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权的逻辑答周其仁教授

　六、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周教授说“更一般地说，既然叫社会科学，总要尽力满足科学活动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从可观察的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再以可观察的现象资料加以验证”。周教授认为我对成都没有深入调研，只是应邀参观了一下，没有用一条下过功夫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就写出整整一章“成都模式批判”，这样的写作，只能是马马虎虎的“游记”，与社会科学无缘。“观点不同还在其次，主要就是对方法论上不可容忍的倾向，表示一点寸步不让”。

　　作为反例，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例，周其仁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对成都研究上，在证据上是下过功夫的，“四年来我们对成都改革经验的调查，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今年七月我们课题组又一次结伴到都江堰茶坪村，大家把几年调研的数据凑了凑，发现成都各种非征地土地流转模式的对价资料，我们已经收集得到不少”，“联建方案，仅都江堰市就有2000例(我们收集到全部联建合同的副本)”，周其仁教授要用这些收集的论据来说明：“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一旦经由市场定价，可能表现为惊人的货币财富”。

　　我们来看周其仁教授的论据和论证。

　　周教授及课题组在成都市收集了大量论据，证明只要农民自用建设用地经由市场定价，就可以表现为惊人货币财富，但从周的介绍中，我们看不到市场主导的定价过程，而就我的了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并非农民自由定价而是要由政府立项的，因为是用地指标，指标不存在质量好坏，所以所谓买方的竞价，只是政府一方所出地价，何竞之有?也就是说，增减挂钩项目，不过是成都市利用国家政策通过腾出农民宅基地而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所付出的成本，与市场无关，也与所谓“农民自用建设用地一经……即”无关。

　　周教授及其团队收集了全部联建合同的都江堰市联建案例，其实就是用农民的宅基地建小产权房，从而获利。真是辛苦周教授及其团队了，建小产权房可以获利的道理，不用周教授到成都调查，到北京郊区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了，在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周边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了。

　　从周教授及其课题组收集论据的态度来看，——收集了都江堰市2000例联建合同的全部副本，——我要向他们致敬。而从他们收集论据的科学性上讲，我感到困惑。周教授及其团队将如此多的精力放在收集因为政策限制而造成稀缺从而引起高价的案例上，并通过这些案例来说明，只要政策放开，允许农民土地自由定价就可以表现为惊人财富，这种研究的功夫好象是下了的，不过功夫只费体力，好像下错了地方。与周教授调查相反的意见，周教授一律视而不见?比如：有报道说：“从成都市目前操作中的集体土地入市项目来看，能够盈利的几乎没有，基本都是在城市反哺农村的大前提下，由政府支付了相当数量补贴来完成”(吴红樱：“风疏雨骤来时路——成都农地确权改革报道”《国土资源》2009年第2期)。

　　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除了周教授讲的论据以外，还需要有思辨能力，还需要有对所研究对象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深入理解与说明，否则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困境。

　　成都土改，或成都模式，虽然我只是应邀参观了三个村，走马观花都谈不上，但关于成都市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且正是因为报道的铺天盖地，让我认为，应对成都土改进行研究，成都城乡统筹改革当然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有各种好与坏的方面，笔者无意全面研究和评价成都(及重庆)进行的城乡统筹试验区改革，但笔者通过媒体报道及调查获取的成都土改的部分文件材料，对自己认为存在问题的方面提出不同看法，这是犯了那家大忌?为何就不科学了?笔者书中引用了大量媒体报道，成都官员的各种讲话，从媒体报道和官员讲话中，笔者发现成都土改存在乌托邦情绪，因此认为有必要撰文批评。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乌托邦情绪，背后是对短期政绩的追求，这种情绪绝不仅仅表现在成都市的官员身上，而是全国地方官员的普遍现象，中央因此不得不接连发紧急通知，不得不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按政策办事。成都和重庆与全国其他地方政府的差异在于，成渝借全国城乡统筹建设实验区的名义，在“土改”问题上比其他地区走得更远。本人看到其中问题，提点批评意见，泼点冷水，何错之有?

　　七、关于学术态度

　　即然周教授认为笔者对待学术的态度有问题，笔者就在此再多说几句：

　　前面已述周教授是土地研究领域的老将，笔者只是一个新兵，因此，周教授耳提面命，本人不胜荣幸。不过，周教授在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真理在握的姿态，多少有点缺少前辈的风度。

　　我知道周教授年轻时是常下去调研的，并因此对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设计的贵州湄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目前已上升为国策。不过，从周教授讲“给农民更高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的利益”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来看，周教授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全国农村做深入调查了。周教授调研的时间总是有的，只是周教授是名人，给重庆市委书记市长写建议，是成都市委书记市长座上宾，想来周教授的调研，很难真正走进农民的生产生活中。满足于现象的收集，且靠学生去收集，这样的调研，恰恰是周教授所反对的走马观花吧?

