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上文说，“516通知”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最后警告和最后保护令，他若不清理走资当权派，他自己就会被清理。在系列2里，我也早就说了文革开始后50多天里发生的事情，对于毛泽东最后下定决心废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取到了决定性作用。现在的主流历史叙说，对这50多天用了最小的篇幅来表述，如描写建国到1978年历史的长达1074页的《党史》第二卷只用了不到3页的篇幅，而且是用春秋笔法，做了必要处理，留给阅读者又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一般人读到的是，毛泽东下定决心，近于疯狂地不顾一切，谋求天下大乱，利用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校园文革烈火，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紧跟毛泽东，配合毛泽东，到处煽风点火，挑动和支持学生，犯下了滔天罪恶，而刘少奇邓小平呕心沥血，维持国家稳定，结果反被毛泽东诬陷镇压学生运动而打倒。为了证明这场运动的惨无人道，证明学生运动就该遭到镇压，叙说者往往要把1966年6月18日发生在北大的“批斗黑帮”（一般简称“618事件”）掐头去尾，单独列出来，抹去一切相关的更为重要的背景和具体过程。 那么，在文革“头50天多天”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废黜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要把邓大人说成是二号走资派？我这里也不打算太过仔细描述，仅把几个关键问题点一点。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聂元梓大字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之前一天（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后来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现在的正统说法是聂元梓受到康生老婆曹轶欧唆使，充当文革第一个打手。因此这份大字报是康生阳奉阴违的具体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掌管北大的陆平，在任何方面都是严格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打击学生老师，引起左派愤怒，左派一直在不断和他斗争。彭真一直保护陆平，并于1965年7月，组织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发言假借毛主席名义说：“毛主席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听听，很熟悉是吧，陈毅后来也如法炮制过：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指示邓拓、许立群等陆续组织斗争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时间长达数个月，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革前夕。聂元梓当时挺身而出和陆平斗争，由于彭真保护陆平，聂元梓没有成功，但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还把事情闹到高层去了，中央派出调查组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是调查组成员，去北大是正常工作。不过，可以推测，常委会上的《516通知》精神聂元梓应该是通过曹轶欧得到了，所以聂才有又了勇气写出大字报，继续和陆平斗争。就是说，聂元梓大字报是1964年以来聂与陆斗争的延续。那个时候，康生都不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真实想法，对刘少奇是毕恭毕敬，事事也要听其安排的（所以彭真《二月提纲》可以越过康生，不理会康生），根本不可能，也不会通过曹轶欧来搞针对刘少奇的阴谋，充其量是鼓励聂元梓对陆平甚至对已经被批判的彭真的斗争，与煽风点火搞乱天下毫无关联。他把大字报报告给毛泽东是工作职能要求的，不能说是别有用心。毛泽东看到后做了特别处理，责令广播全国，当属毛泽东自己的考虑。主流既然是把聂元梓的大字报作为关键事件来表述的，就该把前后背景作出相应交代，尤其对社教运动中陆平等迫害左派作出交代，对调查组一事作出交代。 第二问题是关于“工作组”。 主流首先是肯定刘邓派出工作组没有错，其次是暗示派出工作组先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来毛泽东出尔反尔，说没有同意，故意对刘邓搞欲加之罪，却对于工作组的具体工作方式方法和造成的实际后果不谈，这样就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到派出工作组对还是不对这个形式问题上，转移到毛泽东出尔反尔上，让读者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对刘邓贡献出饱满的同情和善意。 5月31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带人改组《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毛泽东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责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几乎就在晚上8点大字报播报完毕，刘邓工作组先头部队就在张承先带领下进驻北大。这里哪里有刘邓就派出工作组给毛泽东汇报征求毛泽东同意的时间和可能性？（有读者说：电话汇报征求意见怎么来不及。可这正是主流给出的说法，还说刘少奇后来到杭州给毛泽东亲自汇报，毛泽东又不同意，以此“证明了”毛泽东“出尔反尔”。实际上，7月29日周恩来倒是坦诚 “中央派工作组”是“的确迫不及待”，还承担了部分责任，参见后文）。刚才说了，本来有个调查组在北大工作，这个调查组不利于保护陆平，因而不符合刘少奇的胃口，他就要撤掉。这样就有工作组取代调查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随后两天，刘邓开始从中央和北京市调集干部组成工作组，从3号开始陆续进驻北京各高校。薄一波主管的公交系统有大批干部，进驻15所高等院校，团中央调集1500多人，到中等学校，光是北京市文教机关就有7239名干部进入工作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把无论以什么理由批评党委的人，都称作流氓分子，还把文革定义为“反右”运动的继续，又一次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用刘少奇的另一大员王任重的话说：“四清”加“反右”等于“文化大革命”。以此为指导方针，工作组在学校大抓学生和老师“反革命分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完全改变了中央《516通知》明确规定的打击走资当权派，保护普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方针政策。这样才导致了许多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工作组，出现最初的造反组织。北大的“618事件”就是反抗工作组的经典事例。 “6.18事件”一般被主流或者被知识分子看作惨无人道事件，因为被压迫的忍无可忍的学生将张承先保护下的一些人拖上“斗鬼台”，“斩妖台”，不看其前因后果，就是这两个名称，就够做一篇妖魔化学生的文章了。这一事件被张承先汇报给刘少奇，刘少奇立即冒雨偷偷来北大看大字报，随后批示说“618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北大五个校门都被关闭，由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事件的，人人检查，没有参加的，也要求检讨自己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事态，不少无端受围攻和斗争同学甚至自杀。