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少当时的“黑五类”，则是的确没有搞清楚当年斗争他们的，到底是谁，也根本没有搞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到底哪里不同，更不用说了解很多时候两人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不了解毛泽东实际上也是解救了他们。
毛泽东任何时候，包括夺取政权的革命年代，都不搞“唯成分论”，即不搞反动的“血统论”，而是搞如江青“8.6讲话”所说的，讲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而不是表面”，这在他早年在苏区，被留学派把持的中央指责是搞“富农路线”，解放后如以上谭力夫讲话中谈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照样可以上学、入团、入党等众多事实中，是体现得一清二楚的，在文革高潮过后的1970年代更是这样的，充分表现在当时的“个人简历表”中，其中有“家庭出身”（可以填“地主，富农，贫农，雇农，资本家，革命干部”等等）和“本人成分”（可以填“学生，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无业”等等）栏目。那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只斗争那些没有改造好的，改造好了的就是革命者，至少是革命的同盟军，同路人，允许革命。那时，哪个“黑五类”的孩子被禁止上中小学了吗？被禁止入红卫兵，入团了吗（那时中学生不许入党）？即使是推荐上大学，就单个个体而言，“黑五类”子弟，与成分好的相比，获得被推荐的概率，的确相对较低，但不是完全堵死他们的路，就他们对于他们的总人口的比率，绝对还是远远高过工农兵大学生对于工农兵的总人口比率，我虽然拿不出（也没有任何人拿得出）具体比率，但我有当时直接的观察得到的直觉感受，当时身边总有“政治表现好”（真好假好另当别论）的“黑五类”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而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不少就是新毕业的“黑五类”工农兵中专生，师范生，现在他们都活着，可以证明。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种操作，降低了入学的经济门槛和知识门槛，才很快打破了地富反坏右和干部子弟对于接受教育资格的垄断，使全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各阶级之间接受教育机会相对平等，大大缩短了各阶级之间的知识差别，使全社会综合教育水准和受教育人群骤然提高，这是万古伟业啊！这些“黑五类”的子弟们，你们真要是你们标榜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那么就该在看待历史的时候，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天地，往前挪那么一小步，至于工农阶级子弟，你们骂毛泽东，骂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们对文革的真相完全无知。
总之，毛泽东在搞文革以来，一直反对“血统论”，并反复重申，阶级斗争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党内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斗早年那些划定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但要防止他们跑出来和走资派搞在一起，打进来，拉出去，内外合击，搞垮社会主义），更不是斗人民群众，同时，毛泽东更不会让少数人垄断革命。就是在后来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之后，也一直要求保留他们的革命权，要准许他们革命。这一点，即使几十年后，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在接受访谈，谈到文革的时候，也是明确承认的（见孙兴盛采访王光美相关记载）。王光美还斩钉截铁说，毛泽东当年政治上打倒刘少奇，不是个人恩怨或者争权夺利，从后来出现的党的问题，社会问题来看，毛泽东是对的。有人可能说王光美是“言不由衷”。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泽东死了几十年，没有毛泽东的“压迫”了，她谈毛泽东还言不由衷，那么，当年毛泽东实际“压迫”着她的丈夫，她和她丈夫当着毛泽东的面搞的许多东西，例如“检查”，“承认错误”，又岂能是“由衷”，只有私底下的才可能是“由衷”，那么私底下都是些什么呢？所以，无论台面上讲，还是台面下讲，错的绝不是毛泽东。谁要对此还要狡辩，最好的办法，只有往其嘴里塞进他自己拉的屎，对他搞一次“人身攻击”，除此之外就是别理他。
六
以上把“血统论”的要点、出台背景和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做了扼要交代，并扼要对比性讨论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出“血统论”一出台，就遭到了严格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也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支持和执行“血统论”的恰恰是毛泽东、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对立派或者表面上的中间派实际上的“血统论”支持者。这里还需要非常简单地提一下遇罗克的《出身论》以作对比。《出身论》是遇罗克1966年12月写的，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其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
遇罗克《出身论》一诞生，就遭到“自来红”“血统论”者的打击。这一点，高皋、严家其在《文革十年史》里也旗帜鲜明承认的。但是，他们和后来其他解读历史的人，都一口咬定迫害遇罗克的人就是当时中央文革里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说：“尽管江青、陈伯达在对‘联大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他们更不容忍用自己的头脑就‘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严家其《文革十年史》）。什么是唯心论？这样没有什么具体证据支持的貌似高明的“自圆其说”，就是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在唯心论者笔下，我们看到的陈伯达、江青都有病，还病的不轻：一方面反对“血统论”，把“血统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谭力夫送到监狱，一方面赞成与“血统论”对立的“出身论”，又把《出身论》的作者投进监狱，理由只有一个，这作者居然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是比搞反动“血统论”更不能容忍的！
《文革十年史》还说：“在1967年四月十四日由中央文革戚本禹出面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公开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可是，戚本禹几个月之后，即1968年1月14日就被投进了“秦城”（有说戚是在1月1日被隔离审查同日去“秦城”的，待考），而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即比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1月1日，还要晚几天才被抓起来，并是在又两年多后的1970年3月才被“处决”的，那时候戚本禹正在监狱里呢！如果真是“戚本禹1967年4月底讲话”已经判决了《出身论》的死刑，那么戚本禹遭囚禁之后，有关方面就该为《出身论》平反，至少是不会再加重迫害，怎么还会在戚本禹坐牢期间，把戚本禹“判了死刑”的《出身论》的作者，继续关在监狱并最后杀头呢？显然，置遇罗克于死地的是另有其人！
遇罗克“遇难”到底和戚本禹有何必然关系？与中央文革有何必然关系？不但《文革十年史》的作者没有交代清楚，也无法交代清楚，其他记载也都是类似的含含糊糊，这些人都知道，不能说是毛泽东自己把遇罗克杀掉的，因为毛泽东不会自己动手这么干，也不会让别人动手这么干，他支持红卫兵，就是因为红卫兵“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并且鼓动了亿万人造反，不会害怕一个很合自己思想的学生起来造反的。于是，这些解读者，就只好咬定是中央文革中的个别人干的，也不管这样说不说得通，他们反正知道，也没有几个人会去寻找真相，就是找也找不到的，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根本不用担心有个别的右而左，在“自媒体”上，对于反毛反文革者在文革问题上的种种撒谎，刨根问底，纠缠起来无休无止。
我在深入思考“血统论”的时候发现，如稍前所说，“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变化的不光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几乎全部革命老干部，军队老干部队伍，包括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叶剑英等等、也包括林彪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他们头脑中都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的认识，彼此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他们都决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会是、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或者社会主义的潜在敌人，不觉得自己有蜕变为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可能性，他们是国家的功臣，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屁股底下的江山，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还会甘洒热血为这个江山，高尚说是为这个民族，甚至为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个人，至于这个屁股底下的江山是什么主义，他们是不太在意的，管它是什么主义，只要说它是红色的就够了，封建主义的江山可以是红色的，资本主义的江山也可以是红色，那是他们打着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用鲜血打出来的，当然是“自来红”，只要是红，就是“社会主义”，管它实质上是什么主义。这就是老革命们的“社会主义逻辑”，哪里非要像毛泽东那样，较起真没完没了，以至于要让一个个老革命、老干部、老功臣，靠边站，让位给年轻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这真是岂有此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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