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邓像前宣誓“新开拓”只字不提毛泽东

习近平在邓公像前宣誓“新开拓”引关注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日前往到深圳莲花山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习近平在仪式现场表示，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必须坚持的方针。习近平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

在《习近平巡深圳走“当年路” 显年轻版邓小平风范》一文中已指出，习近平此前曾强调，“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乎党的命脉和国家的前途”。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用平缓的语调宣示其历史抱负，标志着竖起了民族复兴大旗。此番习近平南巡开宗明义回答了中国仍要坚持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路。而且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读到，习近平所要引领的未来之路是“国富”向“民富国强”转变的过程，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带动大多数人共同致富的过程，这是他所引领的改革的动力、意愿和基础。

先富转向共富？

众所周知，是邓小平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结束了用阶级斗争及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进现代化建设，转而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连续两任中共领导人都在发展上仍然延续了“摸着石头过河”，继续深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理论。“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开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延续了34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等等不断刷新的全球位势，持续不断的量变已经使这个东方大国在诸多领域形成了质的飞跃，可以说中国的“富国”之路已经成功。

习近平在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后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样的这场做出这样的表态，是向中国百姓宣誓，过去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后要转向共同富裕。

观察人士认为，在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已调整以前的“唯GDP论”，可以看到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的发展，但还做的不够，还需要一场深刻变革，而深刻变革的目的是整个国家的战略转型，向全面均衡普惠方向发展，是国富向民富国强转变的过程，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带动大多数人共同致富的过程。这是改革的动力、意愿和基础，而要实现这场深刻变革是以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的。

其实，向“富民”转向在十八大报告中已有迹象。过去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此次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是一字之差，但目标是不一样的。过去是GDP翻两番，这次是两个翻番。

一个是国民经济总量翻一番，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其意义即在于，过去讲富国富民，现在强调强国富民并重，切实增加人民福祉。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炳炎向多维新闻表示，从先富转向共富，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设想，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让共同富裕成为分配调整的重心，恰逢其时。

邓：改革设计 习：改革实践

据悉，习近平向邓小平雕像献花鞠躬后，到现场民众中间进行交流。除了有当地的官员陪同习近平以外，还有四位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老广东官员。在他们的互动环节中，听到有老官员向习近平建议说，改革开放已经被时间证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甚至说，不改革开放谁都没有好下场。对此，习近平总抱以微笑，并接过话头说，从目前党的政策方针来看，坚持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中国改革取得突破的根本性前提，也是中国改革的基础性理论支撑。邓小平南方讲话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一大背景展开的。当年，邓小平讲，“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既然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站在社会主义门槛前的社会主义，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允许它发育成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政策有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渡性特征，我们不能用纯粹的社会主义眼光去苛求”。邓小平在当年南方谈讲里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此番在邓小平雕像前习近平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是对邓公的一个回应，也是新实践阶段的开启。

中共党校教授辛鸣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但不等于就不思跨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正是为了能真正从实践上跨越这一阶段。那么，为了未来的跨越，现在就不能轻言“定型”，所以要有“新开拓”。

辛鸣指出，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一种“定型”的冲动，像“中国模式”一再被一些人频频提出，反映的也是这种“定型”的冲动。这种冲动除了出于坚持初级阶段基本政策的善意外，也有一些利益诉求掺杂其中。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该阶段特定的获益群体。中国改革30年中，由于社会转型制度的不完善，由于权宜之计不可避免的负效应，使得一些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不应该、不公平的超额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他们的这些利益和地位都有可能风光不再。为了维护既有的利益和地位，就试图通过所谓的社会“定型”、制度“定型”来达到其目的。由于这样的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地位，甚至已经有了能影响决策乃至亲自操刀决策的条件，他们的诉求往往易于变为政策与制度。但是，如果他们的一些要求被政策化、制度化后，中国社会就可能会路径锁定而难有突破了。

中国社会处在初级阶段，但中国社会不能总处在初级阶段。如何既保持现有各项基本政策的不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未雨绸缪，因势利导，为中国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发展阶段跨越做好制度准备，这同样需要改革实践的大智慧。

辛鸣指出，改革设计与改革实践是不同的两件事。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那么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把邓小平提出来但没有做到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改革的权威、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就会重新回到中国社会。

（责编：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