自此以后，张承先在北大建立起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与此同时一些学生突破张承先的封锁，跑到相邻的清华大学，向清华学生报告北大工作组的恶劣行径，结果这些北大学生被蒋南翔组织的人马押送回北大。虽然如此，这一行为还是使清华早已开始的反工作组事件变得激烈起来。6月19日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遇到蒯大富。这位外地普通家庭孩子当然不知道面对的是薄爷，就和薄爷发生争吵，提出要赶走工作组，遭到薄爷的训斥：“你们要和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还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达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斗黑帮”，同一天王光美受刘少奇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打算在清华再搞一个“桃园经验”。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反干扰”。 刘少奇对北大的“618事件”批示后不久，所谓的“反干扰运动”即开始（反对干扰工作组工作）。6月21日，蒯大富写了大字报说要夺过工作组的权，当天王光美就再次到清华，怒斥“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22日，王光美电话通知工作组说要来清华参加蒯大富所在的化九班的会，结果没来，蒯大富和其他学生觉得被愚弄了，蒯大富随后写出大字报质问工作组《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酿成所谓“电话事件”。 6月23日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他讲话说：“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同一天，薄爷、陶鲁茄在北京布置“反干扰”，陶鲁茄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切，要追根，要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当时都知道是毛泽东要搞文革，用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文革烈火，那么这个“背后黑线”是谁，当然是毛泽东。可见，他们“挖黑线”实际上就是抵制文革）。此后，“反干扰”，“抓游鱼”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清华工作组为了保护蒋南翔，就把基层和上中层干部500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赶“上楼”，“靠边站”，“撤职罢官”，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是好的”。 6月24日王光美和工作组长叶林出马组织大规模声讨蒯大富大会，蒯大富紧抓“电话事件”不放，予以回击，于是26日开始王光美组织了拥护工作组的游行示威，打出口号标语：“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6月28日王光美再次组织蒯大富批斗会。 7月3号，刘少奇又作出指示：“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要把蒯大富当作活靶子大，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于是，7月7日，王光美第三次组织蒯大富批斗会，到处都是拳头对准蒯大富，蒯大富失去人身自由，后来以绝食相抗争。王光美批斗蒯大富前后20多天，清华受牵连遭受批斗的还有700多人，其中多人被非法监禁，多人神经失常，7月2号、5号、7号三天还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死），大批学生被整了黑材料，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许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王光美还要“楼上”干部“用实际行动支持工作组”，“将功赎罪”，“反蒯有功的可以下楼”，一些人确实“洗澡下楼”成功。王光美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在干部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制造敌对情绪，挑动他们互相斗争。 “反干扰”还发生了更加荒唐更加残忍的事件，就是林业学院“22个问题事件”。6月22日林院5个同学根据他们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得到的记录整理写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XX同志谈话纪要》（即“22个问题”），回应了当时同学们关心的主要重大问题，深受广大同学欢迎，一时间广为传抄，还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大城市、十五个省、自治区。很快，这份大字报被薄爷根据刘邓指示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要“清除流毒，肃清影响”。五位学生成了“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残酷斗争。林院也成为“反干扰”重点学校之一。7月9号工作组召集12个院校4000多人参加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清华三个传抄的学生被打成小“三家村”，还有史姓老师因为传抄被打成反革命而忿忿服毒自杀。全国有组织地进行类似的批斗会，造成全国4000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被逼吐血，两人被逼疯。 据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校，工作组就把10211学生打成“右派”，2591教师打成“反革命”。 北京高校还有很多类似事件，如地质学院的“6.20事件”，就不一一列举了。刘邓是要把北京搞成全国文革示范城市，因此全国各地工作组都是严格执行刘邓路线，也必然出现类似的群众斗群众或者群众和工作组的严重对立事件，如六月初上海的“围攻少数派”，西安交大的“6.6事件”，武汉大学事件（与王任重有关），广州“《北京来信》事件”（与赵紫阳有关），“长沙惨案”，“兰州事件”，“铜川血事件”。 高校如此，中学安宁吗？非也。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为例，刘平平当时是高一学生，向刘汇报工作并把刘的指示带到学校工作组，刘指示说，5%是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就不行了。结果，该校的90%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激起一些学生的不满，该校陈家康，何方方写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大字报，直指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表达对工作组的强烈不满。当天，刘少奇接见该校工作组勾德元等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好嘛，蛇出动了，消灭他们就容易了”。工作组于是对陈、何两学生组织三次大规模斗争，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默许下的武斗。1000多名学生中，200多人遭到迫害，这些学生后来跑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宣誓斗争到底。 副司令的千金当时在师大女附中，他对女儿的指令是“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个女附中就是“红八月”里女校长被打致死的那所学校，此处不多说，留待谈“红八月”红卫兵运动和高干子弟组织“联动”暴行的时候再说。 以上三个问题一旦清楚了，并沿着其脉络发掘出更多内容，自然就明白了刘邓是把文革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了。“516通知”要求清理的走资当权派一个没有清理，而普通学生和普通老师则是全国性哀鸿遍野。