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

八、文学艺术

李云雷（《文化理论与批评》杂志社）：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当代文学中的浩然"。虽然浩然写的那段历史已经被否定了，但不能否定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对浩然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文革史"、农村合作化的历史研究，"左翼文学"的脉络，以及社会主义的研究。只有对这些方面都研究透了，才能对浩然下一个客观的结论。现在的文学史叙述无法给浩然一个恰当的位置，浩然反而对当代文学的框架提出了挑战。比如说《金光大道》的后两部在80年代就没出来，直到1994年才出全，出来以后批评的意见也很多。浩然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对那个时期写过的东西从来不后悔，反而觉得自豪。他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像《艳阳天》、《金光大道》里面写到的农村合作化问题，跟流行的说法不太一样。

比如说，社会主义文学和农村的关系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文学本身的评价。像50年代至70年代的代表作家，今天我们如何去看？通常的评价都是80年代初的观点，现在能否从新的视野中做出新的评价？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社会主义文学跟当时的民众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些作品都可以发行到很偏远的农村，但是现在这样"大众化"的发行网络已经被破坏了，整个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机制是"精英化"的，只为精英服务。现在农村接触到的书籍很少，只能靠电视，而电视也只是展示遥远的城市文明，跟他们具体的生产、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王绍光：讲上层建筑非常重要，除了文学，还有大众的文化形式。新中国成立前，中国80%的人口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一个重大的成就是扫盲。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工农干部除了白天上班，晚上都会去补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那时候允许单科补课，到"文革"前不少以前不识字的干部已在语文方面补习到高中水平，而他们真正的学历可能小学都没有。识了字，有了文化，他们可以参与民谣、木刻、民俗画的创造，可以参与村史、厂史、家史的写作，从而使得群众文化发展得蓬蓬勃勃。当时鼓励艺术家深入人民大众，同时协助工人、农民将自己的艺术潜质发挥出来，给老百姓以极大的信心。50年代到70年代的生活非常简单，甚至非常艰辛，但是非常有意义。

汪晖：的确不能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简单地视为自然的延续。离开人的能动性，离开文化运动，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的。

严海蓉：这是新的主体性创造的问题。

九、历史社会主义

汪晖：我们要讲重写社会主义，其实不管用什么途径，都要用历史视野去看待历史、未来。刚才的讨论中，我认为有两个要点。一是王绍光说的，不要把社会主义孤立在社会主义时期里面，应把社会主义看成持续存在的历史现象，当然重要是改革时期包括现在存在的社会主义要素。这个我认为可以扩大一点，可以重新构造一个历史社会主义的途径，重新叙述更广大的历史。这是很大的工程，如果有这么多人参与的话，在这个目标下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井田制，从社会主义的视野去解释它，给出一个完全不同于19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视野。这是可以长久考虑的项目，因为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但是，我们说有社会主义历史要素的时候，很可能积极的部分是从资本主义视野里面看出来的，不是从社会主义视野看出来的。你看过去三十年经济史的研究都是往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方面走的。20世纪有一段左翼的史学，确实有生硬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把历史现象生硬地搬过来。社会主义者不太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跟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很重要。二是需要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来总结社会主义，从工人、农民的问题来找到重建的视野。

林春：怎样准确地表述这个观点是个问题。我们肯定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是从否定传统出发的。历史社会主义是个有用的概念，与历史和现实资本主义相对立。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解，从否定的角度，它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反抗。因此，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讨论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在这个线索里，恐怕很难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中国的某些文化传统，你也许可以说传统中有与社会主义理想连接的因素。

十、非本质化的社会主义

严海蓉：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一样，作为体制的东西，作为运动的东西，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区分，也是相互关联的。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这些应该是可以包容进来的。我们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经济性的制度，作为运动，怎么区分？

王绍光：不能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好像它有一个标准的配方，凡是不符合这个配方的东西就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毛泽东都不会这么教条。如果毛泽东觉得以前的体制很好的话，应该就满足了，就不会发动"文革"了。

严海蓉：中国毕竟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王绍光：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但还有大量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社会主义是一个理想的话，我认为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方向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区分开来。理想是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道路要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世界格局不断探索和调整。如果说只有一条道路，好像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一样，那必定是死路一条。因此，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道路实质化，变成一个静止的东西，它必须是变化的、发展的。

林春：今天的中国到底在向哪里去？你可以很容易找到一百个例子证明她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你也可以立即举出一百个反对的例子来说明她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这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言，最实际的问题是，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把中国的发展限制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

王绍光：我们在70年代讲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样现在你也可以这么讲。正如70年代的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一样（否则毛泽东不会在1976年中央四号文件中大谈它的缺陷，算是他的临终遗言吧），今天也不是。但在我们批判当今中国大量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同时，也可以在实践中发现大量新生事物，大量社会主义苗头。

柏棣：如果我们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应该弄清楚为什么这样定位，在这个社会的哪些方面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还是按照马克思定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去衡量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在这方面没有共识？社会主义的关键是谈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但现在好像是集中在分配问题上。

何高潮：中国现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多大程度上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判断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在不断地变化，很多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

严海蓉：似乎在具体的日常经验、实践当中，从微观来看可能没那么复杂，一旦从宏观来看是相当复杂的，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混淆和争论。

