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王希哲（续）

2012-12-19 21:33| 发布者: 而东| 查看: 2886| 评论: 0|原作者: 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

摘要: 二十一、李一哲的旗帜我们走出东湖招待所的时候，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以魏京生被捕为标志，正在日渐地向下滑落。从监狱出来的第一天，感受到街头强烈的民主运动的气氛，我就认定，这场从北京发端，蔓延全国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李一哲向往已久，呼唤已久的民主运动。它要实现的目标，正是李一哲大字报的理想。我们的平反出狱，极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它的推动。我们应当积极地支持它，辩护它，投入它，而不应该回避它，更不应该 ...

二十二、伟大的中国之春运动

正如毛泽东抗美援朝，与美国人打了一仗，才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一样，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也决定与苏联的盟友打一仗，“教训一下”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东方的古巴”，来赢得卡特的信任，以建立世界性的声誉。但仗打得并不理想。中国军队付出了重大伤亡，暴露了各种问题。这势必引起党内外对他的信任危机；上海知青闹事风潮也终于动摇了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三月底，他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大棒，开始了向昨天还是他的盟友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清算。
这个风也吹到了广州。

对李一哲平反素怀不满的广州市委抓住时机下发了习仲勋对我四月一日侨光中学发言的批评。许多单位甚至还播放了录音讲话。
“王希哲作了煽动性的反动演说”的谣言不胫而走。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
我的诸亲戚反映说，平反后，他们才抬起一、二个月的头，现在不得不又低下去了。
我还是一条路 ---应战！

我向省、市委提出了抗议。习仲勋回应说，他对王希哲的批评只是个人意见，不是政治结论，正确与否，还须实践检验。习是开明的。
杨尚昆则说：“党内发文件，王希哲无权干涉。”
那么好，我发文章，你们也不要干涉。

我在刘国凯的《人民之声》第八期上发表了出狱后的第一篇文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努力》。这是我按照我的既定方针，即用民主的思想去解释和改造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这个办法，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文章中我提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之后有二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向少数领袖的，即寡头的专政，甚至个人的独裁专政发展，斯大林是这样作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作的；一个是逐步扩大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向工人自治、劳动者自治的阶级专政（最终消亡专政）的方向发展。铁托领导着南斯拉夫正在进行着这一试验。
它是符合列宁所说“把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变成劳动人民的政权”的方向的。这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的所谓合理性，便被我从理论上剜去了。

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又发了一个与《人民之声》记者的谈话。谈话中，我明确宣言，我将坚守李一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理想。我第一次公开声明了，我是所有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执笔人。这样，就使官方抓住李正天来造成影响以压制民运的办法，大打折扣。

习仲勋十分生气，把李正天等叫了去，拿香港转载的文章给他们看，说：“你们看，你们看，李一哲又出来了！”
香港两家刊物许行的《观察家》和李怡的《七十年代》都转载了我的文章。形成一稿多投。这是因为香港的大学生们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人民之声》，又不约而同推荐给了这两家杂志。以后，我便尽力设法避免这种使香港文化界朋友们被动的情况出现。

那时，香港各大学的大学生们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非常强。大陆开放以后，他们在“认识中国，关心社会”（认中关社）的口号下，蜂拥回到广州，详细地观察中国各方面的社情。他们的团体一方面和官方的青年团体联欢寻求合作，以帮助中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把关注的目光射向民主运动，竭力寻找民运人士，与之建立联络，以求得相互的交流和了解。总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本身是中国人，他们关心中国，关心国内民运都是很自然的，一个中国人应该作的事情。
但官方把他们视作外人，视作异已，视作似乎企图插手民运的很可怀疑的境外势力。

他们在街上购买《人民之声》认识了刘国凯，又通过刘国凯找到了我家。从此来我家探访的香港各界人士（仍以大学生为主）牵连蔓延，络绎不绝。
我遵循周恩来的教诲，广交朋友，来者不拒。并为他们迅速向内地幅射，提供了帮助。在后来我的《判决书》中，这也是我的罪状。
常来或来过探访我的香港朋友记得有：

张永强、王昭文、于品海（今天的多维老板）、文海亮、冯业兴、吴慕姿、刘山青、刘子濂、杜成、骆竞才、陈仕强、刘英杰、王耀宗、周鲁逸、曾繁光、马国明、刘少文、吴仲贤、林昭寰、游伟雄等等。在我被捕入狱后，这些朋友及其他未谋面的朋友李怡、许行、李卓人、张文光、陈鼓应、雷竞旋等多曾为我主持正义，竭力呼吁。在此我向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应我的要求，这些朋友为我带来了大批海外的书籍。

过去宣集文骂李一哲是德热拉斯的门徒，但在那封闭的社会里，我们根本没有读过德热拉斯的著作，心向往之。现在，我们读到了卡德尔，读到了德热拉斯，还读到了葛兰西的欧洲共产主义，佛洛姆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读了麦德维杰夫，读了托派王凡西，知道了香港的保钓运动，台湾的“美丽岛”运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总之，一九七九和一九八０年，我新获得的知识，使我突破了国内的狭隘眼界，使我如居高屋而建其瓴，批判的锋芒，越来越饱蘸国际的风云，它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

因此，中国之春运动中的王希哲，不仅是王希哲本人的，也是香港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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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略。习仲勋1980年离开广东上调北京。结束了与“李一哲”的关系。任仲夷接任。第二年，1981年4月，邓小平全面镇压民主墙。王希哲与徐文立等再入狱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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