刘少奇既然完全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最后警告和最后保护令，主动清理走资当权派，那么他自己被清理就是在所难免了，剩下的只是何种方式方法和什么时间的问题了。 （以上资料来源《大事记》） 十三 毛泽东身处外地，当然没有忽视北京和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已经严重偏离了文革预定目标，他于7月18日回到北京，7月19日就批评刘少奇等人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革命变成反革命。 7月21日，关锋受康生委托到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关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等两次到北大调查。 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同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率文革小组在北京广播学院发表讲话，肯定学生对工作组的斗争。 7月25日，毛泽东召见中央书记处和文革小组，说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不行。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同日，北大操场爆发大辩论，有上万人参加，辩论主题是文革方向。康生、江青到会，康生会上宣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至此，此前工作组嘴里的“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真相被揭穿。学生群情激愤，并纷纷控告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同时许多此前遭到压制的学生老师连夜分赴各校传达消息，兴起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反工作组的又一轮高潮。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下令撤销工作组，同日陈伯达、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员第四次下北大，组织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讲话：“建议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它是阻碍文革的障碍物，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不是由谁指定，要有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会上，20多名高干子弟给工作组唱赞歌，还为工作组辩护：“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多么熟悉的声音：三天以后，它在人民大会堂响起）。 7月27日，刘少奇单独找康生谈话说，指斥康生对蒯大富问题“不了解情况”，康生反驳：“蒯大富是革命的”。刘：“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辩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晚上，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到北师大，陈伯达号召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几千名学生欢呼雀跃，之前被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学生对工作组进行了控诉。 7月28日北京市正式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通知。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撤销工作组的《决议》。 至此不同寻常的50多天总算结束了。 7月29 日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历史书籍都无法回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书特书将其传奇和演义化了）。 2011《党史》有9行字的简短记载这一天，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文字长短大致与《党史》相同，但对应内容出入较大： 【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指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右而左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我将以上记载对照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发现以上记载严重不符合事实，我又将高文谦和严家其的记载和《大事记》进行了对比，高、严的记载在《大事记》里全有，而《大事记》更全面，里面关涉副司令的，高、严出于给副司令避讳，舍而不用。我把五个记载加一点评说，作为一个附件附在文后供大家参考。这里只先把结论说出： 周恩来的确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说那是中央“迫不及待”，自己有责任，为刘邓分担压力，而刘少奇没有承认错误，所以谈不上推卸责任，邓小平不承认错误，只说有些工作组有工作错误，责任由工作组承担，从而把一切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毛泽东会前派周恩来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出来会见了与会代表，大会最后是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以上表明，中央文革确实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但对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也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其主要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是很浅的介入各级学校文革，主要只是向毛泽东汇报一些情况，毛泽东回北京之后，他们才接受毛泽东指示较多介入学校文革。文革小组所作还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他们是普通学生老师、人民群众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代替毛泽东解救了那些遭受打击迫害的人。太多学生老师，在这50多天时间里，经历了从地狱再返回人间的过程，从而终于领会到了毛泽东才是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真正代表了反压迫，代表了反资产阶级和反一切其他特权阶级的正义力量，真正代表了翻身解放，真正代表了造反有理。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体验，它不同于与拿枪的敌人做斗争的革命体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在那个时代，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不由得收紧心，泪流满面。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愚昧或者造神。现在的一代，已经不能获得这样体验，也不能对那段历史建立任何真实感，只会在主流的引导下幻想文革、捏造文革、诬蔑文革并诅咒文革。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亲历或半亲历的人，有责任将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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