何高潮：从工厂体制来说，没有工作安全的工厂体制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工厂体制，我认为这是底线。当年不断地争论这些东西，也理解当年为什么不让争论，因为一争论改革就无法起步了。这些年我们都是这么含混走过来的。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要不要有复杂性？是不是有复杂性就不是社会主义？当然不是这样。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社会主义哪些是可以自我支持的，哪些是可持续的。当时的具体实践碰到了很多的困难。社会主义要创新，我是同意的。哪些新的东西或者哪些旧的东西有生命力，需要认真分析。

老田：面对这些问题时，需要注意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旧观念的损害也特别严重。"当官管人"这种观念今天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异化就特别严重，因为不容许随便解雇工人，也不能够任意改变工资级别，这就出现一种"管理手段"特别缺乏的问题，一些干部就把界定"政治异己分子"作为打击手段来使用，还发展出各种"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群体，专门打小报告什么的。"文革"能够发动起来，与这种"整人"背后的官民关系异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政治异化损害了多数人的政治感受，但是却在"共产党员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修养要求之下，被整个官场正当化了。这样，就形成了官场提拔擢升的"政治资本积累"规则。这个规则不鼓励独立思考，最后形成了"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的潜规则，如果没有"文革"初期各级官员引导下的胡乱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文革"是不是能够发动得起来都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不方便公开说这是官场多数人的处世规则，因为需要把矛头尽量缩小，社主义制度的现实实践中间，为了"行为者"自己的方便，依靠官场个人利益链条发展壮大的各种消极内容，虽然不是出于制度设计的需要，但也一样带有根本性。要消除这种"不合法"的潜规则，"文革"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都很难完成。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做理论切割可能要容易一些，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培植新的支持力量和健康力量去抵消不健康的东西，恐怕更具有关键性，制度建设之难恐怕是在这里。

何高潮：底层的大部分人都是不支持"宣传版"的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解决？这部分人在什么条件下会高高兴兴地支持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老田：社会主义越成功，工人、农民越保守。社会主义的维持力量，被寄希望于劳动群众，但他们反而因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而陷入保守。同时，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功，对于权力精英的权力和利益扩张限制越是厉害，他们就越是持有一种"必须变革现实"的"右翼激进主义"愿望，上层激烈的变革愿望是作用在底层的"政治保守"情绪基础上的，所以社会主义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可能，上层有很大的动力，底层也有足够的动力。我觉得要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恐怕不能简单提及一部分人的意愿和愿望，然后做因果界定。

严海蓉：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理解社会主义：可以把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具体时段的实践过程，同时是在长时段历史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史的方法来看在一般的生活当中的体验和诉求。

十一、理论工作

柏棣：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确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定位的。有意思的是，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而欧美的学术界一般认为那时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共产主义国家。像我们学校经济系、历史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总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定义上跟我争得厉害，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很多方面需要花力气整理。这项工作不仅对规划未来的中国有意义，而且还有国际上的意义，也就是要打开一个语境，要影响世界。在2010年3月纽约召开的"左派论坛"年会上，我们讲中国社会主义的会场挤得都违反防火制度了，大家都想听听中国的经验。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存在过的社会主义"，是"实践了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书本上的肯定不会一样。当然，"存在过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在上世纪70年代由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提出的。

林春：我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困难是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如果接受市场经济，如何把它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市场和社会主义到底能否结合？如果能的话，是怎样的形式？这是未来的东西，也是现在的实践，基层的集体经济等也有很多地方的经验，确实是进行时。但是，在理论上如何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的结合，是一个难题。

潘毅：除了探索它能否结合以外，还要探索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外有没有社区经济，这种社区经济和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关系--这也是理论上的探索。

汪晖：我觉得一方面经验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历史叙述和理论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跟现实的社会抗争的目标有很大关系。当代的社会抗争，除了一部分最直接的经济利益之外，也有大量的社会报复；像富士康这样自我毁灭式的，跟没办法提出新的社会目标有关系，采用报复形式说明原有政治目标退化了，没有办法重新提出才会出现。这样的话，叙述就变得挺重要了。到底如何去界定社会主义？什么样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通过历史叙述去界定？比方说做比较性的社会运动研究。当代的工业跟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当代生产是如何排斥人的社会性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的经验有什么可以参考？这些问题如果能够提出来，就会把后面的理论问题再带出来。

韩东屏：理论问题很重要，理论的重要在于要被广大的工人、农民所接受、所认同。如果你的理论符合工人农民的亲身经历，他们就会接受。 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一定要考虑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经历。社会主义是什么？我看就是"大锅饭"和"铁饭碗"。工人农民为什么拥护"大锅饭"、"铁饭碗"？因为那样比较公平。工人和农民不会因为批评领导者就失去工作，就这么简单。一个是"铁饭碗"，一个是"大锅饭"，一个是发表言论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如果失去这些东西，又说是社会主义，工人就不赞同。

王绍光：不完全是历史叙述。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是缺乏自己的关键词。很多事情我们希望解释清楚，用包括普通工人、农民都可以听懂的方式解释清楚，但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词不达意，很多大家熟知的词句、概念是别人的、被玷污过的，旁人听来会产生歧义。用别人（尤其是意识形态对手）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落入别人的圈套，就是一种政治盲从。提供这样一套有自己关键词的理论，我认为是当代所有社会主义碰到的最大困难。之所以有人提第三条道路，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其实现在何止第三条道路，那么多人的"第三"加在一起，第N条都有了。但第三条道路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些话。我们还缺乏想象力去想象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有全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想象的工具是关键词，是关键概念。探究这样的词，创造这样的词，或者从实践中总结出这样的词，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汪晖：这就是政治理论工作。

王绍光：要让工人、农民也知道如何去解释，没有这一套语言其实是很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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