　　最近十年，笔者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1000个工作日，几乎在全国所有省市农村进行过调研，对农村情况和农民生活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最近的几年，中国农村是正在发生巨变，不常到农村调研，我们很难理解农村的状况。同时，农村巨变也给学者提供了研究机会，笔者及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平均每年在全国驻村调研时间超过4000个工作日，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笔者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已有对当前中国农村巨变的描述，其中尤其对当前中国农村的分化，农民利益的多元化等等都有初步分析，笔者并认为，现在很难再用一个笼统的农民、农村或农民土地来抽象讨论农民的权利问题包括地权问题，而必须具体地有针对性地讨论哪一部分农村的哪一部分农民的哪一部分土地权利(有点绕口，抱歉)。

　　但周教授坐在北京，站在半空，是不用读本人全书的。看周教授在文章中的口气：

　　去年秋天的一次调查中，当地朋友提及一本专门批判成都模式的书，……同学从网上购得的……，看书名是《地权的逻辑》……似乎没有专批成都呀?翻开目录，在第三章的名下，才看到‘成都模式批判’几个大字。那就读一读吧。

　　接着读下去，是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对于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成都市来说，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以扩大市场化程度为手段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也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对全国农村并不具有借鉴意义。成都实验应该立足成都特点，不需要考虑全国的情况。我甚至认为，成都实验明显存在乌托邦情绪，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第266页)

　　不知道其他读者怎样看，我觉得这段引文的文理不通：第一句说成都实验可能成功，但对全国意义不大;第二句说成都无须考虑全国情况;第三句又说成都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作者到底要说什么呢?

　　不去管他吧。现在有的学术著作，也许就不是让读者能够读明白的。于是转到另一项查询，这长达54页、对成都改革试验充满批判性结论和断语的批判章节，究竟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

　　翻来翻去，……反正翻遍本章，作者对成都模式的全部批判，居然就没有一个论据来自他自己的第一手调查，参观甚至走马观花!

　　他是在写成都游记吗?……

　　马马虎虎的游记，不要说文理不通，即使文采飞扬，怕也与科学无缘，……观点不同还在其次，主要是对方法论上不可容忍的倾向，表示一点寸步不让。

　　一边读，一边不免好奇。怎么连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楚，贺教授的是非判断就劈头盖脑落成白字黑字了?他到底受的是哪一门的训练，可以如此毫无心理障碍地在单薄得不能再单薄的事实的地基上，迅速盖出这么一座挂满批判幔帐、极其唬人的“大楼”?

　　耐心翻找，……。

　　读来读去，我终于明白这差不多是一套让世界死寂过去的“逻辑”。

　　很荣幸，在贺批成都的第六章，第一个列出来痛加批判的靶子，就是区区在下写过的一句话。……

　　不过倒是好批呀?在下的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难批的。你只需找出一个实例，……可除了用他那著名的“死寂逻辑”推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贺教授压根就拿不出哪怕一个实例来举证，……可惜，一概没有。

　　天底下真有这么一套“地权逻辑”吗?

　　从以上所引，周教授给了我很多顶帽子，要之有：文理不通，学术态度不端，方法不对，学术训练不足。周教授将笔者的书翻了一翻，再翻来翻去，就找到了这么多帽子，当然，半空中的周教授是用不着花时间来心平气和地读我的书的，也是不用和笔者就具体问题和观点进行讨论的，他只需要从态度和方法上把我批倒，且只需要安上几顶大帽子将我标记为一个不学无术的学术混混就可以了。

　　他还写道：

　　在本书封底，赫然印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多次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张路雄先生为本书写下的推荐语：“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厚的对农村、农民的了解，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因此可以具体分析农民中的那部分(拟应为‘哪部分’——周注)人对各种政策的不同态度，以及各种政策在农村引起的具体变化与效果。” 认识张路雄多年，有不同意见也算老朋友了。我倒想问问路雄兄，大笔一挥写下广告词之际，读过这本书没有啊?

　　连推荐本书的张路雄先生也是周其仁教授的老朋友了，他质问张路雄为什么不读这本书却写广告词。遗憾地告诉周其仁教授，张路雄先生的学风比周教授严谨多了。周教授对本书只是翻了翻就写出近8000字的大字报，张路雄先生不仅仔细阅读了本书，而且在本书打印稿上做满了记号。张路雄先生显然很认同本人的观点，他在自己新著《耕者有其田》后记专门提到“我觉得贺雪峰教授及其学生对中国农村的深入调查和准确理解，是我在农业经济学界中少见的”。周教授若能有一点张路雄先生的学风就好了。

　　以前一直以为周教授是假不懂土地问题，现在看来，也许是周教授真不懂中国农村土地问题?

　　2012年3月21日

　　参考文献：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张路雄：耕者有其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周其仁：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真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吗?经济观察报，2011年7月22日

　　刘守英：“贵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4年效果调查”，改革内参，2012年第7期。

（责编：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