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工作组开始撤销，王任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因为前期工作出色，进到中央，担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为刘邓卡位，在更高更好的位置执行刘邓路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王任重是完全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红卫兵运动势不可挡之后，他甚至替刘涛修改“炮轰”王光美的大字报，亲自操笔，代替刘涛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让刘涛潜伏到造反派红卫兵之中，迷失中央文革里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视线。江青等还真派人到清华大学，试图抄来刘涛的大字报看看，结果王任重操纵贺鹏飞等，让他们把持的清华大学广播站发出广播，不许清华外的人来抄大字报，并实行对外人的围攻，江青派出的人一无所获，也不知道这一切就是和自己在一个办公楼办公的王任重的政治杰作（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非常意味深长的是，我恶作剧想看看“百度”词条如何表述王任重在文革中的表现，结果只见到“王任重在文革中被关押、迫害”短短话语，连他在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其他任职情况都一概没有，直接跳到1978年后）。
张体学是湖北本地人，早年战功不小，曾带领队伍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这个刘是刘伯承）。他1956年就担任湖北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任常务书记，代理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党委副书记，省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是地地道道的地方诸侯级别的实力派人物。他的顶头上司一直都是王任重，此一期间完全在王任重的操纵下，在湖北开展文革。
九月初一些北京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张体学公开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导致2000名学生在湖北省会门前静坐、绝食，发生了“9.2-9.4事件”。不久湖北省委更掀起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张体学带头代表3200“湖北人民”，控诉南下串联到武汉的红卫兵（《大事记》）。
王任重和张体学可以说是中南局里的“刘邓”。王任重因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两个50多天里，坚决执行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刘少奇的实际权力被完全终结之后，受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揭批。即使如此，张体学还在一丝不苟执行王任重代表的刘邓路线，于11月17日纵容省委组织工人和保派学生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事情闹大了，他在造反派学生面前息事宁人说：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还说，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比我强，我对大串联，不理解，对红卫兵冲进省委，革我的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好，打掉了我的官架子，我是中间偏右。这位政客，此时主动的以退为进，似乎是自我批评的讲话，把对流血事件义愤填膺的纯洁幼稚心地善良的造反学生们全搞的不知所措。
造反派红卫兵在大字报揭批王任重的时候，相应地要求张体学承认王任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那时，刘少奇还是可能东山再起的，王任重也还没有被中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张体学拒不批判王任重，说：
【中央没有给王任重定性，我不能做结论，我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
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刘少奇路线如何通过组织路线得到贯彻的秘密全部曝光了。
王任重和张体学的合作情况，可以推而广之到全国，得见全国一般情况（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7年1月，刘少奇路线主要代表人物进一步遭整肃，文革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工人造反派起来，接力学生造反派继续造反，抓走了张体学，周恩来知道后，就命令湖北省委送张体学到北京休息，1968年二月初，张体学再被送回湖北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有以上三方面的材料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到，此一期间，刘少奇虽然不像以前处在一线一号位置，依然可以通过其保存完好甚至说是强化了的组织路线，利用全国对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分裂不知情的态势和新起的红卫兵运动，操控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中央到地方之整个文革进程和方向。
总之，从《五一六通知》开始执行，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关键的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是刘少奇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从开始执行《十六条》，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另一个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还是刘少奇路线。了解了这一点，就能确切了解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0月中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具体历史进程，确切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0月初提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终结刘少奇的权力。可以说，10月的中央工作会是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九
决定毛泽东打算完全去掉刘少奇权力的主要原因是上面表述的宏观政治态势，它可以简化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周恩来表现暧昧。中央政策执行取决于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也就只能写写文章，发发社论】。
不过，导致毛泽东在10月这个具体时间点上采取行动的，可以说是陶铸等人不断加剧的种种诡异行为。所以，这里值得专门交代一下陶铸这位后来被打成三号走资派的“具有松树风格”的人物，及其在文革5月份全面开展以来，尤其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某些意味深长的作为，以便全面了解他在前后两个50多天时间里都是死心塌地又变本加厉，执行刘邓路线的。
陶铸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暴动，据载还曾带特别行动小组厦门劫狱，以自带12人无一伤亡，国民党守军死20人的辉煌战报，营救出自己的同志。1933年曾被捕，获得周恩来、叶剑英发动的多方成功营救。1942年赴延安，1943年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是45年的7大代表。解放战争期间，在四野参加过“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后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1949年1月参加平津战役，是和平解放北平时与傅作义谈判的代表。1955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1961年兼任广东省第一书记、省常委，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开始后，由邓小平举荐于1966年6月4号正式接任去职的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同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被戏称为“接受大员”，8月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居第四位，协助周恩来国务院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
陶铸以上履历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同样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还有，他在广东先后15年多时间，建国初广东肃反扩大化，功不可没，1958年浮夸风，功不可没。很多人知道他的《松树的风格》上过中学课本，却不知道他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上过1958年8月号《红旗》，当时有科学家质疑他提出的“广东粮食亩产600斤，总产300亿斤”目标难以实现，他就写出此文批驳科学家，说他们是：“粮食增产有限论者”，是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殊途同归。他的女儿陶斯亮为他的这些功劳辩护说：“那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想极力纠正过来”，“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他说，共产党内如果允许拜师的话，我愿意拜小平同志为师。大概如是之故，并因为曾最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被打成第三号走资派，尽管他早在1969年已经因罹患癌症去世，但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是死人陶铸，而不是活着的其他人，1978年即给陶铸平了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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