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在本文开篇（下-上），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至11月26号，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人次总计达到1100万。因为这些基本事实的存在，现在主流历史叙事，就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否是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否是公道的？ 现在该是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总结性回答的时候了。这篇文字是将红卫兵运动作为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在使用，并非专论红卫兵运动，但从文内综合多种材料分析得到的结果来看，也已足够回答这些问题了。 红卫兵运动有几个明显的阶段，而且分主流和非主流。 从1966年5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到毛泽东8月1日公开支持红卫兵这个阶段，红卫兵无所谓主流和非主流，虽然主要是高干子弟为主，但都是洁白无瑕的，代表的是反潮流精神的崛起。 从8月1日到1966年11月底与12月初“联动”组织成立，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阶段，一般而言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阶段，最大最多的问题也出在这个阶段。可以说，这个阶段是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西纠、海纠、东纠、一司、二司，垄断红卫兵运动的阶段，谭力夫的“血统论”在这个阶段，支配了这些红卫兵组织的灵魂，从人数上来说，他们是这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但从他们迅速演变成主要目标是保卫他们家长的权力的保皇派，用迫害对立的造反少数派，迫害“黑五类”及其子弟等法西斯行为，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来看，他们不但不能代表这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而且是代表了整个红卫兵运动中危害极大的绝对的恶性逆流。纵观文革后所有伤痕文学表达的文革红卫兵创下的历史伤痕，什么北京老舍之死，上海傅雷夫妇之死，基本都是这些保皇派红卫兵的杰作。由于他们得到这个阶段实际掌控着文革走向的强大的刘邓路线后台（陶铸、王任重为代表）的支持，以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非实权派，乃至毛泽东本人，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做说服工作，都未能制止他们的过激的甚至是法西斯性质的行为，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和公开支持了红卫兵运动并8次接见了红卫兵的毛泽东本人，也不能对这股逆流此阶段犯下的各种罪行负责。此一阶段，处在被刘邓路线压制、打击和迫害的边缘状态的造反派红卫兵（后来于9月6日组成三司），虽然在人数上处在绝对的少数派位置，但其行为则真正代表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方向，其中一些人因为遭到刘邓路线和刘邓路线支持的保皇派红卫兵的迫害、打击，也不同程度有过反打击、反迫害的过激行为，但严重程度、涉及面、造成的后果，都非常轻微，以至于伤痕文学里反映出来的诸多所谓指控造反派红卫兵的暴行，追究下去，大部分都会最终落在保皇派红卫兵头上。 从12月5日“联动”成立到1967年5月下旬“联动”集体淡出公众视野（他们的零散活动直到1968年初）这个阶段，是三司的继续壮大阶段，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向健康反向发展的阶段。无论是从人数来看，还是具体行为来看，这个阶段的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才是红卫兵运动整个历史时期的主流。这个主流，在这个阶段配合司法机关，对保皇派红卫兵这股恶性逆流构成巨大的打击，以至最后摧毁这股一度庞大无比、猖獗疯狂的逆流的最后大本营“联动”。由于受到三司的反制，又由于最高层领导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刘少奇路线及其代理人分期分批被清理出各级领导机构，这个阶段保皇派红卫兵逆流，无论怎样猖狂、暴戾，所制造出来的种种事端，也无法和前一个阶段他们的法西斯杰作相比。 三司的壮大、发展，“联动”的衰弱和灭亡，代表红卫兵运动，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最终走向正轨。当工人造反派11月亮相，1967年1月崛起，渐渐成为运动主角，三司红卫兵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随着“五大领袖” 淡出公众视野，红卫兵运动走向全新的阶段，并进而作为学生自发组织，正规化，常态化，直到1978年被取缔。 红卫兵运动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可以戏说，也不可以笼统说，必须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具体分析。综合以上就说明，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不公道的。为什么主流写出的历史对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不加区分，更不论及二者的发展过程，此消彼长的过程，以及红卫兵后期的理性发展、常态化、常规化过程，还要完全抹去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就是要把人们视线从保皇派红卫兵那里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让人们以为保皇派红卫兵保卫刘少奇和他们自己的老爹干出的种种法西斯行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然而，让数千万正义的热血青年，给少数作为刘邓路线之工具和打手的保皇派红卫兵害群之马陪绑、陪葬、陪跳江，是对这数千万青年的极大的污蔑和侮辱。 保皇派红卫兵也不是一开始就顶着这个头衔出生的，他们是看到自己的父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正被边缘化或者完全远离权力中心的时候，才自己顶上的或者受到被人鼓动顶上的这个头衔的。关于红卫兵的行为，很有争议的还有“破四旧”，这是“红八月”里第一个大动作，一直延续在整个文革过程里。出问题的也是早期高干子弟红卫兵“破四旧”阶段，因为他们的不少极端行为是伴随“破四旧”出现的，现在主流对这个“破四旧”也基本全否定的，认为是“革了文化的命”。主流隐瞒了极端行为是谁干的，故意引导人们认为是毛泽东、林彪等人对文化的蔑视和残暴的结果。实际上，这不是毛泽东、林彪要的结果。毛泽东对于“破四旧”是怀着很复杂心情的。根据王力的回忆，要是“破四旧”是服从于“斗、批、改”这个本质任务进行，有理有节，就不会让毛泽东感到不安了。至于林彪，我读到的材料告诉我，虽然他文革初期关键场合讲话多一些，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按照《十六条》要求，提倡了“破四旧”，但是，他对于“破四旧”的看法，和其他军队里的将帅大致没有重大差别。此外，长期以来，只要说到文革中的极端行为，许多人就“理所当然”按照主流思维模式，认为都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鼓动干的，这个“革文化命”的“破四旧”也是遭遇这样一种情形。但是，让这些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央文革中无论康生，还是江青，或者王、关、戚，都主要关注的是“斗、批、改”，而不是鼓励无理性的“破四旧”。康生和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更是具体保护了很多文物，戚本禹还有1967年1月27的《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座谈会时的讲话纪要》存世，详细规定并引导当时有关人员如何在文革中保护文物、古旧书画。他当时作出的贡献无人可以取代。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和戚本禹等人在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叶剑英发表讲话（叶的女儿叶XX是当时艺术院校红卫兵头头之一），以下叶讲话内容足可以让严肃的历史反思者，重新审视“破四旧”中的极端行为责任归属问题和“破四旧”本身的功过是非问题：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学院，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来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叶这里提到的圣修学院是当时坐落在东单三条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8月24日遭到十几个红卫兵的冲击，红卫兵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8月31日，8名修女被北京市公安局以间谍指控驱逐出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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