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敢于打击大官、大款，是真假打黑的试金石

2012-12-31 09:21|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730| 评论: 1|原作者: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

摘要: 是否敢于打击那些以权谋私、权钱勾结，甘当黑社会保护伞的“大官”，是否敢于打击那些披着合法外衣为富不仁，残害百姓、称霸一方的“大款”，可以说是检验一个地方“打黑”是真打还是假打的试金石。

南都：你赞成重庆的“打黑”是运动式的吗?

　　陈忠林：关于这一点，我给你两组数据：一是根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余敏检 察长今年在重庆市人大上所作工作报告，去年重庆检方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176人，起诉涉黑团伙30个。全国有的省去年在打黑中抓获犯罪嫌疑人上 万名。对比重庆与其他省份打黑的数字，你认为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南都：那为什么有人会将重庆的“打黑”理解为“运动”、“文革式的狂热”呢?

　　答：我想很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尽管重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重庆“打黑”的规模也没有其他地方大，但是，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在重庆“打黑除恶”行动中，被打击的人中有10%以上接近20%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甚至是司法工作人员，还有顶着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帽子的“明星”企业家。如果其他地方也比照重庆这样“打黑”，还有多少涉黑贪腐的高官，多少仍然在靠违法犯罪方式起家发展的“明星企业家”可能落马?这些现在还有很大权力和影响的人会怎样评价重庆的“打黑”?

　　第二、重庆的“打黑”是和“唱红(歌)”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有人听见电视广播里的“样板戏”，就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一样;应该有很大一部分人从电视里看到重庆唱红歌的场面，会产生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的联想，由此及彼，就很容易把重庆的“打黑除恶”与文化大革命结合来了。

　　第三、在重庆这次“打黑”中，对媒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由于媒体的报道而空前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同时，很可能是基于同情“非官方”的本能，部分媒体在报道李庄案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辩方在法庭上大量于法无据、于理不通的表现，放大了法庭、控方一些主要由于前述原因由于而存在的问题，这样也容易造成一些人形成重庆“打黑”的偏见。

　　南都：你对重庆“打黑”的基本评价是什么?

　　陈忠林：这里再谈一个基本事实吧。到目前为止，在这次斗争中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中，尽管有不少不承认自己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但几乎都承认自己的确犯了被指控的大部分犯罪。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次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所打击的人，应该都是依照法律本来就应该受到制裁的人。

　　我个人基本上是全程旁听了李庄案的一、二审 ，部分旁听了谢才萍案和文强案的审理过程。就我个人亲历而言，至少在重庆这次“打黑”的法庭审理程序问题上，做到了其他地方或者审理其他案件时很难达到的公正。

　　问：就是说，您认为“打黑”整体上没有错，但在具体适用法律方面要特别注意?

　　答：我个人认为，由于法律规定相对模糊等原因，在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一般恶势力实施的刑事犯罪的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需要讨论的地方。但是，这次“打黑”行动中，重庆市检察院对涉黑案件中作出了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不批准逮捕率近7%;重庆市各级法院在不少案件中都对检方指控犯罪事实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决定，甚至否定了全案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性质。综 合这些情况来看，重庆高级人民法院钱峰院长所说的：重庆各级法院在这次“打黑”行动中，坚持“不因案多时紧而压缩审判程序，不因舆论聚焦而动摇判案标准， 不因罪行严重而限制被告人诉讼权利，坚持按程序办案、凭证据说话、依法律裁判，确保每起‘涉黑’案件的审判都经得起历史检验”，应该不是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