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党史》（页772）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当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大串联’遍及全国时，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仍努力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不搞武斗，不要影响生产”。这几句话，泄露了天机，但一般读者，没有能力把全部红卫兵运动历史纳入整个视野考察，也就看不到这个天机：红卫兵运动中的种种具体极端行为，包括派斗，就是这些特定人物和他们的组织，将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以党的名义故意搞出来的。西纠自成立之日就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支持，连周恩来在国务院的秘书周荣鑫，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也时常要亲临指导的（据我已经得到的资料显示，林彪也曾被西纠赠戴西纠袖标，但他与西纠的来往仅此而无其他）。
陶铸在西纠成立后至九月底一个月左右时间多次接见西纠红卫兵。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高干红卫兵组织就在周恩来、陶铸等调配下，充当了维护秩序的卫兵。西纠成立后更又在周恩来、陶铸等的安排下，担任了其后各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候的治安协防工作，更为特别的是，300多名西纠分子还曾被派往当年的广交会场维护秩序。
直白地说，西纠几乎就是陶铸等人的私人卫队，也是他们借以整治其他后起的平民红卫兵组织的“宪兵队”、“党卫军”（另外的高校红卫兵一司，也是他们操控的，陶铸是一司政委，贺龙被邀请担任荣誉总司令，此处不谈），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执行《十六条》“斗批改”的旗号，以“血统论”做指导，试图垄断革命权和文革解释权，凭借强硬的后台，利用毛泽东公开声言“不许镇压学生运动”和“他们都是孩子，不到18岁，判刑杀头都不够资格”这两大“心理软肋”，对一切反对他们的人和组织都敢大打出手，到后来他们居然私设刑堂、牢房，抓来反对他们的人，大搞刑讯逼供。刘少奇被彻底削权后，陈伯达曾亲临西纠设在六中的黑牢房，严令取缔，无效后，再次带人去加以二次取缔。实际上，西纠活动一开始，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等人就对西纠的活动，有生杀全权，当时只有他们能够制止得住西纠的过激行为，他们为什么不制止？
红卫兵运动后面还有相关评述，此处主要是为列举这个时期他们的活动和陶铸此期间活动的关系，先就此打住。
第三件是通过“换头术”等手段控制舆论导向。
9月4日：《羊城晚报》（9月1日改名《红卫报》）在报道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新闻时候，只登载有陶铸自己乘坐的第二辆汽车的照片。
9月8号：陶铸在接见武汉学生时肯定湖北省委围剿串联红卫兵“抓南下一小撮”等工作是正确的；同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大学学生时候说：“有人说我是黑帮，你们还派人到广州调查我的材料……我不怕”，“我讲的这些话，不让你们讲出去，如果你们讲出去，我就说是你们造谣”。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特别告诫全国：炮打司令部是炮打一小撮走资当权派，不是一切领导干部，也不是人民群众，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同一天，王任重在会见清华大学保派学生时说：“蒯大富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张大字报，不要理他，秋后算账”。王任重此时此景下发出这样的讲话，似乎表明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继续维持他们制造出的乱局多少时间了，刘少奇官复原职为时不远了，以下陶铸行为更加证明这一点）
9月17日：陶铸指令报刊发刘邓即期公共集体活动照片，还把邓的头像截下，挪到陈毅的身上，用换头术，假造邓小平的即期领导人集体活动照片。
9月18日：陶铸深夜会见广东省委操纵的广州保派代表团，说“你们不是保派，你们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保皇派”。
9月21日：天津保皇派组织50万人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开追悼会，陶铸下令新华社播发公告。毛泽东知道后说：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9月23日：陶铸向中组部派出变相工作组——顾问团。同一天，地质学院发生保皇派挑动的工人赤卫队和“斗批改”兵团攻击地院“东方红”整整一天的武斗，170多名“东方红”红卫兵被致伤，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陈伯达闻之，赶赴现场才制止武斗。
毛泽东对于这个时期的全国局势应该是了如指掌，十分清楚从《十六条》8月13日全国广播至九月底这个时期，尤其是八月下旬红卫兵运动蓬勃开展以来，《十六条》的执行完全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向进行，红卫兵“破四旧”开始以来的过激行为，因为保皇派操纵，不但得不到有限控制，还进而发展出保派红卫兵制造出来的红卫兵派斗，总体上看，刘少奇路线的活动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事态严重，不能让其继续发展。
陈伯达在9月25号会见外地来京学生时说：“虽然工作组在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他就实现指令，背后操纵假的文革来执行错误路线”，“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这是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毛泽东打算用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红卫兵反制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
第二天，9月26日，周恩来参加“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召集的大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林副主席、国务院向全体三司战士问好”，并点名批评三天前地院“9.23事件”中地质部压制地院“东方红”小将，再次重申，所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统统作废，一律烧掉，少数派在物质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也要平等（注：此一阶段造反派红卫兵由于受到刘邓路线的压制，还是少数派，在刘邓10月被彻底罢权期间和之后，才渐渐壮大起来，三司的时代全面到来）。周恩来的行动支持并放大了陈伯达谈话发出的政治信号。又过了两天，即9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敏感指示。这三个动作，表明毛泽东部署的战略反击即将开始，周恩来已经从与毛泽东的若即若离状态，变成明确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以上明确的政治信号出来后，陶铸作为当事人，不会不知道严重性，却继续接见西纠领导人，许诺他们十一庆典到金水桥维护秩序，十一后大干一场，之后让他们去广交会维护秩序。
十一庆典后，在配发新闻报道时，陶铸责令删除林彪十一讲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内容，责令新华社熊复要新华社发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于是新华社用拼接的办法伪造了一张，照片上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发行，还发到世界上，共4500套，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同时，陶铸责令将有关第三次核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向全国放映的通讯稿中“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一句中的“最”字去掉，还说：“现在不这样提，酝酿一段时间再说”。这就和王任重上面说的“秋后算账”严丝合缝起来了。显然，他是觉得在他们的力保下，刘少奇正在东山再起。然而，10月3号《红旗》杂志发出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发出了向刘邓彻底反击总动员令。
1966年10月9日到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政治生命由此次会议彻底结束。我在系列1，也就是总论中说，刘少奇是自己打倒了自己。到此为止，“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主要篇幅，都关涉“刘少奇自己打倒自己”这个论断。他在此次会议上做了检查，不久在毛泽东单独会见他的时候，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回湖南种田，条件是停止文革，恢复已经打倒的干部的职务，不要再批斗其他干部了。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个沉默不语，其实含义十分明确，读者各自解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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