远做不到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才能做到的事。

　　三.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必须在理论上与众不同。文科的特点使“文人/知识分子”敢肆无忌惮提出无数自相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充斥社会。

　　神化了学历就否定了实践。否定了实践的人不必实干，不屑实干，不能实干，断绝了自己靠实干吃饭的后路，只能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理论就必须与众不同，否则这样的理论就属於重复或抄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任何理论没存在的必要，靠这一理论吃饭的人也就没了存在的价值。靠实干吃饭的干出的结果跟别人一样是好事，因为这证明他不比别人差;靠理论吃饭的干出的结果跟别人一样是坏事，因为这证明他多余。“存在决定意识”，这种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决定靠学历即书本理论吃饭的人必须拿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理论”和主张来证明自己，哪怕臭味相投大方向一致也必须在一切具体的观点主张上制造出种种差别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即使拍马屁也必须拍出自己别有风味的特色来，否则自己就失掉了存在的价值。

　　理工科的不同理论可以同时验证，验证需要的时间一般不会很久。文科不同，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一个社会在一个历史时期只能采纳一种理论，而验证任何一种理论都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几代甚至十几代才能看出结果。这使只能靠理论吃饭的“文人/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出身的)必须也敢于根据自己的眼前利益需要肆无忌惮地任意提出各种“理论”主张，不需要事实根据，也不怕被戳穿，因为他们心中有数：社会根本不可能一一验证。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提出“理论”主张时只在乎与众不同，不在乎正确与否、后果如何——只有“与众不同”才能满足自己眼前的生存需要，而“正确与否、后果如何”是将来的事，即使完全错误、祸国殃民，那倒霉的也是将来的人，自己可以躲得过去。即使躲不过去那也可以到时候根据形势和需要信口开河随机应变蒙混过关。这导致社会总是被“文人/知识分子”们无数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自相矛盾无法协调的“理论”和主张塞得满满的。

　　四.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就必须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文人/知识分子”靠“学历至上”的神话排斥异己篡夺国家管理资格，同时也被“学历至上”的神话断了后路：绝对不能承认自己会出任何错误——理论如果当真正确无误就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允许任何例外。“能量守恒定律”到哪儿都适用，不允许出现任何一个“永动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规律”到哪儿都起作用，不会在地球上起作用，到月球上就不起作用了。要推翻一个理论，一个反证就足够了：声称刀枪不入，真刀真枪打一下就够了;声称腾云驾雾，往悬崖下一推就知道了。以学历为资本证明自己“高明”、排斥别人、独霸大权，制造迷信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大包袱：既然自己的理论“一贯正确”，那自己就不应该有任何错误。只要出一个错误，“书本理论高于一切”、“没学历的不如有学历的”、“实践实干的不如读书学理论的”之类神话立刻就要破产，把学历作为国家管理资格先决条件的全部逻辑立刻就站不住脚，靠学历排挤别人的“文人/知识分子”立刻就混不下去。

　　如果只有书本理论知识，即便真心想把国家搞好也做不到，不可能不出错——国家管理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哪怕最基本的东西不经过实践也掌握不了。比如如何识别人、如何判断某人品行、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交朋友、如何搞对象……学会这些是靠“理论推导”，还是靠亲身接触实际历练?——连与人交往这样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靠实践历练而靠纸上谈兵都掌握不了，何况国家管理?

　　美国IBM的超级电脑能轻而易举战胜人脑夺取知识竞赛大奖，却无法象人脑那样学会区别判断起码的文明与粗野，结果不停地爆粗口说脏话。人的思想用单纯的理论推导导不出来，用单纯的计算机算不出来。国家管理是跟人打交道的实践工程。把书本知识理论知识看得高于一切，靠“理论推导”来管理国家，这实际等于企图用电脑取代人脑，用抽象认理论取代具体实践、用书本教条取代实践经验，没有不出乱子的。理论是对实际的抽象，抽象即对大量具体细节的割舍。正确运用理论的过程实际是把抽象理论时不得不割舍的细节按照实际情况恰当还原的过程。没有这种恰当还原，理论就残缺不全，就成了无的放矢。自然科学的理论再正确，没有正确的技术也无从发挥——制造原子弹的理论世人皆知，但能造出原子弹的国家就那么几个，关键在于技术。不懂技术的人实现不了理论。“魔鬼尽在细节中”，奥妙也尽在细节中。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大局。细节就是技术。正确的理论只有通过正确的技术才能变成现实。技术来自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理论就是空谈。自然科学领域如此，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赵括理论上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一败涂地，因为他没有实践，不懂技术，不知道如何正确掌握应该掌握的细节，只能凭想象纸上谈兵，锦囊妙计再好也要被“细节中的魔鬼”吃掉。纸上谈兵兵必败，纸上治国国必亡。

　　神化学历使“文人/知识分子”把自己套进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死循环：因为只有学历没有实践，所以要制造“学历至上”的神话以排除异己独霸国家管理大权;因为“学历至上”，所以不能出任何错;因为只有学历没有实践，所以当真管理起国家来不可能不出错;然而只要出错，“学历至上”的神话就要破产，独霸国家管理大权的美梦就要告吹——只要出错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理论，彻底否定一个理论就彻底否定了靠这个理论吃饭的人。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须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举例：

　　决不认错——如今中国社会腐败登峰造极，当初拼命鼓吹“腐败有理”、“腐败无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文人/知识分子”不但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鼓吹“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对贪官进行有条件特赦”——张曙光当初鼓吹“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如今却倒打一耙：“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张维迎当初声称“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如今只字不提为什么“总量增加了”、“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自己当初的信誓旦旦全部落空，“一切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他还拼命为腐败辩护：“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有甚者，你那边刚提出反腐败，他那里马上针锋相对主张“宽恕腐败”、“特赦腐败”：“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http://business.sohu.com/20121219/n360945357.shtml)(注：怎么要反腐败惩办贪官了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全民公决投票”了?搞工人下岗、剥夺农民土地、强制拆迁时怎么不见你主张“全民公决投票”?封闭全部左派网站时你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跑哪儿去了?)

　　“文人/知识分子”一边大骂腐败，一边用各种巧妙的借口包庇腐败，一边根本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这一点也不奇怪，靠学历至上的迷信篡夺国家管理大权就只能如此赖帐。

　　决不负责——这本是“文人/知识分子”的潜规则，绝对“能做不能说”的。然而很可惜，资中筠大人无意中说走了嘴不幸泄露了天机：“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帝王师”。(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