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后的形格势禁与改革走向

18大后的形格势禁与改革走向

赵 磊

这两天有朋友跟我谈到最近李庄翻案一事，说：“又一轮斗争高潮开始了”；还有朋友调侃：“是不是胡汉三又回来了？”12月1号晚上看到媒体报道，《人民网》发表了李泓冰的评论文章：《杜绝空谈，改进党风先要改进表达》。此文一出，据说立刻引起了社会关注，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并冠以《人民网：薄熙来雷政富当政时大言炎炎私下却蝇营狗苟》之类的标题，很雷人眼球。对于由李庄翻案掀起的“继续抹黑”运动，有体制内的朋友愤愤然道：“为什么正义的声音过度沉默？”这引发了我的思考，下面谈三个问题。

笫一个问题：“共同富裕”与“深化改革”

18 大后有两组口号引人注意：一组是“共同富裕”加“为人民服务”，一组是“深化改革”加“打破利益集团”。对于前一组口号，主流媒体几乎是选择性失明；对于后一组口号，主流公知们却异乎寻常地上心。比如，最近北京的“经济学人”很忙，又是开论坛，又是发文章，说是要“探路，中国再改革”云云。连吴敬琏也高声呼吁：“推进改革要克服既得利益阻碍”。至于他们要“深化”、要“改革”、要“克服”、要“打破”究竟是什么东东，那是司马昭之心——早就“路人皆知”了。

中性解读，“共同富裕”加“为人民服务”，与“深化改革”加“打破利益集团”，这两组口号没有理由要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原本是可以并存的；但是在现实的语境下，这两组口号之间的微妙区别，人们其实心照不宣，是心知肚明的。对于“普世价值派”和“法律党”而言，不论如何标榜自由、平等、愽爱和民主，他们在骨子里那是相当地憎恶“共同富裕”和“为人民服务”的——哪怕只是口号；对于左派而言，不论“新左”、“毛左”如何定位自己的立场，面对两极分化和精英至上的冷酷现实，“共同富裕”和“为人民服务”都是左派不得不坚守的起码底线。

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主体、基础和条件，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我在《为“共同富裕”正名》一文中早已做了初步澄清，这里不赘述。另外，关于“改革”这个词汇，不久前刘国光老师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文章，做了相当深刻的剖析，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讨论。

第二个问题：“想做啥”与“能做啥”

对18 大后的形格势禁，人们的研判见仁见智，即使在左派内部，分歧也很大。有很多人心存疑虑，说是要“察言观行”；甚至有人声明，自己早已灰心丧气，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云云。不过宏观而言，右派比较失落，左派比较乐观——谨慎乐观。

为何左派比较乐观而右派比较失落呢？我想，这与18大报告以及习总书记的三个讲话有关。那么，为何许多人仍然心存疑虑呢？我想，这同样与客观的社会现实有关，这个客观现实就是：多少年来，都是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言说占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诉求一直被打压封杀，因此，不同话语的遭遇如何，至少是检验未来的一个试金石。加之山城事件对正义力量伤害留下的阴影，善良的人们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当会不会“帮倒忙”？所以，其一言一行都相当克制。为啥李庄翻案能如此嚣张，而很多人则持观望态度？其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此。

18大以后，各种力量在主观上都希望未来中国按照自己的诉求发生变化。问题在于，想做与能做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主观愿望，后者是客观制约。这其中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就有过深刻分析。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不论官府还是民间，不论精英还是草民，这个道理都适用。比如，今年9月的反日游行所显示出来的民意和正义，对于任何企图“去毛化”的主观愿望，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客观制约。

最近刮起的李庄翻案风来势汹汹，很多善良百姓忧心忡忡。在我看来，这股翻案风不仅与18大后的大局不在一个调上，而且完全与客观存在的民意民心背道而驰。有人说，18大后“沾沾自喜高枕无忧的人实在太天真了点”，这个提醒当然有必要；但是，借李庄翻案风就想把“唱红打黑”给彻底灭了，我的判断是：李庄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看看《人民网》发表的那篇“继续抹黑”的高论后面的跟帖，民意的表达难道还不清楚么？面对如此执着的民意，一个刚刚宣誓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班子会熟视无睹？会置若罔闻？甚至会与这股翻案风沆瀣一气、推波助澜？有人很希望全国人民都相信李庄的这个愿景，可我不信。

第三个问题：政治与经济

说到中国未来的改革走向，我在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做了分析（见拙文《政治与经济：中国改革未来的走向》，《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那篇文章的基本判断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演化，使得中国未来的改革焦点愈来愈指向政治层面。

由于这是一篇在公开刊物发表的文章，“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所以，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如何着手，如何深化？其中的深层次看法和诉求不可能在那篇文章中展开。问题在于，右派也把兴奋点聚焦在政治层面，同样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強烈诉求。但是，此政改决非彼政改，这两种改革的诉求，其内涵和本质有着天壤之别。因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这里，我简单谈三点：

（1）有人认为，中国未来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经济领域，比如增长、就业、环境、分配、股市等等。这种判断其实是主流经济学思维定势的延续，并没有正确把握住中国当下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当然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尤其是，在某种客观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恰恰是“必须的”（马克思称为反作用），没有这种反作用，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得不到纠正，经济领域的问题就得不到有效解决。

（2）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但政治问题首先是思想意识问题，其所表现出来往往是理论之争、观点分歧、信仰对立。所以，政治路线当然重要，然而意识形态也不容忽视。习近平同志之所以把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提高到是不是“缺钙”的高度，其深意就在于此。最近大家都在强调习总书记的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我看来，习总书记所说的“实干兴邦”，其本意并不是说只要闷着脑袋干活就能“兴邦”，而是说要在正确的道路上“实干”，才能“复兴中华民族”；习总书记所说的“空谈误国”，其本意也并不是说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了，而是说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改”、“唯我独尊”的精英主义除了把人民群众当作傻子忽悠之外，只能误国误民。

（3）民谚说：“察其言，观其行”。至于“言”的公信力究竟如何，自然要由“行”来检验。不过，虽然行动是检验言说的基本标准，但看一个人首先是“察其言”。所以有：“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言不由衷”，“言行不一”，“顾左右而言他”，“不可言说”，“一言难尽”……等等对“言说”的拷问，由此可见“言说”的重要性。如果连正确的理想信念都不敢“言说”，甚至耻于“言说”，还奢谈神马“行”呢？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红色模式：不仅有言说，而且有行动；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逻辑清晰，目标明确，知行合一……惜乎！就此打住，不说也罢。海德格尔说：“不可言说就不要说”，但我忍不住还是要言说一句老话：历史会有公论，民心就是丰碑。

（责编：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